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半世纪前，布莱切利庄园还应算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机密。丘吉尔对其组织成员的形容如今已广为人知：“就像是能下金蛋的鹅，但是从不咯咯大叫。”即便在战争结束后，大多数人重归平凡生活，仍需在余生为战时的工作内容保密，哪怕是对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

战后继任布莱切利庄园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缩写为GCHQ)十分担心，从破译恩尼格玛(Enigma)密码机和其他高层敌军电码中展露出的关于战时“至高(机密)”(Ultra)情报的线索过于明显，很难让警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家错过。英国解码分析员在“一战”期间破解了德军密码已是众所周知的事，特别是1917年破解的“齐默尔曼电报”，在大洋两岸都是焦点，甚至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参战。

“国会联合委员会就珍珠港事件调查听证会”1945—1946年的公开记录也充分显示，美军在袭击前就破译了日方外交情报，且白宫对此知情。所以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实在难以理解，为何三十年来，没有任何史学家公开提出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密码有没有像在“一战”期间那样被破译。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多数部门，以及许多其他高校都有历史学家或学术人员在布莱切利庄园工作过，对这一未被公开抛出的问题早已心知肚明了。当我1967年首次来到剑桥担任助理教师时，本书中人物很多都在历史学和相关领域工作，《布莱切利庄园的密码破译者》让他们的音容笑貌再度浮现。我在纽纳姆(Newnham)的朋友和同事中，有三对夫妇是在布莱切利庄园相识并结婚的：哈里·欣斯利(Harry Hinsley)和希拉里·欣斯利(Hilary Hinsley),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与海伦·莫里斯(Helen Morris),还有帕特里克(Patrick)跟悉妮·威尔金森(Sydney Wilkinson)。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高(机密)”(Ultra)的秘密最终得到官方承认之前，他们在讲座和谈话中不仅从未提及布莱切利庄园，而且闭口不谈任何与通信情报(Sigint)、拦截和破译讯号或其他信息相关的例子。甚至“通信情报”一词本身就是禁忌。1970年，我在哈里·欣斯利的国际关系课提交了一篇关于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情报破译的论文，他点评时不得不使用这样的表述：“被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称为‘通信情报’的内容”。

而当我开始在剑桥执教情报史后，我曾提醒学生，“二战”时，不少他们的前辈在他们这个年纪已经在布莱切利庄园工作而不是念学位。哈里·欣斯利是在学习两年历史本科后就于20岁被招募的。后来与他一同编纂了首部布莱切利回忆录的艾伦·斯特里普(Alan Stripp)甚至更年轻，1942年被招为破译员时，他还是年仅18岁的三一学院古典学大一学生。

在英国情报史上，只有伊丽莎白一世加冕时，才曾有过如此年轻的职员担当重任的情况。女王的情报总长，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校友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爵士，于1585年招募了一批天资出众的剑桥学生，其中就包括21岁的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也许没有一个在布莱切利庄园破解了希特勒密码的人知道，沃尔辛厄姆的得力译员托马斯·菲利佩斯(Thomas Phelippes)，面对西班牙无敌舰队破解了菲利普二世的密码(虽然有些历史学家应该知道他还破解过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的密文)，而他可能同是三一学院毕业生。沃尔辛厄姆告诉菲利佩斯，他不会相信女王是何等感谢他的工作；菲利佩斯被授予了一笔皇家抚恤金。

性别史家总是不同程度地忽视情报史，而这是不对的。1922年，英国政府首次打破玻璃天花板，将斯特拉·里明顿(Stella Rimington)任命为军情五处(MI5)的总干事，这也是全球首个由女性领导的情报机构。早在“一战”开始前，军情五处那些未大学毕业的男性统治集团决定从牛津的两个女子学院，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 College)和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Cheltenham Ladies’ College)中招募文职人员，让军情五处成为首个政府机关，其少数女性成员在教育和家庭背景上双双超过了他们多数男性同事。

由布莱切利庄园的领导者阿拉斯泰尔·丹尼斯顿(Alastair Denniston) 在1939年5月完成的名单里，共有73名学术人员(“教授类型的人”)适合布莱切利庄园的战时工作，其中仅含两名女性。密码破译还是被官方认定为一项男性任务，虽然女性工作者的数量迅速增长，到了1945年，布莱切利庄园75%的工作人员都是女性。正如德莫特·图灵(Dermot Turing)爵士指出的，女性解码员因此被冠以错误的头衔，诸如“文职人员”或者“翻译员”。有些人的天资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如艾 莉森·费尔利(Alison Fairlie)，很多其他女性“翻译员”则没有。米里亚姆·罗斯柴尔德(Mirriam Rothschild)，日后的女爵司令勋章获得者、皇家学会会士，英国最为出色的科学家之一，似乎就没能得到与她出色能力匹配的机会。她的兄弟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 Rothschild)，也是一名后来的皇家学会会士，则在军情五处中得以担任更重要的角色。

与军情五处和秘密情报局(SIS，即军情六处，MI6)相似，苏联情报机构也渗透了布莱切利庄园——即剑桥五人组中的“第五人”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不过他只在布莱切利庄园待了一年，而且也不是苏联情报处从英国获取通信情报信息的唯一来源。但苏联对布莱切利庄园最出色的解码员之一弗兰克·伯奇(Frank Birch)的渗透企图就要麻烦多了，伯奇是“一战”的退役解码员，在两战期间主要担任演员工作，“二战”爆发初期重返通信情报。直到战争结束，他一路升任政府通信总部的副主任，直到 1946年重返舞台。

1940年，伯奇负责面试他的剑桥校友——1934年以来就担任苏联间谍的金·菲尔比(Kim Philby)，后者来布莱切利庄园找工作。据菲尔比称，尽管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还是被伯奇拒绝了，因为“一个令人恼火的理由，即他不能提供令我满意的薪水”。菲尔比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几乎没有为布莱切利庄园工作的人是冲着薪资来的。更有可能的是，伯奇不信任他。被布莱切利庄园拒绝后，菲尔比在剑桥同级生和同为苏联间谍的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的帮助下，在秘密情报局找了份工作，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以至莫斯科都感到应接不暇。如果伯奇当初接纳了他，这一幕想必也会在布莱切利庄园上演。

文/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

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