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待产孕妇你该准备些什么？是否可以在临产前安然享受家人的照顾？韩国首尔怀孕分娩信息中心发布的指南赫然写道：孕妇在住院分娩前应为家人准备小菜，给丈夫和孩子整理好3-7天的换洗衣物，甚至应该通过做家务来控制体重。这份指南被网友批为“传播性别歧视内容和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首尔市政府也责令刚于1月13日报道此事的《朝鲜日报》下架。
在过去的2020年，性别话题在世界各国热度极高：新冠疫情下失学失业大潮让女性面对的家务压力大增，家务活也算有价值劳动的观点逐渐被大家接受；面对病毒时戴不戴口罩，又和男女特质扯上关系；妇女参政虽然获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消除性别差距却仍需漫长的95年；各国关于堕胎议题的讨论，让社会开始关注女性身体的重要性以及医学研究中的性别差异。
自1981年联合国首次发布《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到1995年世妇会上“性别主流化”倡议的提出，性别平权之路在过去40年中绝非坦途，甚至面临了诸多挑战。但世界各国对于性别平权的持续努力仍然在帮助广大女性改变处境，并推动了性别均势，而这正是对性别议题持续关注的意义之所在。
疫情下失业失学大潮
导致女性需承担更多家务
新冠肺炎疫情给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带来了肉眼可见的影响，《华盛顿邮报》、BBC在内的多家外媒都讨论了疫情暴发以来，由于就业和受教育机会的部分丧失，女性只能承担更多家庭责任和家务工作的话题。
2020年11月30日，BBC的报道引用联合国妇女署副执行主任阿妮塔·巴蒂亚的言论，她不无悲观地表示“我们25年的努力可能会在一年内付诸东流”。这里的25年，指的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性别主流化”倡议被正式提出，自此性别议题开始受到重视。25年以来，性别平权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基本共识，进步表现于方方面面。
在倡议“性别主流化”的25年间，更多的妇女得以参加工作，并成为拥有经济自主权的独立个体。而为了帮助妇女进入职场，各国也是想尽办法制定各项政策。比如法国社会学者ChristineDelphy和英国社会学者DianaLeonard主张扩大对生产的定义，她们认为所有产生或者增加财富和价值的工作，以及所有对社会有用的产出，都应当被视为生产性劳动，并得到实质的报酬和补偿。在这样的倡议下，女性从事家庭工作的价值才开始被正视。
另外，相关企业里同工同酬和同值同酬的倡议也相当丰富。最重要的是，在单位等公共场所设立哺乳室，在工业园区附近设立公立幼儿园，都是国际上为推动妇女进入职场所做出的努力。
但在上述BBC的报道中，联合国官员如此悲观，是因为疫情期间妇女不仅承担的家务活多了，甚至在某些国家连自杀率都出现飙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新冠疫情席卷韩国后，韩国年轻女性的自杀率攀升。与2019年相比，在2020年1月到6月间，20多岁的韩国年轻女性自杀率激增40%以上。报道指出，疫情带来的失学、失业大潮，给年轻女性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同时，严苛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薪资不平等，以及当年度的数起性骚扰事件，都为女性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疫情暴发之前，全世界每天160亿小时的无偿工作(主要是家务活)中，女性大约需要承担四分之三。疫情之后，这一数字更高了。巴蒂亚表示：“新冠疫情之前，女性的无偿工作时间是男性的三倍多，这个数字现在至少增加一倍。”
联合国妇女署做了38项调查统计来说明问题：不仅中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仅在2020年9月，美国就有大约86.5万名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只有20万左右的男性退出。巴蒂亚分析说，护理负担和身边没有其他人帮助分担家务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如今，虽然公众认可家务劳动的价值，赞同家庭妇女也是一种职业，但实际进入职场的女性仍然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就如同疫情来临之际，上述统计资料显示女员工遭受的冲击更大。例如，育有子女对于女性职工的收入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性别学者将其称为“母职的薪资惩罚”。毕竟在许多国家的文化中仍然有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认为妈妈更应该照顾小孩的想法几乎统治着七大洲。这就可能造成女性积累的工作经验和个人流动性不如男性，从而在薪水上吃亏。
