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特大暴雨席卷河南，牵动亿万国人的心。在这次暴雨灾害中，全国各地驰援的民间救援组织因其专业素养和救援速度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民间救援组织在国外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作为民间组织的发源地之一，美国的民间救援组织专业化程度高、分布广泛，在卡特里娜飓风和桑迪飓风等自然灾害的救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期间，“国际直接援助组织”更是反应迅速，对药物短缺及时作出预判，积极参与到病毒防控中。

而灾害频发的日本也拥有自己独特的救援体系，1998年日本《特定非盈利组织促进法》推出后，民间组织蓬勃发展。于内，“公民力量”等组织在今年7月的泥石流灾害救援中展现出有条不紊的专业素质；于外，“CODE海外救灾市民中心”在34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展了56场救援活动，向各国回报善意。

欧洲的民间救援组织一直都闻名于世，最近几个月中，德法两国的海上救援团队已成功救出数百名难民。这些组织还在各自官网上积极发声，给予不同群体讲述自己经历的机会，让更多人能了解到真相。

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组织也不甘示弱，印度各民间救援组织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在疫情期间为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女性自助团体也面向大众努力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打击不实信息，成为印度抗疫前线的中流砥柱。

美国

未雨绸缪对药物短缺等疫情发展方向作出预判

1620年11月，在海上航行六十多天后，一艘名为“五月花”的英国帆船逐渐向美洲大陆靠近。在登岸前，船上四十多名男子签署了一份联合协议，俗称“五月花号公约”，该公约规定签署人可自愿创立自治团体，依法治理美洲殖民地的一切事务。自此，美国便以自愿结社为开端书写下全新篇章,“先有社会，再有国家”的美洲大陆也为后来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埋下种子。

19世纪，为了应对战争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伤亡，世界上第一批以人道主义援助为宗旨的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美国就是创立地之一。美国民间组织专业化程度高、分布广泛，据美国国家慈善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组织已超过150万个，包括公共慈善机构、私人基金会和其他民间组织。

美国的民间组织因其职能有别，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作用，而民间救援组织是最常见的一种。9·11袭击发生后，红十字会等三十多个全国性非政府组织筹集了近27亿美元,用于提供食物、住所、医疗服务和其他类型的援助，在各类自然灾害中也经常能看见民间救援组织的身影。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横扫美国东南沿海，造成了超过1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这场灾难中，民间救援组织充分发挥其优势，积极救灾，“饥饿救济组织喂养美国”（Feeding America）共募集了3000多万磅食物用于灾区的供给。由于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的食品银行在短时间内无法运作，“饥饿救济组织喂养美国”就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贝克市设立了一个临时仓库，向所有灾民分发食物，解决燃眉之急。“希望营地”（Camp Hope）组织也为圣伯纳教区和新奥尔良周边地区的志愿者提供住宿。不过，当时部分民间救援组织功能尚不完善，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托马斯·E·德拉贝克就曾在他所著的文章中谈到，卡特里娜飓风灾害期间民间救援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验不足，各志愿团体之间未能有效配合，这也给救灾行动带来了不少麻烦。

不过，在吸取了那次教训后，当2012年飓风桑迪袭击美国东海岸时，志愿者在灾难预警和其他救灾援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冠疫情期间，更是有许多民间组织反应迅速，活跃在抗疫前线。2020年武汉疫情暴发时，“国际直接援助组织”(DirectRelief)集中向湖北及其周边地区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物资，并且对未来疫情的发展作出了相关预测。基于此，该组织也开始增加对美国医疗卫生药品的供应，并提供免费问诊的服务。2020年2月，新冠疫情开始在美国蔓延，“国际直接援助组织”便向大约1000家医疗机构运送了25万个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这批物资旨在帮助医疗机构持续筛查感染者，并提供急需的初级医疗服务。该组织还通过捐赠帐篷，来帮助医疗机构在户外更安全地对病人进行分类。当时，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个人防护设备上，而“国际直接援助组织”走在了最前面。该组织的药剂师阿莉西亚·克拉克认为，随着医院里重症病例的增加，急救药品的需求也会不断增加，因此，“国际直接援助组织”及时向合作伙伴采购了他们认为最有可能供不应求的一些药物，并估算药物的未来需求量。

在“国际直接援助组织”的官网上，“展望未来，快速响应”是该组织的指导原则，他们希望在紧急情况下，通过与最适合的当地合作伙伴携手，支持幸存者的紧迫需求，未雨绸缪，早做打算。

日本

注重细节 有条不紊

日本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边缘，灾害频发，而正因为这不怎么讨喜的地理位置，日本人民之间才更惺惺相惜，互帮互助，形成了独特的救灾体系。

