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23岁，在克塔克市一家医院外科做实习医生。当医生是我多年的梦想，每次穿上白大褂我都精神振奋，脚步像安了弹簧一般轻快地跟在老医生身后做事情。

像很多实习医生一样，医院经常派我值夜班。除了印度方言，我还会说几种外语，因此与病人交流时就有了更多的便利。

那年炎夏的一个夜晚，我正和几个同事一起安静地值班，大概一点左右却被一阵骚乱声惊扰——有人抬着担架闯进了急诊室。那个担架上蜷缩着一个肚子很大的中年男人，他两手捂着肚子，看样子腹痛剧烈。我们赶紧近前查看他的情况。

病人名叫巴奴达，他说肚子痛得厉害，这种异常的肿状已经持续了4小时。在急诊室用过止痛药并输液后，他难忍的痛苦却依然未减。

巴奴达说，他在几个月前就已感觉到腹部不适，但为了养家他继续干着人力车夫的活儿，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可能是最近活儿多，累得犯了病。这次，还是一个熟人开车把孤独无助的巴奴达送到了医院的。

巴奴达的眼里充满了恐惧，他问我这个病是不是很重？我想了想，决定联系他的家人。

巴奴达和妻子带着儿子一起在外面打工，他们居住的村子离克塔克市有5小时的车程。我打了几个电话，才通过那个村子接电话的人找到了巴奴达的妻子，告诉她巴奴达需要做个紧急手术。她在电话里哭了，说会尽快赶到医院。

CT检查结果显示，巴奴达患的是绞窄性疝气，已经积了脓。我们这里不是大医院，人员和设备都不足，紧急手术挑战性很大。但手术必须马上做，不能再耽搁了。于是，我们扶着巴奴达的手签了字，把他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后两个小时，巴奴达醒了过来。

两天后巴奴达的妻子才赶到了医院，那时巴奴达还在急救室，肚子上缠着绷带，我和一位护士守在他身边。看到虚弱的丈夫，他的妻子又哭了。

巴奴达身体略有恢复时，他会和我聊聊天，说他的家乡奥迪沙邦出产很多种类的大米，他家本来有个小农场，是为了能让孩子上学才选择了外出打工。手术18天之后，巴奴达康复出院，那以后我就没再见到过他。

又过了几个月，一天我正在医院的候诊室值班，门卫急匆匆地敲门说有人想要见我。我下楼看到了一个十几岁男孩拉着个沉重的大包。他自我介绍叫普拉拉德，是巴奴达的儿子。

接着，普拉拉德从大包裹里拿出一个袋子笨拙地递到我手上，并客气地说“没能给您多带一些东西来”。因为还要赶回去的公交车，他说完话就转身往外走。我在后面追着他，但手里拎个袋子跑不快，没追上。

我打开袋子，看到里面有一些大米、十来个土豆、几只洋葱和几颗绿叶菜。巴奴达曾经说过的小农场以及他那望子成龙的希冀，一下子浮上我的脑海。看着眼前朴素而又珍贵的礼物，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

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我一直从事泌尿学研究，足迹遍及印度各地。我目睹了激光和机器人如何改变了传统的手术，也看到了医药的长足发展。但是很遗憾，如今的医患关系似乎不像以往那样和谐了。

就在刚才，我接到了医院转来的一个电话，是普拉拉德打来的——从上次见面至今，已经过去了26年。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的父亲巴奴达已经退休回到村里生活了。目前新冠疫情仍严重，他们知道很多医务人员都感染了病毒，一家人都非常惦记我。

短短的通话时间我们聊到了很多内容。26年前，他们送我那包朴实的礼物不仅仅是感恩，还饱含着爱和信任，这条爱的纽带将我们的情感和生活连接起来，并贯穿了我的一生。

我从医近30年，面对过无数次挑战，没有哪次是容易的。是巴奴达的信任给了我力量，让我一次次度过了难关。

文/［印度］桑杰·潘迪

译/唐风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