在鼓励女性进入职场的同时，将相应的职场规则分别纳入不同性别视角进行考量，才能避免男性和女性面对职场规则都感到不便的状况。美国社会学家JoanAcker针对职场性别话题，提出了“身体化”的概念。她认为，以男性身体为标准建立职场规则，比如不设立哺乳室，就相当于否定了女性的生理变化、生育和家庭责任承担。虽然这套职场规则是以男性身体为基准，但当男性不能符合这套规则时，又难免受到歧视和惩罚。比如，这套规则的逻辑认为男性不用生小孩，无需育婴假，但一旦有奶爸提出要回家带孩子，他们又可能面临不够阳刚的指责。
其实，从生理性别来看，女性几乎占据了地球人口的一半，为女性进入职场创造条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就有如下表述：“开发和部署占据全球一半的人才，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企业绩效增长将产生很大影响。”
阳刚与阴柔：
谁说戴口罩就不酷
2020年疫情笼罩全球，在新冠病毒席卷之下也出现了新的性别话题：BBC报道称，出门到底戴不戴口罩，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意味着不同的选择。文章盘点了男性比女性更不爱戴口罩的几个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部分男性觉得戴口罩“让人丢脸、不酷，是软弱的象征”。
这一观点被英国米德萨斯大学高级讲师卡帕拉罗和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的巴塞罗博士共同证明。在他们分析的2500名受试者中，愿意在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时戴口罩的女性，几乎高达男性的两倍。“在没有强制民众戴口罩的国家里，男士不爱戴口罩的现象尤为突出，他们更容易相信自己不大会受到病毒的影响。”卡帕拉罗说。
但是BBC的文章总结道，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男性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状况比女性严重得多，并且这个趋势与非典肺炎和中东呼吸综合症大流行时完全相同。
报道中采访到的一则个案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巴西的一户人家里，爱德华多先生出门不爱戴口罩，他觉得自己不去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不必如此麻烦。但曾经患有哮喘的太太莫妮卡可不这么想，屡次劝说未果，她一气之下带着孩子躲回了娘家。
这个故事并非要讨论这对夫妻谁更谨慎，而是在世卫组织已经确认口罩可以有效阻挡病毒传播的情况下，爱德华多仍然觉得口罩代表着麻烦和不酷。他希望又深信，自己是个坚强、勇敢的男人，并且体格结实、足够阳刚。
这种特质正如同性别大师康奈尔总结出的“霸权男性气概”，当一些足够man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小说故事和大众媒体上时，社会文化就潜移默化地要求男士们别再婆婆妈妈的，必须勇敢起来。这股潮流将男女的不同气质做了绝对的二元区分，仿佛一旦互换就会天下大乱。
然而为什么女性可以软弱，男性非要千篇一律地勇敢？这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二元区分有好处吗？当疫情暴发，这种要求男性自信的流行文化与公共卫生概念相冲突又该怎么办？
幸运的是，一些小小的改变正在发生。哥本哈根大学的行为科学家格雷弗特说，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让男性知道他们比女性更容易遭受新冠之苦，可能有助于他们不要过于自信，从而接受戴口罩。在科学证据之外，社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近些年，“不要将所有男性归类为阳刚，所有女性归类为阴柔”的概念流行起来，呼吁大家拥抱每一个个体的多元化，而非以二元性别把人做区分。
明星们在其中贡献了些许积极的能量，比如足球明星C罗和贝克汉姆，既是肌肉发达的球星，又是在家带娃做饭的超级奶爸。要求男性必须阳刚的观念逐渐松动，并发展出很受追捧的“多面型男性气概”。
当社会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界定不再单一，每次出门前细心准备口罩，回家后提醒家庭成员洗手消毒，就变得不再只是妈妈的事。毕竟爸爸和妈妈只是生理构造不同，谨慎和小心不只是女性的专属品质。
女性参政还需95年
才能消除性别差距？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称，若想要完全消除男女之间的性别差距，至少还需要99.5年。而若以具体分类来看，在政治领域里，消除性别差距还需要95年；在职场领域，女性还需要257年才能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这份自2006年开始每年推出的报告，在2020年囊括了全球153个国家进行比对，排名领先的依然是北欧诸国，其中冰岛连续第11年蝉联榜首，之后依次为挪威、芬兰和瑞典。
