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温显贵​:漫话“晒书”
文史知识 2021-08-26 08:00

人们为防潮防虫而进行曝晒的活动起源很早。晒书是我国传统晾夏习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活动。目前最早的有关晒书的记载是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

一  晒书在藏书史上较普遍

“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宋史·艺文志》,中华书局,1977)。隋唐藏书虽在宋代以前称富,但官方的晒书之举却少见于史料。国家图书的掌管历来由秘书省负责,唐代至武则天“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秘书省)为麟台”(《唐会要·秘书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从现有史料可知,晒书被官方重视的时代始于宋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曝书会”。而曝书会“依麟台故事”而举行(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那么由此上推,唐代应该有曝书之事。

有关宋代曝书会的情况,宋人的笔记中已有记载,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1云:“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元丰中,鲁公为中书舍人,叔父文正公为给事中,时青琐班在紫微上,文正公谓馆合曝书会,非朝廷燕设也,愿以兄弟为次,遂坐鲁公下。是后成故事,世以为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据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和南宋逸名《南宋馆阁续录》等书记载,宋高宗绍兴、宋孝宗淳熙以及宋宁宗庆元年间都有“曝书会”这样的文化活动。综合起来看,宋代曝书会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其一,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由临安府具体承办。其二,曝书会的时间多在七月五、六、七三日。但真正的晒书时间有时拖得很长,如绍兴十四年五月七日,用秘书郎张阐的建议:“本省年例入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时间之长达两月之久。其三,每年拨给专款,金额从三百贯到一千贯不等。其四,参与者有身份限制,但一般都不会完全相同。如绍兴十三年(1143)要求侍从、台谏、正言以上及前馆职、贴职皆赴;而淳熙五年(1178)则要求侍从、给舍、台谏、正言以上及馆职、前馆职、帖职、寄职,赴坐者四十八人;淳熙十一年则有侍从、台谏、两省官、前馆职官并合预坐。其五,与会者的名单要刻石留念。由“两渐转运司计置碑石,刊予会者名衔”,秘书省所设房舍之“拜阁待班之所”,“内设金漆椅、桌四,外设青布缘荻帘。后有便道通史院,内藏绍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曝书会,乾道九年丞相齐国公群玉题名石刻在焉”(《南宋馆阁录·省舍》)都是明证。其六,会期安排酒食宴会并有赏赐。如“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曝)书宴皆得预席”(宋洪迈《容斋四笔·卷第一·三馆秘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18—619页)。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的曝书会“早食五品,午会茶果,晚食七品。分送书籍《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秘阁》、《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其七,需要曝晒的内容很多,涉及图画、古器、琴砚等物,大致情况如下:“是日,秘阁下设方桌,列御书图画。东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图画,第四行名贤墨迹,西壁亦如之;东南壁设祖宗御书,西南壁亦如之。御屏后设古器琴砚。道山尚堂并后轩、着庭皆设图画。开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分吏人守视。”从相关史料南宋多于北宋的事实来看,似乎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何以如此?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潮气很重,晒书在当地历来是一种习惯性的活动,官方亦然。

宋代如此,元代也同样有晒书之事。如元王士点撰《秘书监志》有相关的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五月十一日,秘书监照得:本监应有书画图籍等物,须要依时正官监视,子(仔)细点检曝晒,不致虫伤浥变损坏外,据回回文书就便北台内,令鄂都玛勒一同检觑曝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代时官方藏书的管理至呈松弛之势。弘治、正德时,皇室的藏书已到了“阁臣词臣,俱无人问及,渐以散佚”的境地,对此清代学者朱彝尊曾指出:“考唐宋元藏书咸极其慎重,献书有赉,储书有库,勘书有员,曝书有会。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迄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有识者惟有抚卷浩叹而已。”(《经义考》卷294,《万历重编内阁书目》按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实明代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这一严重现象,提出了搜集图书和整理藏书的建议,如弘治年间大学士邱濬一再呼吁恢复宋代仲夏曝书之例,以便保存好图书。邱濬的上疏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明孝宗也表示赞同,可惜最后并未付诸实施。这恐怕也是导致明代图书散佚的因素之一。

清代入关以前建都盛京(今沈阳),入关迁都北京后,盛京作为陪都仍然藏有许多典籍,晾晒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沿用:“盛京内务府尊藏典训、宗器,二百馀年,宝守维谨,屡有增加。……敬典阁上层供奉九代圣容,凡九箱;《行乐图》四箱,每岁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晾。”(清钟琦《皇朝琐屑录》卷4,《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7册,巴蜀书社,2000,363页)文渊阁是明清时期官府重要的藏书之所,其中藏书的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完善。清代特设文渊阁职,大致相当于前代的秘书省,其中有文渊阁直阁事,共有满汉六人,是具体事务的负责人:“掌典守厘辑之事,以时与校理轮番入直。凡春秋曝书则董率而经理之。”(《历代职官表》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代前期官府藏书制度健全、管理到位,为当时蓬勃兴旺的图书编纂事业带来了极为良好的先决条件。

文渊阁的藏书管理到清代中期及以后则大不如前,尽管晒书制度犹存,但晒书之日往往就是图书被盗之时,“清初武英殿版书籍,精妙迈前代。版片皆存贮殿旁空屋中,积年既欠,不常印刷,遂为人盗卖无数。……文渊阁每年伏日例日晒书一次,十馀日而毕。直阁学士并不亲自监视,委之供事下役等,故每晒一次,必盗一次。亦有学士自盗者,惟所盗皆零本,若大部数十本者,不能盗也。究其弊,皆以国为私之病。不公诸民而私诸官,不知官流转无定者也,民则土著占籍累世不迁者也。观东西洋各国博物院藏书楼等,皆地方绅士管理之,不经官吏之手,故保存永久焉”(坐观老人《武英殿版之遭劫》,《清代野记》卷中,巴蜀书社,1988,102页)。原本通过晒书来进行维护的善本书籍,却被某些“以国为私”的官吏、学士趁机盗取,从而会导致图书的散佚。由此看来,晒书存在利和弊,其根源不在于晒书制度,而是在于晒书之人。

