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封闭养老院152天的钱理群教授到场
8月15日，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了一场人文论坛，主题围绕“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展开。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提出的新议题，也是他新著的书名。
由于疫情影响，好几位老师只能在线上参加会议，可喜的是被封闭于养老院中152天的钱理群教授得以来到现场。83岁的钱教授进门时，已经落座的洪教授几次欲起身相迎，与会师生更是集体起立鼓掌迎接。
《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的最新一本，收入了洪教授近年写作的16篇文章，围绕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论及俄苏文学，也包括英法等国的欧洲文学以及亚非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在世界文学的参照中定位自身。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方面，无论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是深入研究的开展，都还存在欠缺。
近年来，洪子诚每一部作品的面世几乎都会引起很大的讨论，而他在年过八旬时爆发出的强大创作力更是令人叹羡。
在这本新著中，洪子诚提出的“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这些研究将极大地拓展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在研究中，洪教授没有局限于史料整理，而是从重要的史料文本、理论文本的重读出发，探讨了诸多重要的当代性文艺问题和思想问题。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看来，洪老师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思路，打破了学科的区隔，打破了中国与外国的二元框架。
基于洪教授这本书打开的视野，会议主办方在邀请嘉宾时同时考虑了中文系和外文系学者，希望大家对共同的问题进行交流，继而再形成新的视野。
“说出了我们这些人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局限”
洪子诚教授在主旨发言中首先提到书存在的问题：首先就是书名，“《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口气太大了！如果换一个书名，我建议用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洪教授提出的书名是《与〈臭虫〉有关》。
全场被洪教授的开场白吸引，只听他解释：“《臭虫》是苏联马雅可夫斯基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剧本，在中国好像影响不大，但是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个剧本联系到苏联和中国，也延续了三个不同的年代。田汉1958年写作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受过它的一些影响，另外21世纪以后孟京辉也有一个改编的同名剧本，标明向马雅可夫斯基致敬，所以说这个剧本是三个年代的延伸。而且我觉得改成《与〈臭虫〉有关》能增加出版社的销量。”
洪教授对新书所显示的体系性不大满意，认为大多是个案研究，而且分量不均，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他自陈是不会做体系研究的人，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写过整体性论述文章，岁数大了却越来越不敢写了，“比较年轻时”指的是60岁左右。但令其聊以自慰的是，选择的个案尽量联系到更大的单位，所谓更大的单位就是时代思潮或一个时期的重要问题等。
说到遗憾之处，洪子诚自言缺乏做书的客体条件，因为所读的外国作品是中译本，数量和涵盖量都过窄；另一个遗憾就是外语不好，所以出现资料收集上的大困难。虽然大学时学过两年俄语，曾经也达到能够用字典阅读原版的程度，“但现在我连俄文字母都念不出来了，英语也不行，这些是我这个研究所碰到的困难。”
谈到对于这本书写作方法论上的一些想法，他提起几年前在首师大文学院的一次讲座，题目也是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讲座结束后一个人找到他说：老师您的方法不是比较文学的准确方法。洪子诚说：“我确实没受过比较文学的训练，也没有认真读过比较文学的教科书，我的重点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就是关注当代文学在建构自身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外国文学的。”
洪子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我国上世纪50至70年代，这段历史的文学过程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和抗争，有些人甚至为此受苦受难。“我记得读过英国一位批评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本书，是贺桂梅送给我的，扉页上写着：‘洪老师好好学习。’”书前面的讨论部分洪子诚尤其认真读过，其中的“反必胜主义”概念特别引起他的兴趣，“联系到我现在研究的对象，我会说历史上并没有必胜者。”
他还特别关注到刚毕业的研究生吴丹鸿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学生说像洪老师这一辈人，因为看到同时代人为理想而受苦遭难，从而意识到自己有时代的债务，这种债务让他们无法夸夸其谈，于是努力做一点历史留痕的工作。洪子诚感叹：“这个学生非常敏锐地说出了我们这些人的责任以及我们的局限。”
洪子诚
“我还是听到了洪老师隐隐跳动的心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在洪教授发言后说：洪先生讲书名大了些，我却觉得从世界学术界格局来看，这个书名很有意义。
他解释，现在世界文学的概念谈得很多，尤其是哈佛教授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在比较文学界影响非常大。对很多美国学者来说世界文学也是新奇的，他们希望在这方面做出拓展性工作。所以洪先生这本书在国际平台来看，有着重要的贡献，说明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中国存在已久，而且一直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富有创造力的互动。
“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是一直与其他文化进行互动的，唐代的长安做了那么多胡乐，莎士比亚时代英文翻译《牡丹亭》，历史就是如此多元丰富。如果回到唐代长安，会发现我们的文明如此辉煌灿烂，恰恰是因为开放性的互动交流。所以今天阅读洪子诚先生这本著作，他勾连起的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也是同理。”陆建德说。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因为核酸超时未能入校，他在线上遗憾地说因为这个会写了将近一万字的文章，但今天只能说些闲话了。
