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迟子建来说，火车始终是她的小说中人物命运的生命线。
在作品《踏着月光的行板》中，她记叙了一对分居两地的恩爱民工夫妻的故事，在中秋节一天中，他们怎样在慢行列车上，一次次遗憾错过。在作品的结尾，迟子建将主人公的命运交错通过“列车”上升到极致：在月亮升起后，在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上，一个刹那间，两人互望一眼。
但是，火车不仅只是迟子建的创作元素，还早已寄托了她更多的情感。
出生在东北的她，从小听着“火车火车呜呜响”的儿歌长大；十七岁的她第一次便是坐着火车外出求学；20多年前，她有着和爱人坐着三四小时的慢车的深刻回忆……
她曾在慢行的老火车上，写过《伪满洲国》的片段，也将火车上疲惫的民工等众生相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成就了《雪窗帘》、《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小说里感人生动的描写。
她最爱火车旅行。不过，如今的列车早已提速，快速列车也让风景成了飞翔的云彩。当便利的铁路让世界没有“角落”时，人类是否就少了一道妖娆的风景线了呢？
东北“老铁路”慢车为何让您如此怀恋？
迟子建：我是大兴安岭生人，那儿的铁路就是上世纪60年代开发大兴安岭的时候修建的。那里的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太平常了，夏天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在山区，林木茂密，蚊虫也很多。修建铁路，铁道兵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
在我小的时候，铁路通了以后，往外运的客运列车还基本没通，主要是货运。货运，主要运的就是木材。大兴安岭因为无霜期短，树的年轮多，木材的韧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好。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那儿的木材都拉到外面去建房屋、建桥梁了。可以说新中国建设，我们故乡的木材也是功不可没。我还能记得小时候唱过一首儿歌，其实写的就是货运列车。
后来客运列车通了，我17岁第一次坐上火车。那时我考上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去山外求学。可以说火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历史发展史的奇迹。在我眼里，它是躺在大地的巨人，是随时可以起航归航的船，是我们人类的铁脚，是流动的社会，也是敞开的历史。它承载了我们曾经的屈辱和痛苦，也承载了我们的关心和幸福。小说有时候爱比喻，如果让我比喻这匍匐的铁轨，可以说它就像山脉一样绵绵无尽。我们的梦想依托于它，也应该是绵绵无尽的，关于它的故事也就不会终结。
我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当中写到的女主人公，在她行进的前方，铁路塌方，列车被迫中断了。这位失去了丈夫的女主人公，得以在中途一个叫乌塘的地方停靠，听民间的丧歌和鬼故事，由此发现了这世上埋藏的更大的不幸。《雪窗帘》是我亲历的一个故事，讲一位老妇人，她因为不太懂得乘坐卧铺还需要换票（一般规定上车半小时后，如果你不去换车票，这张票就作废了，就可以卖给其他人），半小时以后这张票就被卖掉了。她手中就攥着那张票，在卧铺车厢的边座，挎着一个篮子，守着那个篮子，坐了一夜。我每每想起就非常痛心，我一遍遍让她到我的铺上去睡，她一遍遍地拒绝。她认为她的铺被别人占了，她应该睡的是那一张铺。当然小说写的也是真实的场景。
我的家在东北最远的地方，在漠河和塔河，交通工具主要还是以火车为主。所以这40年来，我每年都要乘坐火车回乡。如果你让我回忆岁月的声音，就是“咔嚓咔嚓”火车行进的声音。
您记忆最深的慢车旅行故事是什么？
迟子建：我有慢车旅行的经历。我98年结婚，我的公公那时候刚好住在大庆让胡路区我大姑子姐那里。所以只要我爱人来哈尔滨开会，我和他就会抽出一天时间，去那儿看望老人家。让胡路区是大庆的一个区，快速列车那个时候一般是不经停的，你只好乘坐慢车，就是那种绿皮车，也就是烧煤的老火车。那时候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已经比较多了，无论哈尔滨还是大庆，我在慢行列车上遇见最多的就是农民工。这些人基本都是面色疲惫，穿的也比较破旧，他们上了车，基本就是靠着坐席在打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85年中国火车里外 摄影：Alain Le Garsmeur
2002年，我公公在大庆让胡路区病逝，我和爱人过去奔丧。但那一年非常不幸，公公还不到百天，我爱人在回乡的途中又遭遇车祸。我在哈尔滨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又乘坐慢行列车北上去奔丧。爱人去世以后，我回想过去的生活，慢行列车上的许多场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就写了《慢车协奏曲》。小说写一对分居哈尔滨和大庆的很恩爱的农民工夫妻，在中秋节假日的时候，为了给对方一个惊喜，相互没打招呼，不约而同去看望对方的故事。我描写了一天当中在慢行列车上，他们怎样一次次遗憾地错过。最后在月亮升起的时候，他们在两列相向而行的列车上，一个刹那间，互相遥遥望了一眼，如此而已。我也是想以此纪念我现在只能在梦里相见，却永远不可能再牵手的爱人。这篇小说我给了《收获》杂志，编辑看了以后说《慢车协奏曲》的标题太直白了，所以最后改成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踏着月光的行板》。
