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杀破狼》《一个人的武林》等作品，让甄子丹的“甄功夫”在武侠片中独树一帜，甄子丹创作的武打动作兼具观赏性和实战性，并融入多种武术流派风格和个人特征，在国际影坛亦有强大号召力，受邀参演了《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极限特工3》《花木兰》等多部好莱坞大片。

陈木胜导演遗作《怒火·重案》于7月30日上映，甄子丹担任影片监制、动作导演和领衔主演，为了让观众看得更爽，甄子丹对片中动作戏的要求达到十足“细节控”的程度，打斗动作甚至精确到了秒。《怒火·重案》也被甄子丹认为是自己最满意的实战动作片，比以往作品“全面提升”。在今年的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甄子丹做客电影学堂，讲述了他的武者人生。

踏入电影行业纯属偶然

甄子丹的母亲麦宝婵是国际知名武术家和太极拳师，曾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开设武馆，甄子丹1963年生于广州，2岁时与家人去了香港，后来又去了美国。甄子丹承袭了母亲的武术天分，从小就跟母亲学拳。16岁时，甄子丹被送往北京武术队。

甄子丹喜欢李小龙，喜欢看李小龙和成龙的电影，但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演员。他进入演艺圈纯属偶然，说起来还与母亲有关。原来，有着“天下第一武指”之称的著名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姐姐，曾是甄子丹母亲的徒弟。那时八爷袁和平正在筹备新片《醉太极》，苦于找不到演员，甄子丹从北京返美时途经香港，袁和平的姐姐就向弟弟推荐了甄子丹。“当时我十七八岁，袁和平导演带着他的袁家班约我出来喝茶，问我很多问题，然后就安排了试镜，摆了两部机器，让我对着镜头讲话。两个星期之后他就给我一个合约，说准备签我三年，第一部叫《醉太极》，我就糊里糊涂入行了，拍了将近40年。”

甄子丹笑说签了合同后，袁和平导演让他去片场看拍摄，他发现跟看电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一些演员怎么打得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没有那么厉害，打几下又停几下，然后摆机器再打，我就莫名其妙。”

而回忆刚入行的经历，甄子丹说那时拍动作片、功夫片比较简单，“演员根本不需要演技，因为观众就要看过瘾好看的武打戏，不会去考究演员的演技好不好、剧情合不合理，反正你打得好看，这个片就好看，票房就卖座。”

功夫片要打出个人风格来

香港功夫片曾经火爆一时，能占据这一市场的也就是几个班底，像成龙的成家班、洪金宝的洪家班、袁和平的袁家班、刘家良的刘家班。甄子丹回忆说：“分得很清楚，那时的电影人特别注重传统规矩，如果你随着这个班底出身，你必须要跟这个班底，我还记得洪金宝大哥找我拍戏的时候，他必须要跟袁和平导演打招呼。我们一般不会随便跑到人家的班底，这是一种规矩。”

当时洪金宝和成龙都是嘉禾电影公司的人，背靠嘉禾这棵大树，他们的电影很卖座，“当时洪大哥和成龙大哥拍了很多动作片，比如说《A计划》《快餐车》《五福星》系列，那些动作片很卖座。但八爷没签嘉禾，他三年没拍电影，我也三年没拍，跟着我师傅，他不拍戏我也不拍戏。”

后来袁和平接到《特警屠龙》片约，没那么多制作费怎么拍呢？甄子丹就跟袁和平建议，“没有钱，就打个人风格”。

“穷则变，变则通”。甄子丹坦承他想出“个人风格”这招是因为当时的生存压力：“人有一种求生存的力量。我们没片拍的话怎么生存？没有钱怎么拍？香港那个时候拍出的好多经典作品，其实都是低成本制作。我和八爷当时三年没有拍电影，我们要吃饭，如果《特警屠龙》不成功的话，我们就没有下一个片，所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让我们的片与大家见惯的不一样。”

他以李小龙电影为例，一场酣战之后，一般的功夫片都会将最后一个镜头落在被打倒在地的那个人身上，在李小龙电影中，最后这个镜头却永远是留给李小龙的。“但是你没觉得不好看，反而觉得他很有魅力。他怎么出拳，出拳之后怎么把拳头收回来，完全是个人魅力。我那时在研究香港动作片如何与国际武术潮流如MMA（综合格斗）接轨，打完一个招式之后如何摆pose。坦白说八爷开始不太认可不太敢冒险，后来拍《特警屠龙》的时候，我不断给他看我怎么去打，加了一些小动作，他觉得很好看，《特警屠龙》拍出来非常成功。我们什么道具都没有，只有两个人，我们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就看两个人打出来的风格。”

