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故宫，也就是紫禁城建成602年，想要了解紫禁城的‘前世今生’，就要从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开始。”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这样说道。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这里坐落着一座兴建六年后便被罢建的都城——明中都。

2022年3月31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评审结果，凤阳明中都遗址成功入选，上榜了这项中国文物考古学界“奥斯卡”，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

民间曾有一种传说：明朝三座都城，凤阳是爷爷，南京是儿子，北京是孙子。明中都是明初首个按京师规制营建的都城，朱元璋以高规格、高标准打造它，却在六年后基本完工之际突然决定罢建。随后，朱元璋开始对南京进行大规模改造，并在洪武十一年确定了南京的“京师”地位，凤阳明中都从此停留在了那个年代里，在历史长河中走入“冷宫”之境，饱经风雨。它所留下的城垣、宫殿、坛庙等遗址，构成了庞大的明中都遗址，近年通过考古才进入大众视野。

翻阅今年的“十大考古发现”，凤阳明中都遗址是仅有的一个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两方联合完成的项目。为什么远在安徽滁州市凤阳县的遗址，需要故宫博物院的配合发掘呢？这个项目对于紫禁城来讲又意味着什么？

带着这样的疑问，北京青年报记者分别联系采访了两方的项目负责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凤阳明中都考古发掘领队王志，以及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

王志（右）在宫殿基址考古工作现场

在宫殿基址现场发掘出巨型石础

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石础之最

王志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地居民对这座都城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是明代都城，时间比较近，而且地上的建筑是有一些留存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这里以前是一座都城。”王志介绍道，清代时宫城还被当作县城来使用，当地人口中的“凤阳老县城”指的就是明中都宫城。

自1969年明清史专家王剑英被下放至凤阳，发现明中都遗址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考证、研究以来，明中都被长期认为是一座轮廓清晰、布局清楚的城址。既然如此，还有对它进行考古发掘的必要吗？

“很多人对历史时期尤其是近古以来的遗址考古都存有这样的疑问。然而，地下遗存永远比想象得要复杂得多。地面调查和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注定了它不可能真实、完整地获知到地下遗存的原貌。”王志说。所以要完全了解明中都遗址的建筑布局、形态，仍需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王剑英先生的踏查、考证虽已十分详尽，但他在《明中都遗址考察报告》中也曾至少16次提到，需要未来的勘探发掘进行求证。

尤其是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一直成谜。王志说，明中都宫城的格局也是“前朝后寝”，那么前朝宫殿区就是皇帝上朝、接见大臣的地方，其实算是明中都宫城最核心部分，需要揭开前朝区宫殿基址的神秘面纱才能了解。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5年就启动了考古发掘，与故宫博物院、山东大学等合作，以中轴线为核心，先后发掘了前朝宫殿、承天门、外金水桥等遗址。历经七年考古，明确了明中都的城垣结构，建筑遗存的总体分布，多组单体建筑的布局、形制、结构和工艺。明中都有三重城垣，最内是宫城，第二道是禁垣，外郭城是最外面的城。在明中都禁垣城（相当于北京的皇城）内，目前已勘探发现夯土基址137处，还有河道、水井、灰坑、道路、窑址等重要遗迹。

“我们坚持了七年，终于揭开了前朝区宫殿基址的真实面目，让我们知道了它的真实布局和结构。”王志说。

宫殿基址前殿出土的巨型石础

而在王志心中，最大的收获之一莫过于前朝宫殿部分。“在前殿接近中心的部位发现了这块石础，它的体量巨大，用料边长达到了约2.8米，础面是约2.5到2.6米，覆盆的直径达到1.8米，这应该是我国古代宫殿基址里面出土的体量最大的石础。”石础就是房子下面用来承托柱子的，大多数都是1米见方。

更让考古人员们觉得兴奋的是，在宫殿前殿的中后部位，还发现有一处十分纯净而特殊的黄土台。“这个黄土台刚好位于整座宫城的几何中心上，如果从宫城的四个角的点出发，交叉画两条对角线，那么它的交点就正好落在这个黄土台上，也正好是皇帝龙椅宝座的位置。”王志说。这在都城发掘史上十分罕见，它所带有的强烈象征意义也让考古同仁们觉得兴奋不已，认为这座黄土台可能与明中都建设中的选址、择中理念有关。“当年应该是先选定了这个中心点，再按照‘先宫殿后城墙，先宫墙后禁垣’的营建时序建造了明中都。”

王志曾经在同行的相关座谈会上表达过一个观点：“明中都遗址的考古，印证了过去对遗址的一些想法，又突破了既有认知。”王剑英先生早前的调查论断认为明中都前朝的宫殿是坐落在“中”字形台基之上。

1982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也曾对前朝宫殿遗址进行试掘，但并未成功。2021年，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发现，终于揭示出了前朝区宫殿的真实面貌，它的台基不是“中”字形，宫殿也不是像北京那样的三大殿布局，而是呈 “工”字形——由前殿、后殿和穿堂组成，这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正因为这项发现，团队成功复原出前殿与后殿的建筑开间形态，均为面阔九间、进深四间，前后殿之间有阔三间、深七间的穿堂。

