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治日报》报道，多个网络平台、社交平台上，有人打着“图文定制”“车牌框架”的幌子售卖假身份证和假车牌，费用为200元至700元不等。从卖家提供的样图可以看到，这些假身份证、假车牌和真证几乎一模一样，肉眼难以辨别真伪。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伴随依法打击的“水涨船高”，一些制售假证者逐渐将非法交易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相比于早些年制售假证者在城市电线杆和公交站台图喷办证小广告的作案手法，这种线上交易的销售渠道更加隐蔽、买卖信息也更加隐晦，给依法治理制售假证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法律上讲，制售假证已涉嫌违法犯罪。比如在制售假身份证为例，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买卖假身份证的双方都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件罪，轻则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或并处罚金，重则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现行刑法没直接将制售假车牌的行为入刑，但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对假车牌予以收缴，扣留挂有假车牌的机动车，对责任人处15日以下拘留，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买卖双方均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制售假证表面上虽然是双方“你情我愿”的各取所需，但实质上却影响到他人合法权利的实现，同时也干扰了相关行业的正常管理秩序，危害不容小觑。一者，知假买假有损个人诚信，相关信息隐私也有可能被不法分子滥用。二者，假证的存在，不仅会造成各种安全隐患，也有可能助长投机取巧的不良风气。因此，不论是从强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彰显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考量，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证的歪风邪气，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遏制制售假证乱象，需要合力共治。首先，要“买卖同罪”一体化地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证非法生意的火爆，部分需求者趋之若鹜的购买是直接诱因。监管执法部门在严厉打击制售假证者的同时，还应同步对需求者“一把尺子量到底”，并将其购买假证的行为计入个人征用系统，倒逼其面对法律责任追究和信用惩戒的双重“围剿”，自觉坚守法律底线而不为虎作伥。

其次，要给网络平台套牢法律责任“紧箍咒”。制售假证交易行为的轻易得逞，直接源于相关网络没有守土尽责。对此，监管部门要督促相关网络平台当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责任，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甄别，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动态监测，并及时上报可疑行为数据。对于甘当“甩手掌柜”的网络平台，监管部门要常态祭出依法惩戒的利剑，该约谈的约谈、该整改的整改的、该禁业的禁业，从而以全链条式责任追究，迫使网络平台兢兢业业履行监管主体责任。

再次，要创新升级监管执法手段。制售假证的乱象久治不止，在很大程度上还缘于执法的盲点过多，致使法律的威慑效果不彰。这就要求监管执法部门必须在消除执法盲点上久久为功，从改进各类证明、文书的防伪技术、完善信息共享平台、提升查验效率、打破部门间数据信息壁垒等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地提高制售假证的违法成本，最大程度实现协同共治，让制售假证的不法交易行为无所遁形。

文/张智全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