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入本书的大部分文章写成之前，我不曾想到会有这本书。我只是偶尔觉得自己心中有一股东西要流淌出来，流淌出来的，只是一篇篇文章，没想到它们会汇成涓涓小溪。

我生长于陕北黄土高原一个偏僻的小山村，19岁那年离开农村去西安上大学，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后来又去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1994年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至今。现在大家称我为“经济学家”，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经济学与我的农村背景有什么关系。我的一些朋友和熟人甚至怀疑我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有一次，一位朋友问：“你真的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吗？”我说：“是啊，你为什么问这个？”他说：“农村可以出作家，但不大可能出经济学家。”

2008年五月初三，我母亲过世了。母亲目不识丁，但一生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这或许对我的职业选择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树活皮”，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经济学家讲的“声誉机制”的最好概括。母亲过世后，我写了《我的母亲》一文，没想到这篇不到6000字的文章，感动了无数人，包括普通读者，也包括我的经济学同人。好友杨利川说：“这篇文章是张维迎的道德情操论。”他曾这样对我说：“如果说，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的真诚出于他的朴素的感情，出于对基层民众的热爱，出于他的人文理念，也许很多人不信，但你真的是这样。”

我写母亲的文章，不仅是出于对她的怀念，也是想表达一份歉疚。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很少陪伴她。她给我的很多，我给她的很少。母亲去世的前一天，我本来是可以回去的，但因为当天要谈一笔给光华管理学院的大额捐款，我把工作放在她之前，就推迟了一天回去，结果没能见上她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遗憾，是因为决策失误。决策之所以失误，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经常搞不清楚不同事情的轻重缓急。

没有了母亲，我把对父母的爱全部集中于父亲一个人身上。从此之后，每年春节，我都会和父亲一起过。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回去看望他，也曾几次带他出去旅游，最远到过新西兰的南岛。与父亲接触的时间越长，我对他的爱越深。我觉得父亲是有大智慧的人，如果能识几个字，一定会有大出息。他不识字，对我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知道我在写些什么，也就少了些担惊受怕。父亲从小爱栽树。回想起来，我在经济学文章中讲的一些经济学寓言和人生哲理都与他的树有关。他曾给我讲过一个“吹湖”的故事，我从中悟出治学之道是“功到自然成”。2020年十月初一，是父亲九十大寿，我写了《父亲九十》一文，讲了父亲对我的成长的影响。

母亲去世后，我回老家的次数多了，与小时候的发小和朋友见面也多了。有一次，霍玉平到我家聊天，聊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不时咳嗽，我问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说是当油漆工（画匠）时间长了，可能油漆中毒了。玉平是我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他一生坎坷，让我难以释怀。他有艺术天赋，本有希望成为一个画家，但命运让他只能当一个油漆工。我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命运可能还不如他，因为我连油漆工的手艺也没有。《发小玉平》一文，讲的既是玉平个人的命运，也是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霍东征上小学时与我同桌，我是班里的尖子生，他是学习成绩最差的学生，但我们俩关系要好。几年前他当了村主任，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发现他是一位很有企业家精神的村主任，而企业家精神是我过去几十年研究的主题。他自己贴钱为村民干事，很让我感动，我就写了《村主任霍东征》一文。没想到这篇文章还帮了他的忙，让他梦想成真，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家乡建设。

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帮助，我作为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受到很多人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难以言说。在这些人中，有我的中学老师、大学同学，也有我在农村时的领导，还有我工作后结交的朋友。其中有些人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忍不住就把他们的故事写了下来，这就有了《时雨春风李务滋》《同学田丰》《公社书记曹志勤》《命运多舛刘佑成》《非典型官员王六》《挂面书记和柳青作品收藏家》等文章。

当然，我能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最重要的是我遇到了几位杰出的导师，特别是西北大学的何炼成老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教授。他们不仅教给了我经济学知识，而且培养了我的治学精神。杨小凯先生虽然不是我的正式导师，但他与我亦师亦友，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的经济学观点深受他的影响。可以肯定，没有他们，我肯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写他们，既是出于对他们的感谢，也是邀请他们继续激励我、监督我，虽然他们三人都已入天堂。

如果说现在的我是一幅画，或明或暗，或深或浅，19年的农村生活就是画的底色。没有这种底色，我将不是我。如果说现在的我是一棵树，根就深深扎在陕北的黄土地中，这块土地虽然贫瘠干燥，但我一直能从中汲取营养，因为我的根很深。没有了根，我将会枯萎。《我的中学岁月》和《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一点。

小时候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但现在人们都说我是一名经济学家，并且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所以说，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至于偶然中是否包含着必然，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本书讲的是土壤的故事、园丁的故事，不是树的故事。

作者：张维迎

来源：理想国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