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秋深春远的晚年，天坛给予我新的碰撞，新的感悟，新的画作，新的文字，‘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梭罗语）。’”2021年年初，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著名作家肖复兴的最新散文集《天坛六十记》，作者如此自述心志。

还是2019年年底，笔者去北大文研院探访肖铁，他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当时受邀回国驻访，就听他数次提及乃父肖复兴的这部书稿。

“城市传记”题材近两年在坊间炙手可热，而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北京建都600周年，故宫和天坛都是600年前那场迁都的遗产。近年特别是2020年以故宫为主题的出版物不在少数，而新近从北京巡展至南京的特展《1420：从南京到北京》将持续展至2021年4月，因此，我很好奇二十多年来以“北京（宣南）书写”而著称的肖复兴何以、如何另辟蹊径去书写“一个人的天坛”。

肖复兴将到天坛旅行或遛弯儿的普通民众，置于天坛这样一个600年的独特地理和文化空间，这个“人民的天坛”无形中呼应了全球人文社科研究领域近些年来盛行的“空间转向”。

因此，一年多来，我格外期待着《天坛六十记》的正式出版。冬至过后新鲜出炉还散发着墨香的《天坛六十记》，成了笔者与肖复兴近期进行长篇笔谈的由头。

“天坛只是背景，并不是主角，来天坛的这些普通百姓才是主角。”写作缘起、心得感悟在《天坛六十记》中多有讲述，所以我们的笔谈并没有局限于这本新书，我试着梳理和重访了肖复兴先生超过四十年的写作历程、文体观念和他的思想、文化资源乃至亲子关系的处理。

散文

不大赞同散文以掉书袋的方式过多引入其他方面的元素

燕舞：《天坛六十记》中的60篇散文的整体水准比较齐整，当然书中《天伦之累》《三角梅》和《古柏日晷》《如歌的行板》《成贞门》《六百个春天》等篇目的水准相对更高更为出彩。比如，这几篇里，作为绘画爱好者您谈古柏的独特性时，对比了梵高与史铁生的不同书写，作为资深乐迷又谈及弦乐中您偏爱的大提琴。

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和夏坚勇的“历史大散文”都曾风行一时，如果说他们是靠文史方面的一些长时段考察和见解来提升散文的品质，那前述诸篇里的不少精彩论述，延续了您在文艺创作尤其是古典音乐、绘画鉴赏方面的传统优势，增加了《天坛六十记》的文化含量和厚重感。基于此，您认为哪些元素的引入可以增强散文这种古老文体的品位和智识含量？您似乎不太使用“随笔”这个概念。

肖复兴：我确实不大在意“散文”与“随笔”的区分的，我觉得随笔是散文的一种变奏，散文应该更注重自己，多为叙事裁心；而随笔则是把中心移至他者，可以多为说理言辞。然而，无论哪一种书写，都要有我，无我的散文或随笔都是我不会去写的。

我一直以为，与其他文体相比，没有比散文更能让人一眼洞穿作者、也更能让作者审视自己而一箭穿心的。同时，也更能让读者和作者在此相会交流，即使一时难以做到倾心，却可以做到暂时的清心。这便是散文这种文体与众不同并让人最可亲近之处。曾读过明人徐渭一联旧诗：“肝胆易倾除酒畔，弟兄难会最天涯。”这种感觉即使一时难以抵达，却是我一直以为散文应该拥有的一种境界。

散文写作，还有另外一种境界。孙犁先生曾经由衷地喜欢贾平凹早期的散文作品。38年前，1982年，在《尺泽集》里，他在评点贾平凹的《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时，特别说了“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这样两点特色，他说：“这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特别是针对散文写作者而言，“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是散文写作抵达这种高超艺术境界的两翼——细，强调的是散文生命的调性和本色；低、淡和腻，说的是正反两面，强调的是散文的朴素和节制的性格。

如今，强调散文写作的细，还为人所道并重视，因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郁达夫在论述散文创作时就曾经说过：“原来小品文文字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清、细、真三点。”细是被强调的三点之一，百年以来延续至今。但是，低、淡和不腻，被强调得不多了。相反，高音喇叭、浓妆艳抹、肥腻流油的散文写作，日渐其多。毫无节制的童年、乡愁、亲情或走马观花旅游景点自拍式、广告词式的书写，炫技派的高蹈悬空琐碎浮华的铺排，塞进历史文化的陈芝麻烂谷子，以显示气骨不凡、高妙的所谓大文化散文，都与当年孙犁先生所强调的“细而不腻”和“低音淡色”渐行渐远。

