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急速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因素”“新问题”和“新经验”，如何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新时代下的乡村巨变，获取有效的当下乡村生活经验，建构起文学与乡土间的浓厚血脉联系，平衡好文学性和真实性之间的关系等，都成为了新时代乡村题材写作者们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沈念以多次下乡扶贫的经历为创作资源，从乡土文学、民间文化、现代性的抒情传统中汲取养分，呈现出根植于新时代乡村文化土壤里的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在小说中表现出全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
他的新时代乡村题材系列小说集《灯火夜驰》正是这股创作热潮下的优秀之作。收录的短篇小说《天总会亮》《走山》《灯火夜驰》和中篇小说《长鼓王》《空山》，五个相互独立又存在一定内在关联的动人故事，将新乡村建设的图景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与延安时期开始萌发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理念一脉相承，用质朴的文字，灵动的情节，诚挚的心灵来歌赞新时代乡村脱贫路上的“小人物”与“大事业”。
沈念扶贫系列小说的虚构都建立在作家个人真实经验的基础之上，具有现实的触感与亲切感，构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且充满人情味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天总会亮》中被村里人天天嚼舌头，脾气火爆的“坏人”黄定要、《走山》中深明大义，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铁姑娘”蒋喜妹、《灯火夜驰》中带着人们哭灵的盘上桂等等，没有为了刻意拔高的文学主题，去塑造一种苦大仇深的扁平化的贫困户形象，他笔下的贫困人物都被倾注了真实生活底色，各有曲折的人生际遇，但都亟需帮扶，这也恰恰体现了新时代乡村“精准扶贫”的现实意义，这种人物形象与生活状态的书写，符合当下时代特色，让读者能从中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对人物有更好的感知度和接受度。
独具特色的叙述视角与叙述形式是沈念小说的“蹊径”。他并没有止步于国家话语层面，放弃对文学性的追求，即使抛却宏大的故事主题，只从文本与叙事本身的角度来看，这系列小说也是足够饱满的文学作品。即使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沈念也能从诸多作品人物中精心选择一个最为合适的身份作为叙述者，确保小说在整体故事脉络完整的基础上，更好地表情达意，实现锦上添花的效果。
沈念的叙事视角与叙述形式涉及到一个“如何讲故事”的问题，在小说集的五个故事中，沈念主要是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同时也灵活运用全知视角来描述各种背景条件，在叙述视角的切换间使得整体的叙事形式不流于平淡。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身上往往具有双重身份性，一种是故事的叙述者，另一种则是故事的亲历者，双重身份交叉统一，形成回忆与现实之间的独特戏剧性张力。比如在《天总会亮》中，叙述者“我”是故事主线人物黄定要家里的“满崽”，是贫苦人家的小孩子，正因为这个身份，才能对家族的各种传闻真相了然于心，无论是父亲的身世之谜，以及爷爷奶奶辈的过往，还有父亲与黄焕胜之间种种隐秘而复杂的矛盾，都经“我”之口讲述出来。故事结尾，黄定要和黄焕胜恩仇已泯，阻碍生活变好的因素逐渐消失，从叙述者“我”口中说出：“夜再黑，天总会亮的。”寓意着这个地方已经被希望的灯火照亮，寄托着未来的美好可能性。
在中篇《空山》中，沈念颇具匠心地先以第三人称视角开篇，刻画出一个生动真实的扶贫攻坚会议场面，这种叙事视角能全面性地表现出各个人物以及清楚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第二段开始转向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叙述，“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叙述者出现在整个故事中，而是作为一个驱动叙事的线索人物，串联起下乡干部、扶贫干部、村支书、彭老招一家人之间的纽带，人物之间的种种关系使得小说更具有可读性，叙述者“我”对真相的寻找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前进节奏，通过“我”的下乡过程，将彭老招一家人各自的生命历程融入其中，将不同人物的过去、现在交织在一起，没有削弱故事的统一性，而使得叙事更显自由，“我”主动成为见证了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关系的观察者，其叙事体现在参与、见证与转述之上，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各种事件进行了抽丝剥茧的连接与思考，用“个人”串联起“时代”的种种，以一个下乡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见证这些普通民众百转千回的人生命运与机遇。