另外，王志也提到另一个突破认知的细节：此前的资料显示，明中都遗址的外金水桥数量是五个或九个说法不一，通过发掘，桥的数量确定为七个。

承天门遗址平面布局示意图

走进故宫“前世”

不仅有天安门“雏形”，多处形制如出一辙

“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宫城建筑中保存至今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木构建筑群，而它的规划理念、宫殿布局、配置等均脱胎于明中都宫城模式，明中都遗址的建筑规制、形制布局等是集历代之大成者，承上启下，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完备的宫城建筑体系,也是营建北京故宫紫禁城的直接蓝本。”故宫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告诉北青报记者。用当今流行的语汇来说，明中都宫城是1.0版、明南京城是2.0版，那么北京紫禁城就是3.0版，是明中都再版的再版。

有了与北京故宫的奇妙连结，也吸引了一批考古历史爱好者前去凤阳寻找北京城的“前世”。在今日的凤阳城，还能找到北京城的源头：长安街、午门、东华门、西华门、角楼……读来让人觉得很有亲切感。

自2017年以来，受国家文物局委派，在安徽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凤阳县县委县政府及县博物馆等机构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故宫考古研究所参与了明中都遗址考古工作。五年来，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团队与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们一道，开展了前朝核心宫殿区、外金水桥、涂山门等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明中都遗址和故宫相似甚至如出一辙的地方。

首先，凤阳明中都的午门、城墙四隅角楼的做法全被北京紫禁城所直接沿袭，包括主要门制、宫殿的名称等也都相同。王志特别提到，最明显的就是明中都宫城的正门——午门，平面呈“凹”字形，两翼分别为东观、西观，正面城台辟出三券门，两侧有东西掖门，形成“明三暗五”的格局。如果去过北京故宫游玩的人一定对午门，也就是入口检票处的建筑结构印象深刻，是两翼延伸出来环抱正门，形成了“凹”字形。

其次，明中都遗址的承天门城门布局非常独特，“三个门洞位于城台正中，在城台两侧各开一偏门，也就是“3+2”的门洞布局”。如今的北京天安门是五个门洞，王志认为，承天门“3+2”式门洞布局是唐代以后首次将五个门洞布置在都城第二道城的正门位置，体现了三门洞到五门洞的过渡，也就是北京天安门五门洞格局的雏形。

不仅如此，相似的地方还有很多，北京故宫的外金水桥也是七座，除了天安门五个门洞对应五座之外，太庙和社稷坛还各对应一座桥。

“在后殿西侧我们还发现有相连的连廊、门房和角楼的建筑基址，与今天北京故宫这个位置的建筑组合也十分相似。另外，二者的中轴御路、东西主干路等井字形路网，也都体现了中国古代‘营国之制’的准则。角楼的曲尺形平面形状，东华门、西华门配置等二者亦均保持一致。”徐海峰说。

三大殿台基也基本相同，正殿之后有宫门、宫墙将前朝与后寝分隔开，形成另一个主要宫殿区域（生活区域），后寝区域之北有界墙将城墙与宫殿区域分开。从宫殿的整体格局来看，与紫禁城也一脉相承。

在建筑工艺的精美度上，也能找到一定传承。徐海峰提到，从紫禁城的琉璃瓦来看，形制、龙纹、凤纹等装饰均能从明中都城找到源头，但是相较明中都琉璃瓦无论是形制，还是纹饰均略有简化，特别是纹样立体化表现方面中都城更为突出，但是工艺上显然北京紫禁城更加先进。

明中都遗址考古现场鸟瞰

故宫考古只能“微创”不敢大动

通过明中都解答了故宫疑题

对于这次联合发掘，徐海峰和故宫同仁们觉得既兴奋又欣慰。

由于北京故宫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局限，不管是三大殿，还是护城河、金水桥，想在故宫做进一步发掘考古需要极其慎重，考古发掘面积极为狭小且难有余地，故宫博物院的考古研究团队通常只能进行“微创”发掘，一般都是见“面”即停，也就是发现了重要的砖面、地面、活动面后就不再向下清理了。而有了凤阳明中都的考古项目，故宫就有了参照，有些做法是相通的。

徐海峰特别提到了关于外金水桥和护城河的联合发掘工作，这次故宫考古研究团队提出以水系路网格局的发现与研究为主要工作目标，有了额外收获：“没想到此次明中都外金水桥发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础构造，其平面布局也很清楚，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桥桥面以下基础构造、建造工艺找到了很好的参照范本。”

