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冯骥才出访英国，临上飞机前的两小时，打电话给我，他为刚刚听到的、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蜚语而焦灼。他说好不容易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说他立刻就要到飞机场去，然而他放心不下我。“我和同昭早已商量好，要是你碰到什么不幸的事，我愿意为你承担一切……”

我安慰他：“没有什么，你放心。我做过什么没做过什么，自己还不清楚？”

“我不知道怎么保护你才好，张洁，我恨不得把你装进我的兜里。”

“是的，是这样。”我笑着说。

最后，他还是很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

我呆呆地守在那部公用电话机旁，不知是该大哭一场，还是该大笑一场。

他为什么非要把我硬起心肠丢掉、再也不去巴望、早已撕成碎片且已一片片随风飘散的东西，再给我捡回来呢？

我哭不出来。

我听见我的心在哀号、在悲诉、在长啸，可我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我是多么羡慕随时可以失声痛哭的人，那真是一种幸福。他让我想起读过的狄更斯，想起他小说中的一些人物：辟果提、海穆、赫尔伯特、乔……

其实我们几乎没有更多的来往，仅有的几次交往，也是匆匆忙忙，很少长谈的机会。

一九七九年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他到我家作过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一九八〇年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发奖大会期间，我没住会而是迟到早退，他也来去匆匆，提前返津；一九八一年五月他来京参加中篇小说发奖大会，我去会上看望他；他访英回来，与泰昌、小林来看望我……如此而已。

但我相信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

一九八〇年初冬，十一月十六号。听说他病得厉害，曾晕倒在大街上，便约了谌容、郑万隆去天津看望他。一出天津火车站，在那熙熙攘攘、万头攒动的人群之上，我看见冯骥才，像一头大骆驼站在一根电线杆旁，高高地举着手，左右晃动着向我们示意。标志很明显，因为食指上包裹着耀眼的白纱布。他很兴奋，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心脏又感不适。这让我们不安，然而他说，一会儿就会过去，这是因为他太高兴了。我问他食指上的纱布何来，他说是因为给我们准备“家宴”的菜肴时，被刀切了一下。他们家，从头一天就开始张罗起来了。

长沙路。思治里。十二号。

我们顺着窄小的楼梯鱼贯而上。我看见一方红纸上，他手写的一个大大的“福”字，倒贴在楼梯拐角上，喜气洋洋地迎候着我们。这让我想起离现在已经很远的关中那个小镇上的生活。我不知道它是否确如它所表现的那样，肯将它的恩泽分一点点给我。我是怎样希冀着它，这从不肯敲我门的、其实并不公正的家伙。

楼梯尽头，权作厨房的地方，冯骥才那娇小可爱的妻，正为我们忙碌着。她个头儿只到冯骥才的肩膀，腰围只有他的三分之一。我真担心他一不小心，会把她碰碎。就在那里，他张口对我说：“我和同昭都喜欢你刚发表的那篇《雨中》，她看着看着都哭了。”

同昭真诚地点着头：“是的。”

“谢谢。”我说。

我从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肯同我一起伤心落泪，这让我微微地感到惊讶，我已经那么习惯于独自体味人生。

他那间屋子，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阁楼。一张床几乎占去四分之一的地方。床上的罩单，像“天方夜谭”里的那张飞毯。四壁挂满了绘画、照片、佩剑、火枪——好像《三剑客》里达达尼昂用过的那把——一类的玩意儿。

那屋子我虽只去过一次，但我几乎可以想起塞满房间的每一件东西的位置。对我这个常常心不在焉的人来说，实在少有。当然，这多半还是因为他房间里的每一个物件，都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悬挂在那把佩剑和火枪上方的同昭的彩色小照，纤丽、恬静。他对我诉说青梅竹马的往事：“我们家和她们家只隔着一道篱笆，我常钻过篱笆，到她们家偷吃苹果……”那篱笆呢？那苹果呢？那男孩和女孩呢？

同昭的脸上浮起明丽的微笑，我知道了，他们相爱，一如当初。

对别人的婚姻和家庭，我一向抱着怜悯和将信将疑的态度。挑剔而苛刻的眼睛，总可以捉到他们家庭生活中每一个细小的罅隙和不足，以及让人失望、扫兴和琐碎得无法忍耐之处。可这一次，破天荒地，我感到满意。

“她本来可以学芭蕾，可惜因为肩膀太溜……”

“后来呢？”我不无遗憾地问。

“学了画画。”他拿出同昭画的一个彩蛋。真令我惊叹，一个小小的蛋壳上，竟画有一百多个神采风姿各异、栩栩如生的儿童。那需要多大的耐心，多高的技艺，多奇巧的构思！

“她画的彩蛋，在华沙赛会上得过奖呢。”

对的，当然是这样。

我分不清他那些宝贝里，哪一件最有价值。是镜框里那已经断裂，又细心拼接起来的敦煌壁画，还是儿子为他画的那张画像……

可惜那天他儿子不在，说是带着什么吃食去看望他的保姆了。有什么好吃的，儿子总忘不了带他长大的保姆。

那幅画上题着儿童的字体：爸爸。简单的线条，勾画出刺猬一般的头发，一管很大的鼻子，一副悲天悯人的眉毛，一双多愁善感的眼睛，一嘴粗得吓人的胡茬子，每根胡茬子有火柴头那么大。它和冯骥才绝对的不像，可又实在像极了。小画家一定抓住了冯骥才骨子里的东西，画里透着作画人的聪慧、幽默和诙谐，和那些出自名家的艺术品相比，那幅画自有它特别的动人之处。