我是不大赞同以掉书袋的方式过多引入其他方面的元素，来增加散文这种古老文体的品位和智识含量的。散文的写作，应该是恬淡自如，很随意亲切的。如果有一些智识，也应该是自然的，和文体水乳交融，和你所书写的对象相吻合，不是人为有意的添加剂，或涂抹上去的粉底霜，以此招摇人的耳目。当然，就像当年李可染先生对自己绘画的要求所说的：要用最大的气力跳进来，再用最大的气力跳出去。需要自己从已经熟悉的文学天地跳进一个并不熟悉的领域，给自己一点儿新鲜感，才有可能给读者一点儿新鲜感，从而让写作的天地由窄变宽由旧变新，彼此受益。但是，这不应该是刻意的，而是真正出自你的爱好，是如水而流淌回环，不是像学者做学问一样必须要引注典籍以增加所谓厚重的说服力。

体育文学

真正的体育文学所展现的天地，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激烈比赛和夺目金牌

燕舞：有忠实读者概括您的创作生涯“以写小说起步、以写报告文学知名、以写散文令人瞩目”。您的性格喜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却是以小说《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开启新时期文学体育题材的创作的，也有论文研究这部作品的“体育价值观”“体育文学的价值诉求”。早期创作对“体育”主题的侧重也促成您1986年入职国家体育总局旗下《新体育》杂志社当了几年记者？

肖复兴：尽管跑得不快、跳得不高，但不妨碍我从小喜欢体育，我最喜欢看田径和篮球。那时我国的跳高运动员郑凤荣和短跑健将陈家全，是我崇拜的偶像。

女篮我最喜欢看当时煤矿队的刘绍兰和四川队的李墨兰，我称之为“女篮二兰”；杨伯镛、钱澄海、蔡集杰，则被我称为“男篮三剑客”，痴迷他们场上的溜底线、后场运球和砸眼儿跳投；苏联迪那摩队来京，因队里有当时世界上个子最高的选手克鲁明，虽然兜里“兵力”不足，只买到最后一排的票，全场站着，踮着脚尖，也看得兴致勃勃。所以，调到《新体育》杂志社，很有些兴奋。

那是1985年年底，我38岁，还算年富力强。我在那里当了十年体育记者，采访了奥运会、亚运会、世界友好运动会和一些单项国际大赛，采访到布勃卡、刘易斯、奥蒂、瓦尔德内尔等好多世界级运动员。

之所以调到《新体育》杂志社，大概和我当时写了你提到的《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等一些文章，出版了关于体育的《天下第一剑》和《运动员之恋》的书有关吧。我最初的写作，除了北大荒插队的生活之外，写了一批这样的体育报告文学和小说，那时候，我还出版过一本根据《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素材写出的中篇小说《棋手和他的妻子》。在我当时写的东西里，体育题材应该占有相当大比例，或者各占一半吧。

我国是一个体育大国，如果“体育文学”这个概念真能成立的话，我国的体育文学别看一度挺热闹，但并不发达。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所热衷的，曾经风靡一时的，是那种问题式的和金牌式的这样两大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们确实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但我从一开始心里就很明确，我是不会写这样的东西的。那时候，我读过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看过南斯拉夫拍的一部电影《杰尔菲娜站起来》，这些对我影响很大。真正的体育文学所展现的天地，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赛场所呈现的激烈比赛，不应该仅仅表现夺冠而获得的夺目金牌，更应该在于人的心灵世界与人性幽微的深处。

我调到《新体育》，奉命第一次采访的是莫斯科友好运动会，写成了第一篇文章，是布勃卡的采访记。当时，他以6.01米的高度，打破了一年前在巴黎田径大赛上他自己创造的6米的男子撑杆跳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跳过6米大关的“飞人”。我没有写他这些辉煌的战绩，也没有写他是如何艰苦训练才取得这样的成绩的，我只写了跳过6.01米这一天正是他儿子一岁的生日，写了他与儿子、妻子以及家庭的关系，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带给儿子的生日礼物》。我没有写“送给”，只说是“带给”，我希望平易一些，把那些辉煌的明星拉下鲜花簇拥、镁光灯闪烁的领奖台，和我们普通人站在一起。

阅读

中学时代俄罗斯文学占了我阅读的绝大部分，插队后期法国文学一度占据我阅读的主流

燕舞：您在与老邻居、老学长邵燕祥先生生前进行的为数有限但很深入的几次交流中，谈到了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伊萨柯夫斯基、柯切托夫和肖斯塔科维奇等苏俄作家和艺术家，您在《天坛六十记》中《如歌的行板》这一篇里，也是用你们这一代人“长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咱们这一代人喜欢柴可夫斯基”，在写作生涯的不同阶段，您重点阅读过的中、外“作家中的作家”有哪些？

肖复兴：中学时代，俄罗斯文学占了我阅读的绝大部分，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赫尔岑的《喜鹊贼》，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不管看得懂看不懂，都曾经如饥似渴又囫囵吞枣地读过，并自以为是地感动过。其中，最喜欢契诃夫和屠格涅夫。契诃夫的《新娘》《带阁楼的房子》影响到我整个青春期对文学乃至对周围世界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判断。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那时都看过，印象最深的是《罗亭》，我抄录了书中大段大段的文字。那时，顾影自怜，觉得罗亭这样的多余人就是自己。但是，罗亭对深爱着的娜塔丽雅说过的一句“凡是有美和生命的地方都有诗”，让我真的相信并支撑我度过那段迷茫而痛苦的青春期。