甄子丹的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杀破狼》，甄子丹和吴京的那场打戏已成经典。甄子丹说：“那场戏也没有道具，制片问我需要什么道具，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只需要跟吴京两个人去打，打出两个人的风格，这个不是道具能做出来的。”

从《特警屠龙》到《皇家师姐》，再到《杀破狼》《叶问》，这一直是甄子丹拍功夫片的重要方法。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个人风格”的不懈追求，让甄子丹创下了他的“甄功夫”。

武打片也需要演技

最高境界是真实感

入行将近四十年，无论是他的古装片还是警匪片，甄子丹的动作风格都是强调实战。

甄子丹表示，以前很多功夫片打得很好看、很完美、很灿烂，但是真实生活并没有那么完美，“比如说你出十拳，对方肯定能挡十拳，这个不可能，真实的状况是你可能打不到他，你可能躲闪不开，可能中招，每一招都可能有一些缺憾在里面，这才是真实。所以要从真实这个大的概念出发，把它放在动作设计里。其实很简单，你就用最真实的动作，再配合你动作本身的艺术创作，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找到一个新的出路、一个新的创作。”

甄子丹认为，拍电影和说话、跳舞、唱歌一样，都是表达的方式，“你怎么让大家听得懂？怎么让大家听得有趣？怎么让大家听得拍掌？首先你要有节奏的掌控。就像唱歌、讲话，肯定有开始、中间、高潮、结尾。你不能乱说一堆，听的人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你说什么。所以必须要有一种节奏的铺排和控制，来设计所有动作。这是一种传达信息的方法。基本上我引你进去，让你的情绪进入我的那个局里，一路把你的情绪越推越高，到哪个位置停一下，让你喘下气，感受一下当时我设计出来的整个局、整个情绪，再推一层。”

虽然是“打星”出身，但甄子丹近年来在提高演技、研究人物方面很下工夫。在他看来，武打片最高的境界，就是要让观众觉得片中的人物、故事和动作都是最真实的。而能够打得真实，其实就是一种演技。“你必须要具备最好的功夫，最好的演技，用最真实的感觉在银幕上表演出来。我觉得今天拍动作片，必须要把两者结合，才可以继续往下走，不然的话永远都会停留在一个水平。”甄子丹表示，相比“实战拍摄”，如何以“真”来感染观众更重要，“为什么你觉得我的对战好看呢？是因为你会感到很真。”

每拍一部新片，甄子丹都希望自己有所提升。“动作片的学问，我真的花了好几十年在研究，而且还在不断研究，我从来不会说有固定的方法。我之前拍得成功的，大家喜欢的，我觉得有些仍是可以提升的。电影除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技术，科技的技术。技术永远会提升，我们必须要抱着那种不断去提升、不断去创新的态度，不然的话你肯定会落后。”

有两个对手“让我打起十二分精神”

甄子丹影片中有很多经典的对打场面，如《黄飞鸿2：男儿当自强》中跟李连杰，《杀破狼》中和吴京，《怒火·重案》中和谢霆锋等等。甄子丹说高手过招，就好像跳探戈一样，“两个人在一起怎么配合好，能不能再创一种组合出来的新高度，要考验到大家的悟性，还有技巧，这个是很微妙的。像和成龙大哥，我知道他的节奏，跟他打的时候，除了配合他，也要打出自己的节奏，要在两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尽量在两人都打出效果的同时，能够表达出我自己个人的风格。跟他打是一个样子，跟李连杰是另一个样子，跟吴京打又是一个样子。”

而在众多合作者中，甄子丹说让他“打起十二分精神的”，有两个人：李连杰和泰森。

甄子丹和李连杰的首次合作是1992年的《黄飞鸿2：男儿当自强》：“李连杰比我大四个月，他演黄飞鸿，我演那个大反派。徐克找我回来演，就是为了给黄飞鸿制造一个最强大的对手，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全力以赴，用最快的速度打。李连杰真的很快，他快我要更快，如果你慢了一拍，打伤对方或者出错，所有都要重来，你就不好意思。李连杰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对手。《英雄》那次，他给我的压力更大，当时我拿了一把长的红缨枪，他拿了一把剑。他用剑甩一个圈，我用枪要以两倍速度甩一个圈。所以他再打过来的时候，我真的是用尽我所有的爆发力，来迎接他的剑法。他真的很快，一秒钟可能击出三四剑，我要在三四剑的攻击下，做三四下长枪的架势，压力非常大。”