看到我赞赏他儿子的画，他立刻拿出一幅画给我。那幅画镶在一个金粉剥落的旧框子里，仿佛不知是多少年的古董。他说：“这张画是我特地为你画的，别介意我用了一个旧框子，我有意选了这么一个框子，这才配得上这幅画的情调。我一直把它放在钢琴旁边，现在，乐声早已浸到画里去了。”

我的心，陡然缩紧了，却调转话锋：“你的琴弹到什么程度了？”“弹到内行人没法听，外行人听不懂的程度。”我笑了，心里感谢着他对我那无力的挣扎，所给予的援手。

我定睛去看那幅画——萧瑟的秋日，沼泽、黄昏、低垂的乌云、雨幕、稀疏的小树林子、灌木、丛生的小草，以及在黄昏最后一点光线里，闪着白光的水洼……忽然，心头被猛然一击：天边，一只孤雁在低飞，奋力地往前伸着长长的脖子，被淋湿的翅膀紧贴着身体的两侧……唉，它为什么还要飞，它这是往哪儿去？在这种天气，这种天气！仿佛一首悲怆的交响乐戛然而止，只剩下一把小提琴无尽地向上回旋，如诉如泣，撕人心肺。他说得对，乐声已经浸到画里去了，我分明听见。那幅画，那个镜框，别提有多凄清、多苍凉了。

他为什么非要画一只孤雁呢？

有人对我讲过捕雁的故事，别提有多残忍：猎人们整夜守在河滩上，不时点起灯火去惊扰那只负责打更的雁——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打更这样的苦差事，往往由那失去伴侣的孤雁担任，也许它也像人一样，由于孤苦而失眠，这种差事对它尤其合适。它便嘎嘎地频繁报警，惊起酣睡的雁群，然而猎人们并不马上行动，而是如此这般，反复再三地惊扰那只打更的雁，直至使它失去雁群的信任，纷纷用嘴啄它、用翅膀拍打它，以示不胜其烦，此后再也不以它的警告为然。猎人们这才出动，这时，只需拿了麻袋一只只地往里捡就是。

还有一个雁的故事，却是动人。秋天，北雁南飞的时节，一户农家捡到一只受伤的雁，他们把它放在炕头上，为它养好了伤。来年春天天气转暖后，又在屋檐下给它造了个笼子，把它养在笼子里。一天夜里，从天边传来悠远的雁鸣，那正是北归的雁群飞过长空。继而屋檐下的那只雁也叫了起来，声音焦灼而急切，翅膀扑棱得像是挣命。

那为妻的说：“别是闹黄鼠狼吧？”那为夫的说：“不会，笼子关得好好的。你没听出来吗，好像还有一只呢，该不是它的伴儿认它来了。”“瞧你说的，有这样的事！”可是，等到第二天清早出门一看，果然还有另外一只，和笼子里的那只，脖子紧紧地拧着脖子，就那么活活地勒死了，而且至死也不撒手。想必是笼子里的那只要出去，笼子外的那只死命地往外拽，它们不懂得隔着笼子，就是可望而不可即。

日本拍过一部动物片《狐狸》，动人极了。为什么没有人拍一部关于大雁的影片？要是有人肯花时间观察雁群，一定会发现许多感人落泪的故事。

我不知如何感谢他，却冒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常常不能回你的信，请你不要怪我。”

“没什么。”他宽解地笑笑，不知是宽解自己，还是宽解我。但想了想又说：“计算着该有你回信的日子，一看信箱里没有，有时也失望得几乎落泪。”

“你得原谅我，给你写信得有一种美好的心境，而我久已寻找不到……”

很久了，我的笔再也回不到《捡麦穗》那样的情致和意境，而我又不能写那些“等因奉此”的信给他，我觉得那简直是对他友情的亵渎。我想这世上一定有许多还不清的债，别人欠着我的，我又欠着别人的。正是如此，才演出许多感人的故事。

午餐是精美的，全是同昭的手艺，颜色好，味道也好。我吃得饱极了。饭后还有我爱吃的黄油点心和咖啡硬糖，可惜我吃不动了。

送我们离去的时候，我和同昭走在人群的最后。她挽着我的手臂，我的两只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她的手伸进我的口袋，在我手心里悄悄塞进两块糖，并不说什么。我也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攥着那两块糖。我一直攥在手里，却不曾拿出口袋摊开手掌看看，仿佛怕惊走什么。

晚餐由《新港》杂志做东，我已然不记得进餐过程中，大家客客气气地说过什么，只记得冯骥才对我说：“就写《雨中》那样的东西吧，那里面有你独特的美。”我沉思默想。我想，我多半写不出那样的东西了。我的感觉已被磨砺得极其粗糙，失去了它的柔和细腻，他多半是枉寄希望于我了。

在只有一次机会的人生里，回去的路是没有的。有人寄托于来生，然而我不相信生命的轮回，我只知这是人生的必然，只有冷静地接受这个现实，虽然不免残忍。

那一瞬间，我想起斯托姆的《茵梦湖》。这样奇怪的跳跃，也想起人们一生中的第一次眼泪。

也许后来我们会以为，引起那一次眼泪的理由微不足道。然而当时，对痛苦和磨难毫无准备的、稚嫩的心来说，却疼痛难当。等到我们慢慢习惯磨难以后，眼泪就会越来越少。

1982年6月7日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