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家版本馆正式开馆，中央总馆特设“渊溯津澜——《四库全书》文瀚合璧”古籍展，首次同台展示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四阁《四库全书》的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册，编纂长达十余年，这部大书由近四千人以手写方式先后抄录了七部。

从征集遗书到编纂《四库》

一封奏折道出皇帝心声 

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772年12月19日），在年底例行封印前夕，安徽学政朱筠向乾隆帝递了两个奏折，其一汇报他奉命在安徽境内访查遗书的情况，其二建议选派儒臣著录校书。时年44岁的朱筠大概没有想到，他这封不过数百字的奏折，竟引发出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文化工程。

朱筠上奏之源，在于乾隆帝当年正月所下征书谕旨，强调自己“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又说登极之初即命中外搜访遗书，下令校刊《十三经》《二十二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乾隆帝要求地方官员征访遗书汇送京城，“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但各省督抚、学政多持观望态度，效果并不理想。时届年底，安徽学政朱筠汇报访书成效之时，又提出四条修书之议，其中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并仿前代派人著录校雠的提议，与乾隆帝“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的征书宗旨，正相吻合。乾隆帝当即批示军机大臣详细“议奏”。

次年二月，大学士刘统勋、于敏中等复奏，决定详查《永乐大典》，并待采集书籍汇齐后，“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乾隆帝欣然“依议”，随命以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等为总纂，开馆修书。不久又下令丛书编成后即以《四库全书》为名，相关机构也因此获得“四库馆”的雅称。

乾隆帝后来称“四库修书未预筹”，说《四库全书》的编纂并非预有谋议，乃是因朱筠之奏偶然兴发。不过从中国重视“盛世文治”的传统来看，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既有历史发展中的偶然因素，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经、史、子、集四部为古代典籍的基本分类法，自唐初定名以后，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典藏的代名词。清代才子袁枚总结为“七略四库，天子之书”。而由朝廷组织编纂超大型类书或丛书，也成为历代重要的文化盛举。典型者如隋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清时期，重视“文治”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明初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达到中国古代类书编辑的巅峰。清初康熙帝也组织编纂有上万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名臣张廷玉谓之为“以一书贯穿古今”。

故宫博物院藏《四库全书》复制品

乾隆帝继位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编纂一部前所未有之大书的想法，便以朱筠上奏为契机，应运而生。乾隆帝在谕旨中强调：“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他以《四库全书》命名，表明其意欲编纂的，不仅是一部史上规模最大的皇家丛书，更旨在汇融中华文化于一体，“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

“荟要”与“全书”并举

近四千人参与抄写誊录 

四库开馆之际，年过花甲的乾隆帝担心自己看不到全书编成，于是要求汇集精华，先行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馆由此形成“荟要处”与“全书处”两个修书机构。两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联系紧密，实际上为同一班人马，核心目标都是编纂《四库全书》。

此前按主题分割截取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虽然查阅方便，但辗转讹误之弊难免，后人因而感叹“读书寻书愈方便，而学问愈来愈空疏”。《四库全书》转而采用整本录入的丛书编排方式，既可以古今并录、无所不包，同时也有相互校勘、存其全貌的优势，以望达到“稽古右文，表章典籍，综群书之渊海，广四库之储藏”的编纂目标。

体例确定之后，四库馆按征书、校核、誊录等主要程序逐步展开工作。面对各省征书不力的局面，乾隆帝采用“恩威并重”的方式，一方面降旨严督，同时奖赏进呈图书积极之人，甚至颁赐《古今图书集成》。这极大调动了民众献书的积极性。征书前后持续七、八年之久，从各地征集来的书籍累计超过一万二千种。其中文化发达的江、浙两省尤为“给力”，征书合计达九千多种。这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校核就是对图书进行校勘鉴别，去讹存真，当然也包括“寓禁于征”的审读与删改。用于四库编纂的底本主要有六大类，包括内府本，即武英殿等处的政府藏书；赞撰本，指清初以来奉旨修撰的图书；各省采进本，即督抚官员陆续征集、采购来的书籍；私人进献本，为民间藏书家主动或奉旨进呈的图书；通行本，指社会上惯常流通的版本；《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佚书。

由于图书来源不一，歧异互见，校核遂成为编纂的重点。总纂纪昀、陆锡熊与总校陆费墀，为四库馆中“专司其事”的核心骨干，同时吸纳包括戴震、王念孙、朱筠、姚鼐在内的大批优秀学者。馆内设置分校、复校、总校、总裁抽查诸多环节，并“各设功过簿二本”，制定了详细的奖惩条例。据统计，有人因失校记过累计上千次，可见其严。

