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字叔平，浙江鄞县人。我国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收藏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考古学上都留有浓墨重彩的一笔。马衡自1925年始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27年，执掌故宫19年。其间他为保护故宫、保护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衡
近日，故宫出版社隆重推出记述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一代国学大师马衡先生的鸿篇巨制——《马衡年谱长编》。编著者马思猛，是马衡先生的长孙，由马衡一手抚育成人，尽悉马衡一生中所涉人与事，多年来致力于马衡生平和著作的整理与研究。
1月21日，在北京通州张家湾的寓所，马思猛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告诉记者，《长编》是在自己年逾古稀，左眼失明、右眼弱视的状况下，历经十余年完稿的。收集、抄录、编释有关祖父的历史资料，不仅为他揭开了神秘的历史面纱，更让他震撼的，是一大批有识之士为保护中华文化遗产而不惜牺牲一切的崇高，“那样的精神境界已经植入我的心田”。
《长编》问世，得益于诸多热心相助
马衡先生一生为人行事低调，生前身后将他一生所集金石、甲骨、碑帖、古陶瓷、刻印、书画、信札、著作手稿、日记等全部私人物品捐献国家，交故宫博物院收藏。马思猛直言，手里只有一张祖父照片的他，是受“故宫人对前院长的怀念”激励，开始收集整理先祖父资料的。
200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建院八十周年院庆之际，同时举办了马衡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对尘封了半个世纪的马衡捐献文物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整理，还促成了《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马衡捐献卷》《马衡诗抄.佚文卷》等书籍传世。马思猛在写作《马衡日记》时便得到郑欣淼院长的支持；而在为《长编》动手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又得到单霁翔院长的支持，先后多次批文终使“马衡档案”向他打开，“故宫博物院院史资料、马衡文献这些重要的一手资料，令《长编》价值增色不少。”
令马思猛特别感念的是，在他做这件事的过程中，很多与马衡相关的信息、材料从四面八方向他汇聚而来。他记得有一次到北京图书馆找寻马衡与王国维信札的线索，没想到不仅顺利拿到了四十封信的扫描件。后来更在查阅有关马衡的报刊时得到对方的热情帮助，“雷强先生、程天舒女士为我提供了民国时期《申报》中所有有关马衡的报道。”
有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人给过他无私的帮助，比如傳振伦先生之女傅永年女士，就把珍藏的马衡先生致傅振伦信札以及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合影寄赠给他。这让马思猛心存感激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人们对祖父那一代人的尊重。
因为年岁大、眼睛又不好，奔走劳顿之事则多亏家人的支持，“我妹妹马思敬跑了半年多，每天去故宫博物院收集、抄录、校对档案资料。后来马明（编者注：马衡的另外一个孙辈）也积极参与进来。”在马思猛看来，《长编》的问世得益于诸多的热忱相助，是中华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精神的集成。
《马衡年谱长编》
自幼结缘古文字，爱逛书肆
1881年（清光绪七年），马衡出生于在江苏镇江。其父海曙公当时代理丹徒县事。马衡6岁时，海曙公专门请来杭县一位名叫叶瀚的先生到家中设馆，教授国文。这位叶先生精通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又留学日本，倾心维新，不仅为马氏兄弟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也把他们带进了新思想的殿堂。
