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第一次发生在唐宋期间，经济重心南迁，第二次是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格局，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

这一论断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的新书《向心城市》。陆铭指出，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东南沿海地区重新崛起；当下的中国，既处在两千多年来的第三次空间格局大变迁中，也恰逢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大转型中。在高速增长势头放缓，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深化市场改革与推动双循环的形势下，“向心城市”的趋势正愈发凸显——经济规律正不可阻挡地冲击历史遗存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

《向心城市》是陆铭自2016年的《大国大城》之后，创作的又一部学术科普读物，近日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六年来，《大国大城》成了长销的畅销书，陆铭呼吁的户籍制度改革与大城市治理思路，也频频能在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文件中看到呼应。然而，关于中国城乡变革的脚步是不是已经放缓，中国的城市化何时会见顶，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这些问题伴随着时而闪现的大城市之辩逐渐成了人们讨论的热点。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占比63.89%，高于之前所推算的城镇化率（2020年约60%）。更为让人惊讶的是，流动人口为3.76亿，远远超过之前所推算的数据……”在《向心城市》进入出版流程时，陆铭适时地将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补充到稿件中，并且，这一环节的数据更加佐证了他此前的研究。在书中，陆铭明确指出，中国的城镇化还远未见顶，不仅当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较之发达国家在同等发展水平时落后约10个百分点，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会向发达国家所达到的80%，甚至90%的水平靠近——只要中国经济的增长可持续，中国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会不断提高，这时候，只有不断减少农民数量，才能实现留在农村的居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而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中国人口总数大，农户要确保相应的收入，需要足够大的农业经营规模，这也意味着需要更高比率的人居住在城市。

在当前中国经历的空间大变局中，除了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有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向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集中。这三个层次的集中，就是陆铭新书所要说的“向心城市”的意思。

重新定义城市，向心城市，不止是一城一池

多个层次上的向心，构成了“向心城市”的概念。与此同时，陆铭教授对城市也做出了新的解读。

一方面，回归城市的本质。与古代城市诞生的原理相通，陆铭给出了一个博约的定义：城市是方便人和人见面的地方。另一方面，《向心城市》中再次强调，看城市，要跳出当前行政管辖的限制看，而跳出行政边界的视角看城市，有着多层含义。

首先，行政边界有其历史成因，但如今再看，一个城市经济体的运作已形成了其自己的边界与辐射。这一点，用夜间卫星地图上显示的灯光即“灯光城市”的概念看，反而更为清晰。

其次，对城市进行国际比较时，要意识到中国的城市和国外有着完全不同的规模尺度。在中国，“市”的概念是一个行政管辖单位。很多外国的“城市”放到中国，其规模往往相当于我们的县或区，而中国的直辖市放到国际上，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几十个城市连片发展的“都市圈”概念了。以具有相当特殊性的超大型都市东京来说，东京都面积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一，而东京圈则相当于上海加苏州的面积。

第三，要从单个城市的边界跳出，习惯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思维思考区域发展。都市圈的概念可以参考通勤圈，有一定的半径，有地铁和轨道交通，有明显的区域分工，更加集聚；而城市群则没有明确的范围定义，相互之间以公路铁路连接，城市间的分工不那么显著，一般有多中心结构。从发展体系中看城市，从各个区域相互关系中看城市，就能更好地理解集聚、分工，以及增长型与收缩型规划的现实，在更符合实际经济运作的格局中看待区域规划。

厘清一系列对于城市的概念，本质上是呼吁人们告别规划思维，顺应经济规律和城市发展的规律进行生产生活的选择。陆铭在《向心城市》一书中提出的三个向心，建立在几个基础逻辑之上：规模效应、比较优势、人民会自主地选择生活得更好的地方……这些理念所引导的向心趋势，能使得中国继续从集聚中走向人均平衡。从全国的尺度上看，一个多中心，有重心，又均衡发展的形势是一个多赢的发展路径，并且，因为庞大的城市化进程仍在进行，其释放的人口红利仍然能支持中国的经济所需的庞大动能。当然，在这一过程伴随着对公平和平衡的更高要求，需要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消除各类制度性壁垒以及横亘于人民心中的一些偏见与误读。

要解决集聚产生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集聚

在《大国大城》一书中，陆铭提出了大国发展的三角——统一、效率与平衡。这部获得了第十二届文津图书奖、2016年新京报年度好书、入围2016年中国好书的作品将陆铭从书斋带到了公众视野。陆铭指出，如果把平衡的目标视为一种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这个三角只能是“不可能三角”。要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只有把均匀分布意义转到人均意义和生活质量意义上，这种平衡恰恰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