抄写誊录，也是四库编纂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誊录起初由保举而来，后来扩大范围，改为考选，字迹端正者择优录取。乾隆四十二年，在即将成书的关键时刻，乾隆帝又下令于乡试落榜的士人当中择取六百人担任誊录。誊录每天定额抄写一千字，每年限抄三十三万字，五年期满按字数分等奖励，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职。

《四库全书》总计三万六千余册，字数近八亿，同时编纂的“荟要”也有一万多册，因而誊录任务非常繁重。但由于组织得当，赏罚分明，进展较为顺利。到乾隆四十六年，首部《四库全书》以及两套“荟要”总计六万余册的誊录工作，均告完成。这成为全书编纂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

文渊阁

乾隆帝称初期“纂修誊录等不过千人，而五年期满即予甄叙录用，是以人皆踊跃，事半功倍”。随着其他六部全书抄录工作的展开，誊录人员也迅速增加。据统计，自乾隆三十八年开馆起始，至乾隆五十二年前后七部全书全部入藏为止，担任《四库全书》誊录者达三千八百人。这些默默无闻的誊录人员，同样为全书编纂贡献了自己的心血与智慧。

南北七阁分藏流传

“南三阁”允许士人阅览抄录 

第一部《四库全书》入藏文渊阁之际，乾隆帝大为高兴，赋诗称：“百年礼乐合兴哉，礼乐原从经史来。溯此津源渊已得，述兹言行德犹该。”他在注中声明，《四库全书》抄录四部，已完成的第一部入藏文渊阁，续抄的第二、三、四部将分别送至盛京（今辽宁沈阳）文溯阁、热河（今河北承德）文津阁、圆明园文源阁收藏。乾隆四十七年，他又下旨将《四库全书》再抄三份，分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南北七阁分藏《四库全书》，“广布流传，以光文治”的盛况，由此形成。

虽然七阁《四库全书》都为正本，但以文渊阁版成书最早，也最为重要。四库馆开馆次年，乾隆帝即下令在文华殿后创建文渊阁，专门用于贮藏《四库全书》。他曾诗称“殿后文渊将建阁，待成四库贮书多”，又言及“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可见其急迫心情。文渊阁仿照江南著名藏书楼天一阁兴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六年后，首部《四库全书》告成入藏，乾隆帝在此宴赏编纂人员，成为清代中期的文化盛举。

其后陆续抄成的三部《四库全书》，分别入藏文溯、文津、文源三阁。《日下旧闻考》记圆明园文源阁，“与文华殿后之文渊阁、避暑山庄之文津阁，皆以贮四库全书”。《御制文源阁记》也称天下藏书多以宁波天一阁为典范，“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可见文渊阁、文津阁、文源阁基本始于同时，皆为贮藏《四库全书》所建。至于盛京文溯阁，至乾隆四十六年方令创建，但因系陪都重地，反而在第二部《四库全书》抄完以后，即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秋入藏。同年十一月，第三部《四库全书》入藏圆明园文源阁。两年之后，第四部《四库全书》入藏建阁最早的避暑山庄文津阁。

盛京、圆明园、避暑山庄在清代政治与文化生活中具有崇高地位，因而得以与京城禁宫一起入藏新修的《四库全书》，文渊阁也与文溯阁、文津阁、文源阁合称为“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北四阁禁地森严，不对外开放。清廷一度规定大臣嗜书好学者可入文渊阁阅览，但后来改于翰林院另阅底本。北四阁《四库全书》便成为外人难得窥视的皇家秘藏。

如果说“北四阁”重在典籍珍藏，“南三阁”则重在文化传布。“南三阁”又称“江浙三阁”，因江浙为“人文渊薮”，故分赐三部，以便江浙士子“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

国家版本版中央总馆文瀚阁    

“南三阁”《四库全书》成于乾隆五十二年，入藏比“北四阁”要晚上四、五年。但“南三阁”允许士人阅览抄录，影响反而超过“北四阁”。乾隆帝曾在《再题文宗阁》中表明“颁贮思公天下”之志，称“今古英华率全荟，江山秀丽与平分”。乾隆五十五年允许入阁抄阅的谕旨中，再次申明《四库全书》“不特内府珍藏，藉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他反复强调“振兴文教、嘉与多士”，既体现了编纂《四库全书》的重大政治意义，更产生了悠久深远的文化影响。规模宏大的《四库全书》，也因此无愧于中国古代“最大文化工程”之美誉。

编辑/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