1995年，日本兵库县南部发生7.2级大地震，死伤人数高达5万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政府就开通了志愿者窗口，来自日本各地的130多万志愿者参与了救援。这种个人或团体共同协作解决问题的新手段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因此，1995年也被称为日本“志愿者元年”。

自此，自发性救助文化在日本蓬勃发展起来，志愿者活动的管理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这直接促成了1998年日本《特定非盈利组织促进法》（也称为NPO法）的制定。有了法律框架，各种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这些组织后来积极参与灾害救援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注重细节，有条不紊，是日本民间救援组织最大的特点。“公民力量”（CivicForce）是2004年新潟地震危机之后成立的民间组织，经过多年的发展，该组织已经拥有成熟的救援体系。上个月日本热海地区遭受泥石流袭击，“公民力量”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需求评估。除了基本的救援活动，该组织更担心疏散人员在灾区的聚集会带来疫情传染问题，7月7日，“公民力量”组织迅速向救援供应中心运送了520瓶洗手液和3000个口罩。由于泥石流，许多车辆都被摧毁，灾民无法去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公民力量”组织便开始不断收集有关车辆援助的资料。像“公民力量”这样的民间救援组织在日本还有很多，他们不忽略任何一个细节，井然有序地展开救援活动，弥补着政府应对灾难的局限性。

除了国内救援，日本的民间救援组织也在国际救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ODE海外救灾市民中心”是位于日本神户的非政府组织，1995年神户发生阪神大地震时，日本得到了70多个国家的大力支持，CODE希望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一直积极参与到国际救灾活动中。

CODE工作人员吉椿雅道在NHK采访中表示，CODE最看重的是“灾民的声音”和“援助的连续性”。他说：“我们仔细倾听受害者的声音，探索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并给予他们支持。”他在《从非政府组织视角下看灾区的生活与挑战》一文中提到，`“在这个领域，我一直很珍惜一些东西，即使大量的救援机构来到灾区，也总会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们会优先考虑到那些地方。我们总能遇到紧急情况，却很少提供紧急援助。重建支持是CODE救援的重点，偶尔我们也会分发帐篷等物资来应急，但更多情况下，CODE帮助的焦点都是在房屋重建和提供就业机会上。”

20年来，“CODE海外救灾市民中心”在34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开展了56场救援活动，其中就包括了2008年中国汶川地震、2010年海地地震、2013年“海燕”台风等等。

欧洲

拯救生命之外 让那些不被倾听的人能够发声

既然谈到了国际救援，就不得不提到一向以国际组织闻名的欧洲。

欧洲难民问题一直以来都非常棘手，为了逃离迫害，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难民试图穿越地中海中部，他们通常从利比亚出发，瞄准意大利海岸，这段旅程看似平静实则致命。据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所述，沿海国家有义务在收到遇险信号时协助搜查。但由于疫情，欧洲的海上巡逻次数大幅缩减，灾难开始频繁发生：2021年已有近1000名难民在地中海丧生，是2020年同期死亡人数的四倍多。

“海洋维京号”是一艘由民间搜救协会“地中海救援”（SOS MEDITERRANEE）运营并租用的船只，今年4月21日，“海洋维京号”试图在风暴中营救一艘遇险的小船，船上有近130人，但维京号赶到时为时已晚。幸运的是，几天后，他们在另两艘船上救下了包括119名未成年人在内的236名难民，并把他们安全运送到欧洲港口。

就在上个月，德国非政府组织“海洋观察”（Sea-Watch）和“海洋维京号”一起连夜在地中海一艘过度拥挤的木船上救出394名难民，其中有多人因接触汽油和海水被化学烧伤。

“海洋观察”组织承担了这次行动的指挥权，共救出141名幸存者，而“海洋维京号”则带走了其余的幸存者，来自德国救援组织Q（ResQ）的“天底号”船只也为此次行动提供了支持。

面对长期困扰欧洲的难民问题，“海洋观察”组织希望能尽力填补海上救援的空白，拯救更多溺水之人。但同时，该组织也十分清楚，私人组织是永远无法代替主权国家去管理地中海区域的，所以他们在官网呼吁更加国际化、制度化、有着明确授权的海上救援，为那些寻求保护的难民提供合法和安全的入境路线。

除了拯救海上遇险人员的生命外，“地中海救援”组织还表示其成立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这些幸存者提供一个讲述自己经历的平台，让那些不被倾听的人能够发声。在该组织的官网上，那些标着号码的清晰“证词”让人百感交集：“我不得不跨海是因为我想看到我的孙子们长大”“我希望我的女儿们能自由长大”“伴着枪声醒来伴着枪声入睡”“我只有17岁，我想活下来”“即使你在欧洲过得不好，也比在那儿好十倍”“我在一个房子里呆了一年半，没有出去过一次，我就像一个奴隶”“我们别无他法”……

