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教委8日印发关于做好2021年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发布《2021年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任务台账》（简称《任务台账》），各区要结合《任务台账》和自身实际，扎实推进落实。对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进行一次集中清理，形成《区级层面设立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清理清单》。（5月9日《北京青年报》）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一直以来都是久治未绝的教育顽症，并逐步扩大为社会性问题，其负面效应也日益严重，过重的负担让从业者疲于应对，危及身心健康，教师群体成为亚健康比例较高的对象之一。因非教学任务挤占了大量的时间，教师备课、家访、课后批改作业的时间无法得到保障，耗费了教师过多的精力，最终影响到了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开展，导致教育教学水平的下降，不利于学生基本权利的保护，也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教师负担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教学性事务负担，如不必要填写的各类表格、参加各种考评、参与学校各类评估，大量的内部交流和业务研讨；二是与本职无关的其他社会性事务，如精准脱贫的帮扶，党风廉政社会满意度的测评，还有法制、安全、文创、防艾等属于其他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所承担的任务，很多都以“进校园”的方式分解到了教师的身上。比之更糟糕的问题是，一旦此类操作模式成为路径后，就可能会像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

在2019国家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部长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减负，今天我要强调，教师也需要减负。”从学生减负的过程来看，做好教师减负并不容易，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稍不留神就会陷入越减越重的怪圈。通常来说，减负不外乎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减少存量，对既有的教师负担进行清理并建立清单，并制定减负的目标任务实现总量下降；二是遏制增量，要坚决预防新增负担的产生，以“零增加”为目标防止“此消彼涨”的现象出现，避免教师减负过程中“关后门，开前门”的恶性循环。

曾经有报道，近三年来杭州某区教育局内各种和教育无关的临时任务多达188件，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由此也不难看出教师减负的复杂性、综合性和艰巨性，在推进过程中既要持之以恒、长抓不懈，又要明确目标和标准，实现源头控制才是最关键的地方。而源头控制主要主要是明确减负的主体责任，让“谁来减”不再变得模糊不定，预防“九龙治水”而造成责任界限不清晰，并辅以硬性的考核评价机制，进行有效的绩效倒逼，才能让减负不再沦为“纸上风景”。

要减负，首先要厘清负担来源于何处，由谁额外增加的负担。不难看出，作为减负主导的各级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才是教师负担越来越重的加持者。大量教学性的考评、述学、交流等，以及非教学任务如宣传APP的使用、填写各种调查报表等不断涌入，都往往是一纸文件随意下达，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程序把控和民意评估，简单来说，就是要管住权力之手，避免权力过界造成的负担增加，以及在减负过程中的消极应对，甚至将减负演变为形式主义。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将教师督查评比考核事项减少一半以上,坚决杜绝向教师强制摊派无关社会事务,并对教师借调、表格填写等事项作出安排。北京等地制定并落实《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任务台账》，实现清单化管理、阶段性落实和责任性落实，是对“减少一半”目标任务的具体举措，有助于让主体责任不旁落，并真正实现源头性控制，最终让让增负指挥员成为减负战斗员。

文/堂吉伟德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