今年是我抵达的第三个本命年。

我出生在1987年兔年的春天，农历二月初十。据我母亲说，那个季节上海还很冷，对坐月子的产妇来说，不是太友好。记得24年后的2011年，冬天也很冷，全国的平均气温是-4.1度。大自然似乎有它自己运行的逻辑，会让一些时间有规律地流逝、又重现，提醒我们曾走过的那些岁月。

小时候的春节，上海天气也比现在要冷得多。屋檐上会挂着冰柱，走在路上容易滑跤，手过一下自来水就会变成红萝卜，小朋友藏在手套里的小手和帽子里的小耳朵，许多都长着冻疮。好在吃完年夜饭还能放烟火，现在想起来都是危险的事情。大人挂鞭炮，小孩子掼划炮，胆子大的青少年玩窜天猴、乖巧的小孩就放放夜明珠，还要顾及不要烧到别人家阳台上晾晒的易燃物、以及黑夜里看不太清楚的对面的小朋友。长辈们做的菜都很复杂，需要好多天的流程，比方走油肉、肉丸子、蛋饺、鳗鲞……房间里热气更多来自厨房的炊火，而不是电能。

过年也是小孩子能见到神明的日子。

我们家是在大年夜祭拜，外婆会兢兢业业烧两桌菜，在傍晚四点半的时候先给看不见的人吃。桌上也会放酒。她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召唤那些只有她一个人看得到的亲人，给他们排座椅。谁和谁坐在一起，谁和谁不能坐在一起，在世恩怨像棋盘一样静止在某一刻，只有外婆一个人搞得清楚的那一刻。我十岁那年，多了一个属于外公的椅子。

一般是在烫完酒的时候，外婆就宣布开始这个重要的欢迎仪式。看她开始倒酒点蜡烛，母亲就会拿一个火盆去外面烧金纸。这个流程里，会需要小朋友帮忙。一直到成年，我都负责做这件“小朋友”负责的事。

金纸是摺得很考究的，烧前要把它们一锭一锭拆开丢进盆里，再点燃一锭，燃烧其它的那一些。专门给太祖父家族的，外婆会用红色的大袋子包好，用记号笔写上他们的名字。烧红袋子前，还要先烧一些黄纸。我想它们都有自己的含义，只是我说不清楚分别是些什么。烧完纸，就是磕头。对着看不见的两桌人，还有土地公公、婆婆磕头。磕两遍、也许是三遍，依据的是桌上的蜡烛和香的质量。有时它们能多烧一会儿，有时很快就塌了。磕头的时候，可以许愿，我从没认真许过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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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长一段日子，尤其是青春期，我都十分反感这个仪式，理由也比较单纯，因为日子明明一天天不好了，我的小家庭也解体了，我们的祝福都落空。一年到头，经历的都是灰色的事，就很难对那些看不到的人有漫长的耐心。我也抱怨过为什么大过年要把热菜放到冷再吃，抱怨过火烛和木家具很危险，但没人理我，最后还是要磕头，这让人感到无比压抑。上大学的时候，我把对这些仪式的人反感和怀疑，写成了中篇小说，投稿给了《上海文学》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很幸运被刊登了。那是我写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给我带来了5000元奖金和一张证书。但生活还在继续，挣扎也在继续。我对神明不冷不热的服务态度，和对文学创作的热情由此形成了奇异的冲突，不知是前者在供养后者，还是后者令我一再地回到不痛快的世俗生活现场，一遍一遍地审视自己的来历。

真正令我的想法改变，是在2018年夏天，外婆过世后的一周。常州的亲戚们都陆续来到上海。虽然神明没有来，但灵堂就在神明们吃年夜饭时一样的位置，火烛和香也是相似的气味。我的亲戚们，尤其是女性，好像都很会摺纸钱，她们能变着花样的摺出许多“钱”的形状，元宝、金条、莲花。而我只会一种，我母亲连一种都不会。外婆甚至有先见之明地，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为她自己过世后的五年，摺好了整整齐齐几箱的“钱”，她知道我们不相信也不会做，就耐心地为自己的相信做一做。那天，亲戚们就坐在这个房间，为她摺了整整一夜元宝，算作守灵。我也缓慢地叠了一些，坚持到夜里10点钟，实在太困，就回家睡觉了。第二天再去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一盒一盒奇迹般的亲情，多到让人灵魂震颤。它是那么手工、整齐、那么真诚。我为外婆身后拥有过那样的一个夜晚而高兴。虽然我依然不是那个世界的人，但我突然明白了她曾坚持为那些看不见的人做的事，形成了她自己完整的生命故事。原来她不是为祝福生活越来越好而祭拜，她是怕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孤零零、失去凝聚的联结，提前做着她心中万全的准备。也许我们看不见神明，但神明每年都见过我们。