叶瀚在教学中发现马衡对古文字颇有兴趣，于是指导马衡有意识地收集历代碑帖及一切含有古文字物品之拓片和金石书籍。7岁那年，马衡就将收集的十二枚“骨筹刻辞”拓片装裱成册收藏。
不久后马衡随父亲调署吴县生活，10岁的他开始广集碑帖墨本。据档案记载，当时，马衡父亲的朋友到家中做客，见马衡伏案临摹《吴九真太守谷朗碑》，便将自家收藏之整幅装清拓《吴故九真太守谷府君之碑》原石的拓本拿来赠给他，以资鼓励，“马衡喜而宝藏之”。
自明清以来，苏州书业繁荣，吴县更是书肆良多。马衡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从小就爱读书、爱逛书肆。
马衡13岁时，老师叶瀚辞馆。那一年,马衡被上海有“五金大王”之称的叶澄衷亲自选定，与其四女儿叶薇卿订婚。
不幸的是，马衡15岁那年，父亲马海曙病逝于宝山县任上。全家迁出县衙，扶灵回乡。此后马家孤儿寡母，生计顿显困绌，“五个男孩最大的也不过十八岁，得叶澄衷资助多年”。
1899年，马衡与五弟马鉴一起参加院试，两人同时考取秀才。不久后又一起放弃科举道路，同赴上海考取南洋公学中院。谁知只读了三个学期，马衡就办理退学了，因为“其未来岳父叶澄衷去世，叶家要他尽快完婚”。
1902年，马衡和叶薇卿的婚典在宁波马衙街48号马宅举行，“叶家亲友陪嫁箱件排满马衙街”。婚后不久马衡便入住上海南京路叶家，开始了他在叶家十五年的“寓公”生涯。
“寓公”十五载，埋首金石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感到好奇，纵览马衡生平，他北上京师之前的个人资料极少，几乎为零。马思猛也有同感。在他儿时的记忆中，听父辈所议家事都是叶家如何如何，马家之事很少提及。后来他才明白，这是因为马衡1902年婚后就寓居上海南京路叶家，自称“寓公”一十五载，他对这段生涯很少提及。
基于此，马思猛在《长编》中大量爬梳引用了马衡遗留的金石学自学笔记、书籍碑帖跋注及杂录，完善了马衡从幼年至婚后十五载沪上寓公的人生经历，也丰富了他刻苦自学经史、研究金石考古学的漫长历程。
婚后，在叶家的财力支持下，马衡得以埋头阅览收集凡有文字之甲骨、金石、竹木、砖瓦等实物及历代石刻拓本、古籍，从此踏上金石考证和研究之旅。
在叶家，马衡与四内兄叶贻铨最要好，二人同岁，脾气相投。叶贻铨喜文学，善骑术。他见马衡一心专注金石学而身体瘦弱单薄，便带他一起去上海跑马总会观看跑马赛及马术表演。在叶贻铨的带动下，马衡也脱下长袍布鞋而西装革履，练就了过硬的身体素质和骑术，以至于“他起初是被聘请为马术教员去的北大”。
叶家雄厚的财力，还支持着马衡无后顾之忧地北上北京大学，后又购建了马宅，这是当时以欠薪为家常便饭的京师大学教授们所无法比肩的。马思猛听长辈们说起过，“奶奶的脾气暴躁，祖父在叶家可以说是忍气吞声，一门心思研究金石学。”
1922年在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八号购置家业后，马衡在大门上高悬“鄞县马”三字牌，应是意示此为马宅，自己不再是“沪上寓公”了。马思猛也发现，“祖父在北京家中仍悬挂着上海江湾跑马厅和夫人叶薇卿的照片，或许也表明他内心深处对叶家的厚恩永念不忘。”
亲督文物西迁，马衡感慨“国家的福命”
自1925年开始，马衡开始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马思猛有个明显的感受，从1928年至1948年，马衡留下的资料最为丰富详尽。
故宫和国宝在抗战时期的命运最为世人所关注。“九一八”事变后，时局不断恶化，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院藏文物中的精品南迁。图书、文献、古物三馆，最难的是古物馆，装得不好文物就容易破损，例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大如缸；又如铜器，看起来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在这些脆弱微细之物中，对石鼓的装运是最难的。
石鼓是人人都知道的国宝，原存于国子监，由故宫博物院代运。十个石鼓，每个重约一吨，鼓上的字是在石皮上，石皮与鼓身已分离，稍不慎，石皮就会剥落下来。马衡为此费尽心血，他虚心向古董商人求教办法。先用宣纸糊上，然后用棉被包起来再装箱。“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很成功。以后屡次开箱检查，都没有发现新的伤损”。