在当前大部分关于逃亡和难民的报道中，这一特殊群体的遭遇和愿望往往是概括化的、去个性化的，正因此，“地中海救援”组织计划通过发布这些一手材料来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反对那些把人们描绘成纯粹的统计数字的做法，更希望给予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机会，让更多人有机会去接触到事实真相，即使是不怎么美好的真相。

印度

女性自助团体在危机时刻也能顶半边天

除了发达国家的民间救援经验，发展中国家民间救援组织的表现也同样可圈可点。

在印度13个州及联邦直辖区，民间救援组织正为疫情封锁区的人们提供食物和其他物资。不仅如此，这些民间组织还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例如为移民、学生和工人准备车辆以帮助他们安全回家。他们还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安排照顾老年人，并分发安全设备，开设社区厨房。“比哈尔邦新青年机构”为比哈尔邦的移民和滞留在孟买的学生支付火车旅费；海得拉巴市的斯弗鲁蒂基金会向海得拉巴及周边地区的移民工人分发了7500个安全包；位于德里的回声机构也计划为全国10000个家庭提供生计帮助；仅在班加罗尔，就有近55个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与政府结成伙伴关系，给当地提供熟食和其他食品。

但即使民间救援组织在不间断地提供物资，印度的地区封锁还是造成了严重的药物短缺问题。“哈雷拉”（Harela Society）是一家位于印度北部北阿坎德邦市的社会组织，该团队由125名志愿者组成，他们先前使用氧化氢、漂白剂、次氯酸钠和乙醇作为消毒剂，但长期的封锁让这些化学用品无法得到及时补给。在研究了其他国家的救援方案后，志愿者们发现英国和中国会使用紫外线对医院进行消毒，因为紫外线的使用会严重破坏病毒的DNA和RNA，从而杀死病毒。志愿者们立即意识到这项技术可以在食品包装和其他救灾物资的消毒方面发挥特殊功效，于是他们开始尝试用废旧反渗析净水器的紫外线管来做试验，并成功制造出名为“紫立方”的消毒工具。物如其名，“紫立方”四周由木头固定成立方体的形状，四面安装了用于消毒的紫外线管。但由于紫外线对人类的伤害很大，可能会导致皮肤癌和失明，因此“紫立方”的使用需要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并且科学家们强烈建议只在非生物上使用该技术。“哈雷拉”的负责人摩奴表示，通过使用“紫立方”，救援工作的速度有了明显提升，救援物资也能免受病毒侵害了。

印度的女性团体也一直为抗击疫情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印度90%以上的地区，在大众视线的边缘，“女性自助团体”（Women Self Help Groups）正积极生产口罩和经营社区厨房来解决个人基本防护装备和食品供应短缺的问题。在印度27个州，“女性自助团体”已经生产了超过1900万个口罩，并建立了一万多个社区厨房。

世界银行曾提供7.5亿美元来发展印度的农村经济，其发展措施之一就是通过动员妇女加入自助团体来减少贫困。具有相同经济背景的人们自愿参与到自助团体中，每个自助团体不超过20人。最初成立这些团体的目的是解决经济问题，现已逐步扩展到提高健康意识、消除歧视等社会层面。截止到2019年年底，印度已经成立了约1000万个自助团体，其中90%以上的成员都是女性。该项目的负责人贾亚特里·阿查里亚在官网中表示：“15年前我们发起的妇女运动如今成为了困难时期的支撑来源，我们与印度政府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时建立的伙伴关系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印度已有6700万女性是自助团体的成员。

除了提供物资，“女性自助团体”还努力面向大众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并主动向那些很难接触到即时信息的人群介绍疫情的最新情况。在印度喀拉拉邦，“库杜巴什里网络”是印度最早的女性社区平台之一，该平台就通过海报和每周会议来促进人们对卫生安全的认知，减少病毒传播。而在印度最贫穷的比哈尔邦，该地的女性自助团体平台“寄托”也正通过传单、歌曲、视频和电话信息等方式来传播健康知识和隔离信息。

世界银行驻印度国家代表朱奈德·艾哈迈德表示，“在南亚，女性的进步是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环，在这个全民抗疫的非常时期，这些妇女团体正在发挥着关键作用。”

印度农村发展部副部长阿尔卡·乌帕德耶也表示赞成：“在印度，女性自助团体以超凡的勇气和伟大的奉献精神迎接了这一挑战，她们对粮食和服务短缺的快速反应表明，这种权力下放的结构在危机时刻起到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在抗疫关键期结束后，印度农村妇女也将成为促进整个国家经济重建的重要力量。”

文/张园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