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具体的人”，这一简洁有力的短句出自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要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作家汪曾祺，正是完完全全地“爱具体的人”、爱生活本身的最好范例。
作为汪曾祺忘年交和文学评论家，几十年来，王干先生所做的就是“透视汪曾祺的文化密码”，而新书《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是这一长期“透视”的精华。
“美食”是汪曾祺的关键词之一，《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中专辟一讲，讨论汪曾祺散文和小说中美食的不同意涵。书中把汪曾祺美食散文中写到的“吃”称为“食相”，小说中的“吃”称为“吃相”。
先说美食散文。就像《红楼梦》带来“红楼宴”一样，汪曾祺美食散文里的菜肴被制作成“汪氏家宴”，有“汪味馆”“汪小馆”等。关于汪曾祺美食散文的出版也接连不断，年轻人都爱看汪曾祺的美食散文，这种感染力和号召力是如何形成的？ 王干认为，首先：“汪曾祺美食散文的文化底蕴极为深厚，渊博的知识、经历的广远以及自身的文化涵养，让汪曾祺的美食散文具有一种纵深感，哪怕是一块小小的豆腐，都能写出古今南北的来龙去脉和风味特色。”但仅仅是知识性的文化散文，还不能令读者欣赏喜爱，汪曾祺曾经说过：“我把自己所有的爱的情怀灌注在喜好美食的文章中。”一语道出对美食散文倾注的情感。这才是打动读者之处。跟别的作家写吃相比，汪曾祺蕴含的情感显得尤为浓郁。对美食是否有“强烈的参与感”，是像爱生活一样地爱美食，还是占有或旁观，做一个食客、吃货、老饕？ 前者和后者，读者一望而知。
汪曾祺对美食的爱，是发自灵魂的。他是江苏高邮人，身居北京，南人北居，就发明、改良了很多美食。王干先生是汪曾祺同乡，无数次去汪曾祺家“蹭吃”，既享受美食，也解了乡愁，“他做完菜，喝两杯，然后劝我喝酒吃菜，他在一旁看着，似乎那桌上的菜不仅是他的作品，连我在内也成了他作品的一部分”。
再说汪曾祺小说中的“吃”。这里的“吃相”其实是“心相”“灵魂相”。
比如，《落魄》中以一家扬州餐馆的兴衰来展现人物的命运起伏，本来斯文讲究的掌柜，变得邋遢猥琐。《鉴赏家》写小人物和画家成为知音的感人故事，里面的食物——水果，是故事发展的媒介。《岁寒三友》中结尾三位朋友碰到一起喝酒的片段，让人感受到世事变迁、人情冷暖。《金冬心》写“扬州八怪”之首金农（号冬心先生），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出入达官贵人的饭局，说些违心的场面话，“文人的尴尬和酸楚在‘吃相’中淡淡流出”。
《黄油烙饼》则直接以食物为题，写了一个关于亲情的凄凉故事，在饥荒岁月，奶奶想尽各种办法给孙子萧胜烙饼吃，最后奶奶饿死了，萧胜的父母用奶奶省下的黄油为萧胜烙饼。《七里茶坊》里写“吃”也很有意味：几个人在一个叫“七里茶坊”的小镇上劳动，白天负责在公共厕所凿粪块（北方冬天冰冻起来的粪，可以用来换钱），歇下来就聊喝过的好酒、吃过的美食，其中一个叫老乔的，记性好，对昆明的美食，“从华山南路、正义路，一直到金碧路，数出一家一家大小饭馆，又岔到护国路和甬道街，哪一家有什么名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金钱片腿、牛干巴、锅贴乌鱼、过桥米线……”“一碗鸡汤，上面一层油，看起来连热气都没有，可是过一百度。一盘子鸡片、腰片、肉片，都是生的。往鸡汤里一推，就熟了。”凿粪的日子里仔仔细细地讲美食，既心酸又让人看到对美好的永不枯竭的渴求，不得不对人物产生某种敬意。
汪曾祺喜欢语淡情深的明代文人归有光，少时又熟读司马迁的《史记》。王干注意到这一点，生发出一讲，专门谈汪曾祺和《史记》的关系，角度新颖，特别是将汪曾祺小说中“小人物”身上的诗意和悲剧美，和《史记》的抒情精神，做了启发性的连结。
汪曾祺的小说《徙》在《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中被多次提到。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高北溟父女，怀才不遇，困于市井，最后女儿含恨而终。王干将这样的人生悲剧和《项羽本纪》结尾“太史公曰”的感慨联系在一起，做了别致、优美的解读。从市井人物身上发掘诗意和美感，在汪曾祺的作品中不是直接地明示出来，但都确确实实地打动到了读者。
汪曾祺的轶事，在他的亲人、朋友、后辈中传扬。有一些小事或画面被反复谈起：儿女们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从厨房里出来，系着围裙，手里端盘菜；在家里，孙女跟着叫他“老头儿”，他也高兴地答应着；家人围在一起对他刚写好的作品指点批评，他被打击得回屋调整情绪；他跟别人谈起准备写《受戒》这么一篇小说，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有什么意义，他负气地说，我就是要写，还要写得很美、很健康。
“尘界与天界”，这是王干先生为这本书确立的主书名，在他心里，汪曾祺是贯通了“尘界”和“天界”、融合了世俗和精神层面的文学家、思想家。《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里也饱含着作为后辈、朋友对汪曾祺的感怀和思念。“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念。”这是在序言中所写，现实中，王干先生的表达更加情难自已：“汪曾祺很多时候给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文/项雷达
来源/中华读书报
编辑/贺梦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