二  晒书有时间之别

我国素称幅员广阔,这使得南北间日照的强弱、气候的干湿等都有明显不同,这自然给人们确定具体的晒书时间带来了客观上的差异。

有三、六、九月晒书的。清赵慎畛《榆巢杂识·曝书》记载:“宋代秘书省,每岁有仲夏曝书之例。我朝渊海缥缃,储藏美富,每岁三、六、九月,由提举阁事大臣会同领阁事大臣,定期奏请曝书,直阁校理各员咸集,公同翻景。其排次清理,列庋原架,则文渊阁检阅所司。检阅官例人员,由领阁事大臣于科甲出身之内阁中书遴选充补。亦酌仿宋秘书省检阅文字官而设也。”(中华书局,2001,93页)“秘阁曝书,以每年三月六日,自康熙壬寅始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秘阁曝书》,中华书局,1984,41页)清代的北京就有六月六晾晒书籍的习俗,其时“内府銮驾库、皇史宬等处,晒晾銮舆仪仗及历朝御制诗文集经史”(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六月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4页)。“京师于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蠹”(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纪·六月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71页)。

有“七夕”晒书的。“七夕”是我国岁时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晒书则是节日活动的一项内容,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中记载了七月七日晒经书及衣裳而不蠹的习俗。有关“七夕”晒书的佚事和诗文也有不少,有如晋高祖曝书、郝隆晒书(见庄俊华《“七夕”风俗谈》,《文史知识》,1991年第8期,49页)都是饶有意味的典故;而明陶宗仪“曝书偶忘今朝是,乞巧欣逢此夕临”(《七夕次万山韵》,《南村诗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乾隆皇帝“正当复七日……曦朗曝书宜”(《喜晴——是日七夕》,乾隆《御制诗三集》卷9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诗句则是“七夕”晒书的真实感受和写照。

有伏天或秋日晒书的。清代藏书家孙庆增(从添)在《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认为“曝书须在伏天”,但他同时也认为“曝书秋初亦可”。著名的宋代曝书会就在秋季举行。宋孔武仲在《壬申仲秋与东观曝书之会谨赋五言四韵律诗一首》中云:“秋风解烦暑,尊俎可从容。尽会青云士,来游群玉峰。琅函窥一一,金钥发重重。四库传观喜,惟应吏困供。”(《清江三孔集》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佩文韵府》卷16之一引李洞诗:“新秋日后晒书天,白日当松影却圆。”也认为秋季是晒书的最好天气。叶德辉(1864—1927)在《观古堂藏书十约·收藏》中明确指出:“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熏,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非隔夕不退,若竟收放橱内,数日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见徐雁、王燕均主编《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四川大学,1990,535页)这说明历史上关于晒书时间上存在着争议。

在晒书时间上何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除了地域差异所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于图书这样一种特殊的物品,人们大都爱护有加,因而除了随俗而晒外,平时倘若有好的天气也偶尔会行晒书之事。

三  晒书方法上有讲究

关于晒书,《西游记》第一百回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僧师徒被通天河的老鼋幌落入水,上岸又避过风、雾、雷、电的劫扰后,发现经包已湿,于是“太阳高照,却移经于高崖上,开包晒晾”,然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沾住了几卷,遂将经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晒经石上犹有字迹”。向阳的高崖成了“晒经石”,民间类似这样的传说和地方还有不少。只是,在大石上晒书,若石面粗糙不平,也往往会损伤图书。所以,晒书不能将图书胡乱堆放,应讲究一定的方法。

唐代陆龟蒙晒书有“晒书床”,他在《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诗中写道:“早云才破漏春阳,野客晨兴喜又忙。自与酌量煎药水,别教安置晒书床。”(《全唐诗》卷624,中华书局,1960)这个“晒书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结合图书的特殊性来看,应该是颇为讲究的,它大致就是一种木制支架或木台,晒书时将图书等置放于上。

宋司马光也颇谙晒书之法。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居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司马光《传家集》卷71、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费衮在《司马温公读书法》一文写道:“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案几于当日所侧群书于上,以曝其脑。’”由此司马温公的书保存得很好,“年月虽深,终不损动”(《梁溪漫志》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而清代江苏藏书家孙庆增在《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中的晒书之法尤为详实:“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柜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台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台板连书入屋内,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入柜亦然。入柜亦须早,照柜门书单点进,不致错混。倘有该装订之书,即记出书名,以便检点收拾。曝书秋初亦可。汉唐时有曝书会,后有继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526页)晒书之法如此谨细,惜书之情如此真诚,着实令人钦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藏书条件不断改善,藏书技术不断提高,晒书(曝书)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社会渐趋消失。不过古人的晒书之举足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现在看到一些人无意或有意地损毁图书之举,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大哲学家邵雍所言:“虫蠧书害少,人蠧书害多。虫蠧曝已去,人蠧当如何?”(《曝书吟》,《击壤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邵雍看来,虫蠹对于图书的损害比人为造成的毁损要小。但愿我们能从历史上的晒书之举中激发出更多的爱书之情,不再成为损毁图书的“人蠹”。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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