我记忆比较深的一次慢行列车的旅行是1988年春节前，那个时候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班。为了回家过年，我从北京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换车到加格达奇，再从加格达奇转车回塔河。一路不算中转时间，只在列车上的时间就有40多个小时。我没买到卧铺，一路硬座，腿都坐肿了。我的座靠窗，车窗破了一个洞，列车处理用一个胶布临时粘着，但依然漏风。冷风呼呼地灌进来，外面零下30多度的天，把我冻得，坐一会儿就要起身到过道活动活动手脚，真是觉得要冻僵了。那时候是春运期间，一座难求，所以到了塔河站，回到温暖的家，我妈叫着我的小名迎上来，我就委屈得呜呜直哭。我心里就想，我家为什么要住这么遥远的地方呢？家里人吓坏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还有一次回乡，我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一张从哈尔滨到老家的卧铺票。结果我一上车，就碰到我姐姐单位的同事来为她哥哥补票。原来她是陪她的哥哥到哈尔滨看病的。她哥哥得了癌症，诊断的结果已经是晚期肝癌，诊断完其实就是回家等死。她悄悄告诉我说，因为买不到卧铺票，只好让他们先上车再想办法。我就把这个卧铺票让给了这位肝癌患者，然后坐在他的硬座上熬了一夜。那位患者回去没多久就去世了，那也是他是人生中乘坐的最后一趟列车。所以说火车其实就是人生的舞台，在火车上有人出生也有人谢幕。
现在通往故乡的火车都提速了，回去相对方便多了。我有个中篇小说《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写的就是列车提速以后发生的故事。列车提速以后有的小站就不停靠了，一些乡镇的人出行反而不方便了。时代肯定是要向前，但我想我们应该注意提速背后，那些应该被我们体恤和关爱的人，也让他们成为时代高速列车的受惠者。其实有时候在提速列车这个问题上我也在想，当便利的铁路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没有角落时，人类是不是就少了一道妖娆的风景线了呢？
您如何看待“中东铁路”等老铁路的历史价值？
迟子建：没有中东铁路，就没有我现在生活城市哈尔滨的兴起，也不会有它上个世纪的繁荣。关于这条铁路，我的很多小说都有所涉及。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这条铁路会给人带来很复杂的情感。当时沙俄觊觎远东，它的扩张意图非常明显。伪满时期，苏联和日本对这条铁路的控制欲都非常地强，北满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故事也非常地多，可以说中国历史的很多大事件都与老铁路有关。像1928年张作霖乘坐由北京开往奉天的专列，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那年年底东北易帜。而更早的时候，1909年的秋天，韩国义士安重根因为不满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一个前来和俄国的财政大臣见面的、日本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伊藤博文。这是个震惊世界的事件，至今哈尔滨火车站还有关于这个事件刺杀地点的一个牌子。可以说这条老铁路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近代史的骨骼神经。
读过我《伪满洲国》的读者可能知道，在这部长篇小说当中，老铁路是贯穿始终的。日本人通过铁路运来了战马、慰安妇，包括开拓团成员。溥仪乘坐它来到了新京，也就是现在的长春，登基，成为傀儡皇帝。日本战败、东北光复的时候，溥仪逃难，从新京逃到中朝边境的大栗子沟，乘坐的也是火车。我在小说中对他在火车上的逃难有比较细致的描写。我写车过了梅河口，他的仆人用啤酒瓶当擀面杖给他做了一顿面汤。
现在回忆起来，最奇妙的是《伪满洲国》中的部分段落，还是我在慢行列车上写的。因为我98年结婚，当年就开始写作这部长篇。那时我跟丈夫两地分居，所以我经常乘坐夜行列车回乡去看望他。那时候我也不用电脑，我的手写稿就是硬壳笔记本。我走的时候怕手稿遗失，还常常复印备份一份在哈尔滨，然后带着手稿上车。那时软卧包厢非常少，有时候一个包厢就我一个人。我就在旅途中把手写稿打开，写上几笔小说。我现在回忆起这个经历，觉得特别美好，也特别忧伤。可能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书写。
1985年中国火车里外 摄影：Alain Le Garsmeur
我个人也很喜欢乘坐火车。可能跟童年经历有关，因为它是我眼里看见的事物。而且火车也给人很踏实的感觉，因为它依托大地。我妈妈特别有意思，只要我出差，她就会问，你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我只要说坐火车，她就特别开心，觉得这样安全就有了保障。
有的时候会境外旅行。有一年我去俄罗斯，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乘坐的就是火车。感觉特别奇妙，我的家乡和俄罗斯远东接壤，所以自然风景是很相似的。看到窗外的森林原野，我就感觉是在我的家乡行进，特别亲切。还有一年在澳大利亚，我从悉尼去蓝山写作中心，乘坐的也是老火车。窗外的风景美极了，在慢悠悠的老火车上，感觉火车就穿行在风光和明信片中，也是非常美好。
11年前，我去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参加完后去柏林，乘坐的是高速列车。所以直到现在，我也回忆不起在旅途当中看到了什么。因为列车太快了，脑海当中没有固定风景的记忆，所有风景在快速列车下都像云彩一样，成了飞翔的云了。
我今年8月会有新长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也写到了铁路。可以说火车始终是我小说当中人物命运的生命线。
迟子建，1964 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4 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 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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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