甄子丹是拳王泰森的粉丝：“我还没有入行就看他打拳。”能和泰森合作《叶问3》，甄子丹很兴奋：“我知道他不会拍戏，他不会‘留手’，跟他对打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必须要很谨慎，不要以为你是在拍电影，你真的要当自己是在拳坛里面跟他对打，生死之决，你如果大意，别说被KO了，会死人的。”

甄子丹回忆说，在拍摄现场，泰森有个勾拳过来，他应该要做一个低头躲闪的动作，但拍电影的低头特别有讲究，要求所有招数都要很贴近、差不多打到底时才能闪。“我不能早闪，我必须要等到他差不多打到我的头再闪，这个多危险。当时我感觉到他的拳风，就像一台大货车冲着我来，我感觉到那种风。哇，现在我的脑海里还在记得那一拳，拳头那么大，他碰到我的头发。我又要做到八爷的要求：最晚那一点时刻才能闪，同时不让我自己受伤，这个是我压力最大的。”

陈木胜导演原本想拍个毒枭的故事

正在上映的《怒火·重案》是陈木胜导演遗作，2019年3月19日，《怒火·重案》在香港开机，8月初杀青；2020年8月23日，导演陈木胜因鼻咽癌逝世，享年58岁。2021年7月30日，《怒火·重案》在中国内地上映。作为陈木胜导演的遗作，甄子丹、谢霆锋等主创谈起来都十分悲痛。

陈木胜与甄子丹的友谊始于1994年，那年他们合作了《洪熙官》，之后又合作了《精武门》。

甄子丹回忆说，2018年时陈木胜给他打电话，说喜欢他演的《追龙》，“就跟我说，我们一起再搞一部，再创高峰好不好，我说好，我等你很久了。”《怒火·重案》讲述由甄子丹饰演的督察张崇邦在率队围剿国际毒枭时，遭遇悍匪袭击，而对方头目竟是张崇邦的昔日队友、由谢霆锋饰演的邱刚敖。高潮迭起的正邪之战就此火爆展开。

甄子丹透露，一开始他们想拍的电影叫《火拼》，要去墨西哥拍一个警察挑战毒枭的故事。后来因为制作费用太高，就把故事停下来了。“陈导有点失落，我鼓励他，‘没事，我们不拍《火拼》，你可以在香港搞一个故事，很适合香港文化的警匪片，而且这是你的强项’。他想了几天之后，打电话说他的信心又回来了。他想好了，就做了一个类似《怒火·重案》的故事。故事反复修改，甚至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每天每场戏都在改变。”

作为影片动作导演，甄子丹坦言，怎么能让观众更过瘾、更满足，陈木胜导演给他出了一个大难题。拍摄期间，甄子丹每天都会推敲角色定位，打磨细节，与陈木胜导演进行磋商，并反复重拍直至满意。无论是动作戏还是他扮演的警察角色，都希望带给观众新的东西，这也是甄子丹通过《怒火·重案》回归实战动作片对自我的要求。

接演国际大片，想让世界看到中国演员的魅力

甄子丹早年曾导演过《杀杀人跳跳舞》和《战狼传说》，问及为何现在不做导演了，甄子丹笑说做导演太辛苦：“我跟好朋友陈可辛导演拍完《武侠》之后，他很欣赏我导演过程里面一些艺术的东西。他说子丹，你来导，我来监制。我说我不要导，因为《杀杀人跳跳舞》和《战狼传说》那两部电影让我命都丢了一半。那个时候我没有制作费，《杀杀人跳跳舞》只用了330万港币。这两部电影让我不好受，身体也感觉不好。那个时候我抽烟，抽了五年烟，因为压力太大了，没有钱，银行只有一百块。现在年纪太大了，做导演受不了。”

甄子丹目前正在好莱坞与基努·李维斯拍摄《疾速追杀4》。甄子丹认为这种类型的片子，其实香港很多年前就曾是这样拍的：“近年大家对这种片子好像有一种误解，认为武打片不流行了。其实不是武打片不流行，只是我们没有把那种武打片跟随潮流去提升。《疾速追杀4》故事其实很简单，里面的设计我们以前也做过，但是人家的音乐、人物、服装，整个包装后给你感觉很帅很酷。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做到。”

参演国际大片，对甄子丹来说，还意味着给自己一个机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演员的魅力。所以他一般都会问制片方，片中他所饰演的角色，以及整体内容，尊不尊敬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如果有任何元素不尊敬的话，我肯定不会跟他们合作。”

此外，甄子丹说自己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外国观众觉得中国人没有那么死板，你们能做的，我们也能做。”

供图/黑马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