他首先感慨洪子诚巨大的创造力，年过八旬仍然有作品发表，更重要的是总有出人意料的角度和新的思路。“他从来不做高调宣扬，从不提出新的理念和口号，也从来没有在当代文学中另起一行的雄心壮志。”孟繁华说：“这是一个学者的自我要求，也是一个学者没有被时代学风裹胁的佐证。”继而他说，洪教授提出议题的重要性正在被认识，希望这次会议可以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转折，既能尊重学科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认识到成果对学科发展的推动和价值。
孟繁华还特别谈到，自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之后，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就没有再出现。这从一方面反映了学科总体研究面临着困难，但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一直在研究写作途径，讨论与当代文学史有关的内容。
“我感觉洪老师对当代文学史的研究现状是不满意的，他首先对自己不满意，所以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甚至寻找更好的途径，做出更好的文学史研究。”孟繁华说，他更期待洪老师能够写出一本“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古代文学”新著，“古今中外融会贯通，中国当代文学才有更广阔的前景。”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光炜的发言标题就很吸引人：《洪老师的五十年代中期文学研究》。他坦言会议主题联系着他对洪老师这些年研究的一个困惑——他的成就主要在哪个时段？原动力和推动力究竟是什么？
程光炜得出结论：“我感觉到洪老师的历史记忆停在1956、1957年，这是他三四十年来从事文学史研究、17年文学研究的原动力，由此产生的推动力不仅没有衰减反而有不断增强的迹象。洪老师的文章，包括他的大多数论述，很少流露个人感情，这是成熟学者的历史定义所致，不过从书中《死亡与重生——当代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一文中，我还是听到了洪老师隐隐跳动的心声。”
程光炜相信在洪子诚的学术里有“我的心灵、我的学术”这一问题：他是五六十年代一代敏感青年中的幸存者，之所以不断重写1956和1957年，是这种幸存者身份和意识决定的。洪子诚从读大学到毕业留校的几十年之中，很难摆脱这种记忆，他的50年代中期个人史也由此形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苏联文学既可看做是洪老师开发的一个新领域，也可说是他50年代中期研究史的一部分，他是我们与50年代中期的一个历史中介，一位讲述人。”
“这种研究可能不会有人再做，或者有人做也做不到这样的程度了。”程光炜说得沉敛中带着感动：“洪老师很出色地讲述了自己的个人时代，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留下了一部宝贵的思想和学术财富。”
（文/本报记者 王勉）
钱理群作为洪子诚的同时代人，两人之间有着浓厚的默契互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他们共同的成长记忆，也是他们多年生活和学术工作中共同的思想资源。本文特刊发钱理群教授的主旨发言（节选），以飨读者。
封闭养老院152天的钱理群教授到场
打开洪先生这本《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新著的第一感觉：子诚兄就像鲁迅笔下打“壕堑战”的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有时唱歌”“有时忽然向敌人开它几枪”，再埋头继续“打牌，喝酒”。我把它概括为“边玩边打”。洪先生就是平时不吭声，读书，听音乐；隔一阵就突然打一枪，出一本书。而每打一枪，每有一作，都让人惊喜不已：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学术课题，这样的新史料，这样的研究思路、眼光和见解！当大家还没有回过味来时，先生又去玩了，继续读书，听音乐——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怎样的韧性与智慧！
我和洪先生都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他读文学专业，我读新闻专业，都是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因此，我读洪先生这本书时就会引起许多回忆，有许多感情、思考的投入。最后就关注到：我这个“人”的一生，与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里的世界文学的关系。
读洪先生的书，我的回忆与思考集中到一点：我作为那个时代的年轻读者，究竟是如何阅读、接受这些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文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的？受到怎样的熏陶，以至于影响到我的一生。也就是说，今天的“我”与五六十年代接受的世界文学有什么关系？
下面，我就按照洪先生书中讨论的顺序，一一道来。
一、洪先生书的第一、三篇《1954年的一篇书目》和《司汤达的教训：19世纪的幽灵》，都谈到了“欧洲19世纪文学”即欧洲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文学，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的主要部分，对我的影响也最大。就像洪先生介绍的很多作品，都是当年我所熟读，并为我的世界文学知识、修养垫底的。
洪先生的文章里特别谈到，50年代后期对司汤达的《红与黑》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讨论。我那时候心目中的英雄，就是《红与黑》里的于连和《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主人公，他们对个人人格力量的信仰，憎恶用强力伪善扭曲人的心灵，以及反抗绝望，都在我心上埋下了种子，影响了我一生。
二、洪先生在《教义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承担者》中谈到了“当代文学中的法国文学”，特别介绍了五六十年代巴尔扎克、左拉、雨果、福楼拜、莫泊桑、梅里美作品的系统翻译，歌剧《茶花女》，电影《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的演出、放映，都引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我正是其中最积极的读者与观众之一。这里，还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心中的世界地图里，最欣赏、怀有特殊亲切感的外国，就是“法国”。除了理性上对法国现实主义、启蒙主义的认同之外，还有我在精神气质上与“法国浪漫主义”的相通——这也只是我的一个直觉，是说不清楚的，就不说了吧。
