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了《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提出整体谋划全市考古遗址公园点位布局，其中包括重点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琉璃河遗址附近有琉璃河，历史上的琉璃河，曾经是热闹繁忙的航运河道。

琉璃河出土的西周早期文物克盉（上）和克罍（下） 供图/视觉中国

琉璃河早年不宜通航

清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时任户部右侍郎的宝鋆被任命为浙江乡试正考官，从北京出发，日夜兼程赶往浙江。宝鋆在路途中即景作诗，其中一首七律诗名为《琉璃河即景》：“溶溶圣水净玻璃，秋色长堤接短堤。沙草路平牛步稳，荻花风紧雁飞低。铁枪有客频推重，砥柱何人待品题。极目帆樯林立处，规模似否浙东西。”这首诗最后一句所反映的，就是当时琉璃河水运繁忙的场景。

一般来说，一条河流能够通航，至少要符合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足够宽大，水量必须充足；二是水量要稳定，不能过于湍急；三是通航要有预期利润，如果一条河能够通航的河段短到不足以联系两个重要的城镇，那么就没戏，因为修造船与码头仓库、维护水运的设施等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第一个条件首先就排除了许多河流和小水沟；第二个条件又会把明清时期的永定河（因为含泥沙量高，故也有浑河、小黄河的别称）等河流排除；至于第三个条件，在不同时期情况有很大差异，古代的地方官员和商人都有一番算计，琉璃河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符合这第三个条件。

琉璃河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被称为圣水。在那个距今约一千五百年的时代，圣水的上游和今天相比没太多区别，从大房山发源之后，流经三千年前曾是燕国早期都城、今天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到这里，圣水已经流入了宽阔平坦的华北平原，接下来与相当于今天北拒马河的几条河流交汇，注入今天河北省涿州、固安之间的督亢泽。这个督亢泽，就是当年荆轲刺杀秦王嬴政时所献地图上的“督亢之地”。

北魏时的永定河叫氵纍水，它的下游在北京市丰台区、大兴区北部和通州区南部一带，和今天的河道差别很大。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北魏以后，永定河的河道逐渐向南移动，金代时河道上还修了卢沟桥；元末明初，永定河（当时也叫浑河，含泥沙量已然很大）在现在的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固安县等地多次决堤、改道，扰乱了琉璃河的下游。可想而知，这个时候的琉璃河下游就等同于永定河，不仅来水不稳定，且汛期洪水猛烈，没人会在这么一条河里冒着生命危险航行。

明代永定河下游一直在北京的南面摆动不定，经常影响现在河北的固安县、高碑店市、雄县，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清代初期。在这个时期，琉璃河原来的下游已经在永定河的冲刷下难寻故迹。而在永定河平静温顺没有影响它的时候，它的下游河道改为在《水经注》中就被记载下来的白沟河道，从涿州、固安之间向南延伸，到今天高碑店市白沟镇与南拒马河汇为一条河，绕过雄县城区，与白洋淀汇成海河五大水系之一的大清河。这个改变为琉璃河后来能够通航迈出了重要一步，因为在宋、元、明等朝代，大清河的前身已经成为京畿地区一条重要的航运内河了。

航运始于清代

在削平三藩、平定台湾、击败准噶尔部后，康熙帝终于有机会、也有人力物力去治理直隶地区的水患了。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帝筹划了对永定河下游的筑堤工程及海河水系其他河流的一系列治理工程，这些工程之后同样被雍正帝、乾隆帝所重视。经过长期的有效治理，琉璃河终于摆脱了被永定河影响的命运，琉璃河航运从此拉开了序幕。

清代中期，自琉璃河镇登船出发，可以直达天津。据嘉庆年间的《长芦盐法志》记载，出产自沧州长芦盐场的官盐，由淀河（大清河干流）水运可至琉璃河沿岸各州县，最远可抵达当时良乡县的琉璃河镇。琉璃河镇是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上的重要节点，原来仅仅是琉璃河上的一个津渡，东北接良乡、卢沟桥通往北京城，西南连涿州通往保定。到清代中期，琉璃河镇还可以由水运通雄县、保定府、霸州、天津府，发展成为北京西南方向一座重要的城镇。

经由琉璃河运往天津的物资，主要有房山一带出产的煤炭与石料。《明一统志》《天工开物》中均记载京畿房山县产“石炭”，即煤炭。房山所产煤炭的质量较高，姚旅《露书》记载，明代曾有一种红罗炭作为皇宫用炭，燃烧时“经久难化，香气氤氲逼人”。对于本身不产煤炭的天津等地，这样的煤炭当然很受欢迎。与宝鋆大约同时期的华长卿在《梅庄诗抄》中就有“琉璃河畔水，乱泊载煤船”的诗句。

房山所产石料也是天津等地需要的重要建筑材料。但是作为石料、煤炭集中地的坨里（今房山区青龙湖镇）、周口店、南窖（今房山区南窖乡）和房山县城（今房山区城关街道）附近，没有可以通航的河流，陆路的牲畜车辆驮运颠簸，对大块的石料运输也不便，因此都需要集中到琉璃河镇，通过民船运输到天津。

极盛与衰落

天津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后开埠，随后列强纷纷在天津强划租界，开办各类洋行、工厂；不久洋务运动开始，天津成为洋务派官僚兴办各类工业的试验田。这使得天津对各种产于内地的工业产品、建筑材料的需求大幅增长，琉璃河的水运是一个重要途径。而从天津运到琉璃河的物品类型也大大增加，尤其是外国生产的各类“洋货”大量输入内地。清末京汉铁路、津浦铁路先后通车，但是琉璃河镇的水运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早期铁路运输速度不快而运价较高，民船运输不但便宜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航线。

根据1924年编纂的民国《良乡县志》记载，1923年的琉璃河镇有18家粮商、8家布商、5家油商、6家药商、5家木厂、3家石厂、2家铁商、16家煤商、3家首饰行、1家煤油行、2家瓷器行、3家染行、6家杂货行、2家席绳行、4家货栈、1家烧锅、1家盐店与1家茶叶行，商家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良乡县城。其中煤商、铁商、木厂、石厂都是良乡县其他城镇所没有的。席绳行的材料主要是苇、麻等物，说明冀中河湖密集的白洋淀等地区的土货在水运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到20世纪20年代末，情况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房山的物资大多用铁路运输，水运物品减少。1936年6月，日本侵略者派出特务分队，从北平出发，在琉璃河镇乘船而下，对华北地区进行间谍活动。

这说明全面抗战爆发前，琉璃河仍然能够通航，当时琉璃河镇以下河段在丰水期的船只吃水线可达1米，可载80吨重的货物；枯水期也有0.3米，可载5吨重的货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琉璃河车站成为抗日战争中激烈争夺的阵地，而琉璃河的水运则逐渐从历史中淡出。到20世纪70年代，大清河流域各河流的水量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日趋减少，琉璃河也不再具备航运条件。尽管舳舻往来的风光不再，琉璃河通航的岁月仍在京津冀地区发展史上熠熠生辉。

文/卜凡（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