有一年，我就和很多当时的年轻人一样，过年旅行打发年味。但是坦白说，也没有多开心。我还以为自己躲过了命运的诅咒，没想到逛到山里一间城隍庙门外，门口写着两行字：“阳世做事明白你有无欺己阴司判断是非吾何曾冤谁”，头顶上三个门匾大字——“你来了”。那年是我24岁，第二个本命年。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在几年后会被抛入更奇诡的文学旅程中，例如进入到《西游记》研究的神魔世界，一遍又一遍地解释龙王改雨簿、唐王游地府、刘全送北瓜；地藏王、应付僧、受生度亡经。有时上《西游记》导读课，上到灵魂出窍，我也会想起年轻气盛的自己，和再也吃不到的神明吃剩的年夜饭，觉得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一课，给我充分的机会，去了解民俗中的生计、情谊、祝福、丧葬与那些日后残酷的遗忘。

我想，也许少年时对磕头的反感，在于那种看不见的“召唤”，否定了我年复一年想要突破自己、创造自己的努力。它会给我一种努力了半天，一切却都没有改变的幻觉，那是年轻人最不喜欢的。对于“联结”的感知，是随着年纪才一点一点生长出的灵犀。这种生长的感受是复杂的，就好像亲情是复杂的。它并不复杂在仪式上，而是复杂在内心。小的时候，觉得一年做了很多事就能改变一切。长大以后，发现做了很多事又怎样，好像都没有意义，好像都只对自己有意义。我是谁呢？我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以后又将去向哪里呢？外婆曾给我一个路径、一种邀请，我不喜欢。那我就要自己披荆斩棘去找路，有些路来自书本上的文明，不认识的智者给过一些锦囊。有些路，书上也没有写，那就是很难走的。

我已经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因书写不快乐的青春时代而开凿出的那个文学世界，我也不太眷恋，只希望一切快点过去。12岁、24岁的我都不太成熟，充满强烈的情感，却撑不住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未来的家庭在小说里会是什么样的呢？36岁的我还在创作的世界里低效地探索着。

我在出版的博士论文扉页上，写了一句：“献给我的外婆”，就像外国人一样。外婆的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宇宙，总在春节时若隐若现。已不再相信自己会成为祖先的我，曾经自以为看破了它，后来才知道，我只够短暂的生命去看一看它。我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但我喜欢外婆的。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她曾对那些看不见的人说，希望他们保佑我快点写完论文，快点回家。“就算是瞎子磨刀，她也应该写完了吧！”一点不像祝福，反而像丧失耐心的牢骚。她觉得我是瞎子，在那语境下，她也没有说错。

2020年，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字字双》，收在了去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里。主人公的母亲，让研究老人情欲互助的女儿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烧给已故的父亲，其实想到的是外婆：

“他一直跟我说，他没有读过书，希望你多读一点书。你那本《老人天使》有没有烧给他啊？”

“最好不要啊。”安栗说。“我以后写得好一点再烧给他啦。”

“我觉得你烧给他也没有关系的，他也看不懂英文，但是他会开心的。他就想看到你这样。不想你再过苦生活。”

36岁，我和家人们度过了困难的一年。平安变得格外令人珍惜。爱过的人在不在，要比爱不爱重要得多。也在这个新年里，还有重启生活的机会，变得真的像一种生活希望。在我的心里（而不是那个具体的客厅），早有了一张只属于外婆的空椅子。每年春节时，它会在那里。

张怡微，作家，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2022年出版《四合如意》、《情关西游（增订本）》。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