三、洪先生对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有兴趣，连写了三篇文章，这也引起了我的共鸣，并且想起了自己未能实现的“文学梦”。我从小就希望当一个“诗人”，觉得自己有诗人气质，最适合写诗。至今还记得，我入大学后，就喜欢坐在未名湖畔，看天看水，构思我的“诗”。后来到贵州，游走在山山水水之间，除画画之外，就是写诗。我准备了很多彩色笔记本，写“红色诗”“蓝色诗”和“黄色诗”，后来都成了我“文革”时的主要罪状。
中国诗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艾青，外国诗人中就是洪先生总结的“两个‘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和伊萨可夫斯基。就像洪先生所说，对五六十年代“中国当代诗歌的观念和诗体形式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这两个斯基的“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我当时学写的，也全是这两大抒情诗体。
四、洪先生新著最后一篇《1964：我们知道的莎士比亚少？》，引起了我的更多回忆。洪先生谈到，1949年到1965年，是“中国莎学”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最最热心的读者与观众中就有我。我当时真的是迷上了莎士比亚。朱生豪翻译的12卷《莎士比亚戏剧集》，我不敢说全都读了，但肯定读了一多半。看舞台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银幕上的《王子复仇记》，更是如痴如迷。那时候从北大进城看戏，要乘32路公共汽车。戏散了，郊外车停了，就要从西直门走到北大，校门关了，就翻墙进校：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
但我感到最困惑的，还是自己喜欢莎士比亚，却说不出为什么如此痴迷于他。因为他太丰富，太复杂了，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以及他对我的影响。这一次读洪先生的书，才知道早在莎士比亚400周年纪念时，就有外国评论家说，“对莎士比亚的热爱、重视，在全世界就是超越国家、语言、意识形态界限的。”而“莎士比亚戏剧、诗歌的丰富、复杂，也为持各种哲学观点，各种政治立场的解释者，提供他们驰骋的场地。”还有这样的分析：“他的真正伟大，在于他剧中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坚强地和人性的基础相连。”
最后，洪先生引述了80年代担任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曹禺的一段论述，说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莎士比亚是“屹立在高峰之上的文学巨人”，他教给我们“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倡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我想，这里传达的，也应该有洪先生的心声，也有我的心声。
我也终于明白：莎士比亚对于我这样的“碎片化”的存在来说，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存在”。一个无比丰富、无比复杂的，在整体性中“包容了相互冲突的思想、情感、语言”的巨大存在。他的文学“表达了人类永恒的基本情感”，倡导“‘人’的价值，尊严与力量”：这正是我一辈子向往和追求的。
五、另外洪先生书里提到，却没有展开论述的文学翻译与阅读，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希腊神话、但丁《神曲》等。在我的记忆和理解里，这些在五六十年代都作为重点引入的世界文学经典，对我们那一代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这就要作一点补充。
首先自然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我是1956、1957年在北大读书时，同时接触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的。说实话，当时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堂吉诃德。到80年代末，我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更是强烈地反省到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堂吉诃德气”，并有这样的醒悟：“不知道后人将怎样观察、评价我们这一代人；作为当事人，我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却又充满了理想、信仰、浪漫精神，制造乌托邦的时代文化氛围里的一代人，常常具有堂吉诃德气质，执迷于一种幻觉——一个绝对的，纯粹的真、善、美的理想世界，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
而在五六十年代，哈姆雷特怀疑主义精神，一直是思想改造的对象，我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哈姆雷特气”也因此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可以说直到1980年代末，我才重新唤起了自己身上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双重气质，并注意到屠格涅夫的那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开始认真思考、研究世界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上的两大不朽典型，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生命命题，成了1980年代末生命自救自赎的需要，写出了《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一书。我也更清楚地认识与把握了自己：我这一生就是存在于“哈姆雷特式”与“堂吉诃德式”两种存在方式的互补、矛盾与冲突之中：这可能也是更本质、更本性的自我。
六、还要说一个更加个人化的文学领域：外国儿童文学。安徒生的童话、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小学学生无人不知无人晓的，我也是大做其“儿童文学家梦”。在高中毕业全校演讲比赛上，我就以此为题，得了一个第一名。当时我正迷恋于苏联儿童文学家盖达尔，他所写的《铁木耳和他的伙伴》，曾风靡于50年代的中学校园。我还写了一篇有一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论盖达尔的创作道路》，这是平生第一次写“论文”（实际是“读书笔记”），也算是我的学术研究的开端吧。
讲得太长了，就此打住吧。忍不住还要问一个问题：开完这次讨论会，洪先生“这一枪”就算打响了。子诚兄大概要回家“玩”去了。那么，“玩一阵”以后，他的“下一枪”，将是什么呢？
文/钱理群
2022年8月14日起草
17日、18日整理定稿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