插队后期，法国文学一度占据我阅读的上风，其中雨果和罗曼·罗兰对我影响最深。雨果的《九三年》让我震撼，雨果所描写的法国1793年那场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让我和当时刚刚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情不自禁地进行对比并由此开始反思。1793年和1966年，成为刻印在我心中的两个划时代的醒目年份。《九三年》充满思辨的色彩，尤其是书的后面，朗德纳克为救孩子的性命而选择牺牲自己，郭文为救朗德纳克而选择牺牲自己，西穆尔登为处死郭文而选择自杀；郭文是为了良心，西穆尔登是为了法律，朗德纳克是为了孩子，他们当中谁能够说得上是正角或反派呢？《九三年》颠覆了当时流行的样板戏里那种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界限，也颠覆了当时甚嚣尘上的革命的高头讲章，为我们进行了一次革命和人道主义的启蒙。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我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北京待业在家时读的。书写得太好了，傅雷翻译得也太好了，我恨不得把整本书都抄下来。书看了两遍，阅读笔记里好几处竟然抄了两遍。克利斯朵夫从小生活在那样恶劣的家庭，父亲酗酒，生活贫穷……一个个的苦难，没有把他压垮，相反把他锤炼成人，让他的心敏感而湿润，让他的感情丰富而美好，让他的性格坚强而不屈不挠。以从前我所热爱和崇拜的保尔·柯察金和牛虻为革命献身吃苦而毫不诉苦的形象来比较，克里斯朵夫更让我感到亲近，而他个人奋斗所面临的一切艰辛困苦，和我自己身边发生的情形格外相似。同保尔·柯察金和牛虻相比，他不是他们那种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人，不是那种高举红旗挥舞战刀的人，他的奋斗更具个人色彩，多了许多我以前所批判过的儿女情长，多了许多叹息乃至眼泪，但他让我感到他似乎就生活在我的身边，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有些冰冷的手温、浓重的鼻息和怦怦的心跳。

在《约翰·克里斯朵夫》里，罗曼·罗兰说了这样一句话：“每一个时代都要设置一个理想，好让年轻人疯狂。”说得真的是好，起码对于我，像是对症下药，让我沉静下来，反省自己，反思时代，面对现实。我最初的写作，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布罗茨基是我的最爱，他们的书就放在我的床头，经常会翻开来读，每一次，都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和灵感。除此之外，加拿大的门罗、以色列的奥兹、美国的菲利普·罗斯、波兰的托卡尔丘克、日本的三岛由纪夫等几位，也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家。日本的是枝裕和，虽然是导演，但他写的小说，我也非常爱看，觉得比他的电影更舒展更亲切更娓娓道来。这些伟大的作家的作品都曾滋养过我。

记忆与梦想

记忆和梦想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而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书写记忆和梦想

燕舞：七年前和五年前您分别出版过《美国拾零》和《印第安纳速写》两本美国印象记，这两本您和夫人去美国探亲和含饴弄孙的“副产品”，在您整个的创作历程中，有没有什么特殊性？

肖复兴：除了你提到的这两本书，去年9月北京出版社又刚刚出版了一本《女人和蛇：美国折叠》。自2006年到2018年去美国所写的文字，都在这三本书里了。

2018年5月，我从芝加哥乘飞机回国，专门提前一天到的芝加哥，为的就是到那里的校园转转。2006年春天，我第一次来美国时，就住在旁边的51街，常到这里来。从学生活动中心和图书馆前走过，我又去了一趟美术馆。这是我每次来这里的节目单上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芝加哥大学的美术馆可谓袖珍，但藏品丰富、展览别致。这次来，赶上一个叫作“记忆”的特展——几位来自芝加哥的画家，展出自己的油画和雕塑作品之外，别出心裁地在展室中心摆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本子，让参观者在上面写上或画上属于自己的一份记忆。然后，将这个本子收藏并印成书，成为今天展览“记忆”的记忆。这是一个有创意的构想，让展览不仅属于画家，也属于参观者。我在本子上画了刚才路过图书馆时看到的甬道上那个花坛和花坛上的座钟。它的旁边是春天一排树萌发新绿的枝条。我画了一个人在它旁边走过。那个人，既是曾经在这里求学的儿子，也是我。然后，我在画上写上“芝加哥大学的记忆”。那既是儿子的记忆，也是我的记忆。

雪泥鸿爪，这三本书记录了我自2006年到2018年这十余年的记忆，它是属于在异国他乡的情感记忆，是孩子成长的生命记忆——因为肖铁已经度过漫长的求学期成家立业了，我的两个小孙子也都已经上了小学。记忆和梦想，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而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书写记忆和梦想。我很幸运，可以用笔记录下这一份与时间共生共存的记忆，还有一点未及之梦。

本文/肖复兴

供图/燕舞绘图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