其中，妇女参政情况被看做是重要的评估指标，北欧诸国在此议题上的耕耘堪称典范。以瑞典为例，国会女性议员比例超过四成。瑞典实施性别比例原则，为妇女进入政坛工作帮了大忙，这一原则指的是当政党提名某个职位的候选人时，单一性别在所有候选人中不得少于一定的比重。根据此规则所设定的不同比重，存在三分之一性别比例原则和四分之一性别比例原则两种常规做法。
女性参政和女性进入职场存在类似的困境，但从政的特殊性，则让女性更难突破壁垒。放眼世界各国做出成就的政坛女性，华人学者杨婉莹总结出三个共同之处：她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具备名校的博士学位；家族具有政治背景，可以获得助力；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压力较小。
从这样的归纳中不难看出，女性想要从事政治工作的门槛不低、难度不小。起初，不少国家推动实施妇女保障名额，从而让政府在公共事务决策时确保有女性代表在场，但这样的做法难免受到“女人有特权”的抨击。而性别比例原则的出现，则同时保障了男性参与政治的空间。比如在特定政府部门，当女性代表过多时，实行性别比例原则就可以确保让男性进入到代表团中，从而促进性别均势。
当然，并非保证了女性代表进入政府，就一定能在决策时通过女性代表反映出女性观点，毕竟男性代表也很有可能为女性发声。但多数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仍然赞同这种“在场的政治”之重要性。
重视医学研究中的性别差异
能让男女都获益
在即将跨入2021年时，阿根廷发生了一件大事。根据CNN在2020年12月30日的报道，阿根廷参议院当天以38票同意、29票反对通过了堕胎合法化法案，使得阿根廷成为南美洲首个堕胎合法化的国家。这次通过的法案允许怀孕14周以内的女性合法堕胎，而此前，阿根廷女性只有在因强奸导致怀孕和遇到危及母体生命的状况时，才被允许堕胎。
这篇报道将南美洲的堕胎状况做了总结，在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只有古巴、巴拉圭、法属圭亚那和圭亚那允许选择性堕胎，墨西哥的少部分地区存在堕胎场所，而海地、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则完全不允许任何理由的堕胎行为。
在稍早前的10月，波兰曾出台新的堕胎法案，迫使数千名妇女一起走上街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BBC在10月23日的消息中称，新的法案只允许强奸、乱伦和母体危险情况下的堕胎。2019年，波兰有98%的堕胎是由于胎儿畸形，但现在也列入不被允许的范围。当示威者手持类似流产工具的弯曲细铁丝走上街头时，欧洲人权委员会委员Mijatovic将其称为“妇女权益最悲伤的一天”。
对于堕胎问题，很难得出绝对正确的结论，毕竟基于国情和宗教信仰，这个议题的复杂性太高。即便是联合国为了保障妇女各项权益而推动各国签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时，也允许缔约国在堕胎议题上有保留条款。
不过当人们讨论堕胎议题，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生育，更广泛地包括了应该重视女性身体的话题。英国《卫报》一篇名为《医学研究中的性别差异：将女性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如何危害我们的健康》的报道，就指出研究中的巨大性别鸿沟，限制了我们了解女性健康与男性健康之间的差异——当女性研究样本在临床试验中不被重视时，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
美国华盛顿大学学者Killien早在2000年时就已经发现，1990年代以前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几乎不纳入女性样本和雌性动物，因为女性生理期和怀孕等特质导致的身体变化，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样本，但这样做却为之后的医疗行为带来了潜在风险。比如，伦敦大学国王学院Smith博士在2010年的研究中发现，由于男女荷尔蒙水平的差异，在治疗精神类疾病时，女性使用比男性更低的剂量就可以达到疗效。若以适合男性的剂量医治女性，副作用则会更加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自1995年以来，“性别主流化”观点对于明确临床医学研究中男性与女性的身体差异，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在欧美国家骨质疏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女性主要面临的病症，以健康年轻白人女性骨矿物质密度（BMD）为基础的诊疗标准行之有年，然而这个标准并不适合对男性病患的评估。但到了1997年，男性骨骼质量评估开始基于健康年轻男性的BMD基准。2010年3月，生物学龙头期刊《科学》也对来稿做出明确要求，未来发表在该期刊的生物医学研究，包括动物研究在内，都必须加入性别变量做分析，并且鼓励临床基础研究可以加入更多雌雄动物作为研究样本。
文/武冰聪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