“七七”事变后，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奉命再向西南后方“西迁”，这一迁又是八年。在文物疏散过程中，储放文物的具体地点都是由马衡实地考察选定。他去贵阳视察时觉得最安全的是山洞，但山洞没有不潮湿的，七八天工夫，看了几十处山洞。结果在安顺县南门外五里找到一个华严洞，洞外还有庙，有公路直达洞口，比较理想。于是请了工程师设计，在洞内搭盖两所板房，上盖瓦顶以泻滴水，下铺地板以隔潮气。西迁文物时既有保管上的困难，又有经费上的不足。一路艰难险阻，多次遭遇敌机轰炸而幸免，马衡曾形容道，“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据当时随文物西迁的那志良先生回忆，他在峨眉保管文物时，薪水汇不回北平家中，家人生计成问题，他便写信给马衡，要求回北平。马衡回信说无论如何不能回去，但同时他也写信回北平，叫故宫总务处长张庭济去马家拿东西尽量出售，卖得钱，悉数给那志良家人，好让那志良在外安心做事。那志良说：“院长这样对我，我怎好执意回去？”
马衡（前排右二）与家人，前排少年为马思猛
当得起“厥功甚伟，其德永馨”
郑欣淼院长说马衡院长是“厥功甚伟，其德永馨”，在马思猛眼里，祖父当得起这个评价，“他始终以典守国宝为己任，虽一生考研金石学30余年，但在故宫时他心中尽是故宫。”
1946年10月，故宫博物院参加了南京有关方面举办的展览，当时,教育部要故宫选新入藏的文物若干件参加展出。展览期间，傅斯年、李济等来参观，盛赞“杨铜”中的宴乐渔猎壶，提出将这批青铜器暂留南京，把花纹器形拓完一份后再送回北京。
李济先生时为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又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与马衡先生同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副主任；傳斯年先生更是马衡的老熟人。但马衡不顾情面,当面婉言谢绝。他说，这些铜器是从新辟的“杨铜”专室中提出的，因精品已去，北京的陈列室只得暂时关闭，如留在南京传拓，则北京的陈列室只能延期开放，观众会有意见。与此同时，他又嘱随行的王世襄把带去的几份拓片，包括铜壶的花纹展开图送给李济，以免他们再提出要求。
事后,马衡对王世襄说，铜器留在此处，夜长梦多，说不定什么人会打什么主意，还是早送回去为妙。此前马衡离开北平时就要求把参展铜器拓印一份，王世襄先生后来说自己对这个决定十分叹服，认为马先生很细心，料事如神。
在南京分院迁往台湾的文物起运时，北平本院的文物迁运工作，却一拖再拖。马衡院长在准备包装材料时，告诫有关人员“不要慌，不要求快，绝不能因装箱而损伤文物”，至于装箱工作进展如何，他也从未催问。他还在1948年底下令将故宫对外出入通道全部关闭，以至于选装文物精品箱无法运出。南京分院虽函电催促，马衡院长则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为由拖延。其时解放军已进关，形势日新。又过几天，北平和平解放了，故宫文物一箱也未运出。
1949年1月，南京政府派专机接运文教界名流，马衡以病后健康未复婉拒赴南京。故宫博物院3月6日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马衡留任院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做了许多颇有成效的工作，使故宫博物院的进一步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
离任故宫后，马衡仍然心系故宫。他晚年于病中曾有日记：“昨夜梦魂颠倒，口渴如灼，愈饮则愈渴。梦中所阅者，大抵皆故宫、文整两处文件，阅其由即能悉其内容。其中有已解决者，有未解决者，亦有无从解决者。”
往来名士多，知交总关心
马衡一生交往名士颇多，涉及近代史上百余位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王国维、蔡元培、蒋梦麟、钱玄同、顾颉刚、徐悲鸿、易培基、胡适、郭沫若、袁同礼、傅斯年、郑振铎、于省吾、启功、朱家溍、王世襄、陈梦家等。
马思猛搜集整理了他们大量的往来信札、日记、电函、忆文、著述，马衡的交友之道使他感触最深，“他的朋友虽然出身、学科、政见、性格各异，而他多有交往的无一不是聚焦金石，而从不论其他。”