王志也有同感，通过对护城河和金水桥的发掘发现，护城河坝闸的分布和做法，金水桥的券筑结构，河道的海墁工艺等等都为探寻故宫内同类水系遗迹的内在结构起到参考作用。

除了具体的营造方法，从目前的考古联合调查结果，再结合文献记载，专家团队还发现，明中都的玄武、东华、西华三门外有甬路跨过护城河，河水在东、西华门外通过甬路下涵洞流通，与北京紫禁城是几乎一样的。甚至是内金水河的走向也与紫禁城如出一辙，都是由宫城西北隅水经涵洞入城，在宫城西墙以东南北向直下至西华门桥，然后折向东过武英殿桥、奉天门桥，再向东过文华殿桥、东华门桥，再折向南由宫城东南隅出水涵洞而入南护城河。

对于一线发掘来说

勘探仪器和工具设备也并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明中都遗址是晚段遗址，看起来有文献记载，但文献资料也不一定都可靠，实际情况甚至会颠覆认知。“石础、磉礅……每一个建筑部位都有固定做法，如果不懂这些固定做法，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在土中进一步作业。因为认知的不同，连地层线都可能一个人一个画法。”王志说，正因如此，一线考古队长才应该在都城史、建筑史方面有更多知识积累。而对于明中都遗址来说，勘探仪器设备的使用也受到很大限制，它们对于墓葬、窑址等较为单纯的遗迹或许有效，但对处于历史晚段时期的建筑遗址，因为地下遍布砖石，勘探非常困难。

王志解释道，地下遗迹的结构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挖出来的。“不仔细分辨的话，它看起来就像是一整块夯土，需要解剖才发现它实际是有很多层、分很多块，还有建造的先后次序，按照社科院考古所董新林老师的说法，我们做的就是在‘土中找土’。”

对于田野考古，“我们考古人有几种说法，一种叫‘挖出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对任何东西做预设，强调客观性；还有一种叫‘想到什么，才能挖出什么’，强调要提前有所判断。两者都有道理，但田野经验让我们更倾向于后者，在没有知识储备、没有预定目标的情况下发掘，可能就挖不出遗迹的完整信息来，甚至挖出来了也不认识。”王志说。

工作展开并不容易，技术困境和现实困难都有。王志回忆，自己最开始单枪匹马到凤阳县着手明中都遗址考古工作的时候，条件很差，他和团队就在工地附近租房子住。一直到2019年，在凤阳县的支持下，建设了明中都考古工作站，才算稳定了下来。

占压在遗址上的民房拆迁工作直到2017年才结束，拆迁完成后考古工作人员才得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大面积发掘。由于项目开展初期，还遗留了一些征地问题，王志感受到了一些阻力，开展工作需要反复协调，不断通过找乡镇和村干部解决纠纷。最难的一段时间，几个月都无法继续推进发掘。

“考古不再寂寞了”

荣誉是站在先辈们的肩膀上得来的

重量级遗址的考古发掘，常常需要几代人的坚守和努力。这次成功入选“2021年十大考古发现”，王志坦言自己其实并不完全意外，一是他很清楚这座都城和其建筑的重要价值；二是他认为经过几辈人的工作，特别是王剑英先生的扎实研究，明中都已经得到了学界专家们的认可。所以他时常谨记明中都遗址的发现者、首位系统研究者王剑英老先生的遗愿。“荣誉是站在先辈们的肩膀上得来的”，他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所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投入及与故宫同仁的合作有底气。

王剑英先生实地踏查明中都遗址

在2015年负责明中都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以来，他脑海中常常会浮现这座古都的建设者和后世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的身影。若不是精通明史和历史地理的王剑英，在“文革”下放时发现此城，北京的“前世”至今还尘封在历史中，甚至已经完全消失了。就在十年前，明中都遗址还是一片“脏乱的旧城”。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兴经济建设和项目开发的势头更是威胁到了明中都的留存。

2013年，以遗址公园建设为契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订了《明中都遗址考古工作计划》，2014年启动明中都的考古勘探工作，2015年正式开始发掘。王志提出了一系列的口号，“数字考古”“科技考古”“田野考古”的三结合；“最小面积”“最少破坏”“展示优先”的三原则；“布局、规制、工艺、过程”的四目标；等等。201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故宫博物院的加入合作，明中都考古在考古测绘手段、数字化技术、比较研究视野方面又更进了一步。

徐海峰颇有感触，对于近年来由“三星堆”等知名度很高的考古新闻掀起的一波又一波考古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更加主流。作为考古人他觉得很欣慰，他说“考古不再寂寞了，因为考古顺应了时代”，他认为公众考古应该成为考古同仁们的自觉，“故宫考古从一开始就树立了‘考古成果、公众共享’理念，探索利用多种手段进行考古成果宣介，边发掘边展示、考古出土文物与馆藏文物对比展等，想要让公众走近考古。”

不管是徐海峰还是王志，他们都不习惯谈具体考古工作的艰辛与困难，而是对考古过程中的成果与发现感到兴奋和快乐。考古队长王志的微信名叫做“中都窑匠”，从2015年接手凤阳明中都考古一线发掘工作以来，他七年的时光交付于此，王志早已对这片宫城土地产生了厚重感情，他希望自己像一位匠人，在时间里打磨，坚持“土中找土”的匠心，等待发现更多的惊喜。

供图/王志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雷若彤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