较之书名所展现的鲜明立场，有不少读者对《大国大城》书中呼吁让进城人口留得下来，享受公平待遇印象最为深刻，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城市问题中最牵涉各立场民众利益的一点。在《向心城市》一书中，陆铭不仅对于从区域中看城市进行了论述，也对城市内部的问题做了系统地论述。除了沿袭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理念，陆铭教授引入了展开城市分析的另一个三角——活力、宜居与和谐。这貌似并不互斥的三点，恰是引起“向心城市”趋势的三个核心问题。

城市持续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是向心力的来源，这一趋势在城乡、城市、城市群等各层级都存在；与向心相对的离心，是宜居和人类的技术与管理的较量，这涉及拥堵、污染、规模、居住、成本、压力，等等；在向心趋势之下，保障城市各方治理，协调城市与乡村、收缩城市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存续与发展，则是必不可少的和谐问题。

从问题视角来看，就是向心趋势势不可挡，而在普遍的经济规律下，人口集聚如果会产生问题，需要解决的不是集聚，而是问题。

与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依旧严峻，尤其是在国家内部的区域发展方面。中国最发达省份（或直辖市）和最欠发达省份的人均GDP差距仍然将近五倍。在陆铭看来，这种地区间差别最重要的成因，其实就是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这种悬殊的差距与制度障碍，也是如今依然有上亿人在不断迁徙移动的重要原因。

如果集聚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与待遇，那集聚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吗？有的人认为，高房价是代价，拥堵、污染是代价，与家人分离是代价，与当地人有差距和摩擦是代价，文化差异是代价，那么，有多少代价是必须的呢？

陆铭团队通过多年的研究发现，有很多代价并非不可避免。通过大量可视化的图片，清晰简明的数据，《向心城市》一书揭示了很多有关城市的研究成果。比如，城市的环境承载力并不是固定的，城市规模和环境污染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数据显示，不仅城市越大，拥堵不一定更严重，污染排放也不一定更大。参考产业、技术、出行效率和规模经济等相关因子，人们不难发现，排污和人口的数据相关性不如和工业的相关性高。再比如，根据《向心城市》的观点，绝大部分中国城市的房价不存在泡沫，特别高的房价反映的是供求的失衡，而这又涉及受制于计划与规划的供给。与之相似的是人们同样关注的教育、医疗问题，抑制需求不会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参考向心与离心的方向，根据市场规律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依然是解决大多数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

线上连接，线下分化 

城市不会被技术消解

《向心城市》一书的开头，引入了直播与乡愁这两个看似冲击“向心力”的例子，但恰恰相反，陆铭要论证的是：线下无法被取代，线上活动需要大量的线下集聚支持；农业不会消失，但是将农业带给更多人的是专业。

陆铭相信，网络会强化城市的优势，他用一句话概括了现代技术对城市格局的影响：“抹平了消费，集聚了生产；线上连接，线下分化”。换句话说，除非人不需要和人接触了，除非交通技术把距离因素完全抹除，否则线下是永远无法被取代的。

新的业态不断涌现，疫情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出行，但只要向心力与离心力的条件没有改变，向心城市的趋势便不会改变。这种判断不只是信念，也建筑在对现代经济发展的认识上。在《向心城市》一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为什么经济越发展，服务业的比重会越高？为什么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不意味着就业机会的减少？实现乡村振兴，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农村人走出去？

在大城市之路遇到很多质疑与争论的当下，厘清城市化进程中某些似是而非的观念，根据长期的观察、深入的研究和大量实证数据去解读有关城市化、区域发展与城乡关系的理念与政策，是必要且紧迫的。这不仅是各级经济活动决策者、城市管理者所要面对的事情，更是生活中每一个普通人会面对的思考。正如上海交通大学何帆教授所说的，《向心城市》一书所讨论的内容，能帮助读者读懂中国城市化的未来方向，也能解开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身在何处”的困惑和烦恼。

理解了向心城市的趋势，就不难明白，集聚不代表失衡，向心也不代表对外围的牺牲。放眼世界，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也包括了中国社会经济与人口的大变局。这更需要我们这一代人能读懂城市的命运，把握经济与政策变动的前景，进而理解自身选择的意义。

文/文景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