除了灵活转换叙事视角之外，沈念善于将叙事结构合理运用，叙事结构是指作为叙事文本中各个叙事板块之间相互结合方式以及整个作品宏观上的艺术构架。这种在小说艺术层面上的处理，体现在小说节奏以及整体结构上的把控能力，展现了扎实的文字叙述功底。例如短篇小说《灯火夜驰》为了体现精准扶贫的成效，特意选用了一种倒叙回忆式的叙述形式，先用渲染的手法描绘了一个下葬前夜的沉郁场景，以及“我”母亲黯然神伤的模样，然后开始以“我”的视角，走马灯式地将母亲生命的重要节点都回忆一遍，从母亲年轻时候曲折离奇的人生经历展开叙述，讲她经历丧夫之痛的打击后一蹶不振，盘上桂好不容易通过哭丧的方式帮她找回自我，却又因为流言蜚语与人们的不理解使“我”母亲再次失去直面生活的信心，直到扶贫工作队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村民在家门口也能靠劳动挣到改善生活的钱，结尾母亲的再次容光焕发的笑与故事开头勉强挤出的笑容形成首尾呼应，前后清晰的对比能让读者明白原本物质贫困的村民，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下，家家户户走向脱贫之路，同时精神贫瘠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使精准扶贫政策的影响更深入人心。
小说《长鼓王》则是采用了嵌入式的叙事结构，整体按照时间线索来进行，在其中穿杂着有关过去的回忆以及对故事背景的介绍，比如文章开头先写下乡路上的场景，叙述者“我”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忽然勾起了过去的记忆，然后时间回到“我”还是小学教师的年代，讲述了“我”与文化馆老馆长的渊源，也引出了全文最大的悬念——长鼓的故事。沈念就这样把叙述者“我”放进故事之中的，把自己融入时代深处，将复杂具体的扶贫系列工作讲得熠熠生辉，无论是讲述历史悠久的瑶族长鼓文化，还是介绍文化扶贫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人员分工，都不是长篇大论地把信息倾注在读者头脑中，更像是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走进大瑶山，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土地的宽度，也亲眼见证精准扶贫所带来的美好改变。
沈念小说创作有着清晰可辨的中国抒情传统的精神结构，主动自发地向抒情传统靠近，将抒情之自我在认知与扶贫事业的实践层面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借由小说抒发内心所思所感并适当提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之问。地方性的经验在沈念创作的小说中构成一个鲜明的风格印记，在其创作血脉中渗透一种独特的楚人气质，呈现在小说文本中，具有诗化与民俗化交织的语言特点，足以见得写作者扎实的湖湘文化底蕴。一个好的作家写作的秘密，会潜藏在曾经的感受、经验的记忆的基础上，这就是文学的根基所在，也是地方性经验的灵魂，这种文学的根会有意或者无意地体现在文字的背后，给人足够的亲切感。沈念作为湖南籍作家，对于湖南方言具有天然的熟悉度，在写作中极为克制且巧妙地将一些方言语词贯穿到整本小说的各处角落缝隙，这种恰到好处的乡土气息并不会给阅读带来任何障碍，而是象征着某种地方色彩与生活方式，强化语言表现力，并服务于文本秩序的建立。
沈念还在这一系列小说中构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两个方面，以一个名为“石喊坪”的地点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这里山多地少，难以开发，具有未经雕琢的自然野性之美。他正是继承了抽象抒情的意识，在小说集中详细叙述了充满神秘感的民俗风情风貌，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来介绍这里的乡土人情、传统礼俗、生活秩序、乡规民约等，将这一切很好地融入创作之中，神秘莫测的风俗人情让小说更具有地域特色和吸引力。在追求民俗化与亲切感的同时，沈念从未放弃过文学性的雕琢，《灯火夜驰》渲染下葬前的气氛时，写到“天色暝暗。冗长雨季终将在夜间的一场流潦大雨中戛然而止。从坳口望去，山村灯火，如一粒虫光，似有若无，摇摇欲坠”，用词精准兼具修辞色彩。小说后文在描写“我”母亲沉浸在哭灵状态下时写道“起伏的哭喊声震耳欲聋，像风暴中的海浪一般，时而高高地耸起，时而重重地塌陷。在浪波的追逐之中，一只银色的帆船娴熟地穿行其中，浪花把他掀进海水之中，转眼间浪头又把它拽出水面，推送到更远的地方。”没有强调母亲的悲痛，但通过比喻的修辞方式来描写，使得字里行间的悲怆之感已经如海浪般喷涌而来，使得小说的气质增添了一抹如诗如画的含蓄美感。
沈念在表达“宏大叙事”主题的基础上，也没有放弃民间写作的文化立场与抒情主体的存在感，别具匠心地把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转化为亲民式的浪漫，在小说中抵达自我内心的世界，对生活的隐秘性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人”的生存境遇和内心活动之上，继承了五四以来重视“人的文学”传统，没有落入为了主题而服务的窠臼之中。比如《空山》写“脱贫攻坚”“易地搬迁”的主题，就采用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叙述者来进行叙述，以“我”的眼睛来注视着这片乡土，有一种鲁迅式的情怀，可以看出沈念对乡土与人伦的感情是复杂的，小说中既有对曾经故土的怀旧也有冷峻客观的审视，更多的还有一种传统士大夫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通过文字将这些复杂而真挚的情感由内而外地抒发出来。
沈念新时代乡村题材系列小说的创作给我们带来的价值远远不止于那些离奇多彩的人生故事，而是深入真实生活的取材，以实化虚，以虚写实，让文学在大时代的发展轨迹中激荡出震撼人心的浪潮，在情理交融之间探索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平衡点。
用文学书写大时代，需要作家能在细碎的生活真实中把握到时代的总体性特征，理解时代性的精神内涵，这具有相当的难度，沈念在这系列新时代乡村题材的小说中做出了有效的探索，展现了他本人的文学自觉、乡土情怀与知识分子担当。他如何进一步将扶贫实践经验化为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源泉，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写作道路，书写好世纪转型期的中国乡村与裂变中的乡村和乡民，是值得我们继续期待的。
文/叶一格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