徐悲鸿为马衡画像
王国维与马衡以金石结缘，曾留下一段交往佳话。马衡在北大讲授金石学的讲义稿，其中有许多条目是经过与王国维求教、讨论完成的。后来马衡去河南洛阳搜集汉魏石经残石及拓本，每有新发现，都及时与王国维共享成果。1924年8月11日，王国维声明与北大划清界限，并怒气冲冲地写给马衡一封长信。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封信竟没有影响二人的金石之谊。事隔4个月，逊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包括马衡在内的北大师生以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了故宫。王国维先生还曾写信托马衡代为寻觅其落在南书房的如意、朝冠、披肩、朝裙。
在马思猛看来，将金石这门博古之学近代化，先后带进中国近现代高等学府的讲堂推广传播，也是马衡、王国维二位先生对金石学的重要贡献。
马思猛认为，能算得上祖父知己的，只有钱玄同一人，“这一点在《钱玄同日记》里也记述得非常清楚，他甚至在日记里很直白地提到我祖母的霸道。”马衡与钱玄同年轻时在日本旁听章太炎的国学课，每讲必到。后来又同在北大任教，教授音韵训诂。在北大校园中，他俩虽性格不同，但身材相似，同样喜着西装。
嗜古如命的马衡和钱玄同非常投缘，彼此之间无话不谈。钱玄同在日记中记述了很多两人的密从交往，经常彼此家访，常在庭院中用餐，遇下雨刮风，再将餐物移至屋中边食边谈，纵论古今金石学治学之道。
1939年，远在川渝为西迁文物征战的马衡，于家仇国难中不时梦见亲人挚友，彻夜难眠。1月17日傍晚，钱玄同从外面回家，即感身体疲惫、头痛，立刻送往医院，确诊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享年仅52岁。接到噩耗的马衡悲痛不已，书挽诗祭奠挚友：“一夕宣南陨巨星，卅年知己痛凋零。乱离未许书频寄，感契翻疑梦有灵。谁复怀铅问奇字，从今卖饼剩遗经。遥怜黯淡风霾里，薤露歌残不忍听。”
干干净净做人，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故宫档案馆的人对马思猛说过一句话，“民国的档案就是马衡的档案”。也因此，身为长孙的他在为《长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时刻警醒并抱持一个原则：“不是为了替祖父歌功颂德，而是要挖掘史料，追寻真实。这样的东西才站得住脚、经得住审视。”
在马思猛看来，祖父马衡做事细心缜密，人生大观经得起岁月的剥离与考验。他颇有感触的是，1928年6月后，马衡除受聘任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主任、孔德学校董事会董事、清华大学讲师外，还兼职受聘一些社会工作，但“除在北大、清华领取授课薪资外，余者皆是只领取车马费的义务服务。马衡正式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便辞去一切社会工作,专事故宫院长”。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深谙史学而本不记日记的马衡先生从这天开始记日记了。马思猛说，“历史证明，此举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史料,它不仅弥补了个人《长编》资料之不足,也填补了故宫史料所缺。”
小时候和祖父在一起的日子不时闪现在马思猛脑海中，而祖父“走”那天的场景，也至今历历在目，“去医院，是我搀着他到大门外上的车。当时他还能走。我印象很深，他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当天晚上，他就在医院去世了。”
手捧《长编》的马思猛有如释重负之感，也难掩心中伤恸，“12年太短了，尤其是隔着时代的人。当你明白了他过去说过的话，想再交流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了。人生，不可能没有遗憾。也许是命运使然，如果不是七十年前，我的祖父有意把我留在他身边，一切则另当别论了。如果非要说祖父带给我什么影响，那就是：一生干干净净做人。”
供图/马思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