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眉善目的李安说话的样子特别真诚，他会把自己“害怕”“恐惧”“绝望”这样的真实心理向你坦白，没有任何的虚伪与浮夸。他对电影的态度，对内心的剖白，总会让人感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正因此，李安导演将在第十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大师班开讲的消息，一经公布，便成为媒体最为期待的电影节活动之一，谁让李安导演总是金句不断呢。
8月25日，李安导演在北影节大师班开讲，虽然远在美国，隔着屏幕交流的李安仍像在与你促膝长谈。他多次提及了“困惑”，对电影表达、对电影技术、对电影现状的困惑，对人生对自己的困惑。66岁的李安说，现在的自己明白了很多，困惑的却也更多，而在他看来，电影人不应该放掉心里那个“惑”，因为这是最为宝贵的品质。
性格之惑
我最安全的舒适圈是冒险
这是个很奇怪的心理
李安念初一的时候身高一米三多，高中才过了一米六，而且从小就爱哭，“一年级时我每天至少要哭一次，是很没有用的一个人，看电影如果是哭戏，我会哭到影院里所有人都在笑：‘你看，那个小朋友哭得好好玩。’而我还是停不住抽泣”。
因此，李安自言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很温和，甚至有点懦弱、胆小的人，但是他困惑于自己“一个从来不敢反抗、很脆弱很乖的小孩，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0多岁以后，净拍一些别人不敢拍的东西。所以，人是有很多层次的，我也在摸索为什么拍电影时我内心会那么勇敢”。
李安说自己很奇怪，别人尝试新挑战的话会担心结果不好，被观众嫌弃，而他却相反，这种“担心”反而让他有种安全感。而不冒险，却会让他非常焦躁不安，“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最安全的舒适圈是冒险，这是个很奇怪的心理，这只是我个人的心理，不能一概而论”。
李安坦承，自己拍片时也会有胆怯的时刻，但是那个害怕程度，远没有内心渴望去尝试、要放手去做的心理强烈，“其实我最初拍电影并没有明显的目标，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只是对要做的有兴趣，这种兴趣强烈到可以压过其他的情绪，可以面对挑战”。李安说工作这么多年，他也不知道自己每次冒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跟着他一起投入，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群人会帮他，“可能这就是电影人的本能，对感兴趣的电影投入进去的本能”。
创作之惑
不断地去发现自己的惑
然后真诚地呈现出来
李安表示，自己的电影越拍越困惑，“我的电影不是给人解答，而是我内心的一种解析，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观察、表达，而不是一种陈述，并不是说人生该怎么样，而是把这些东西诚恳地表达出来。我们用电影的形象，和一个好故事，通过电影共同的体验、交流，去启发大家的思路，我觉得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
正是自己的“困惑”，使得李安有了表达的动力，成就了他多部经典电影。
李安以拍《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文艺片知名，但让他获得奥斯卡小金人，成为世界级大导演的，却是武侠片《卧虎藏龙》。那么，当时的李安导演为何会想到要将《卧虎藏龙》搬上银幕？
李安说，在拍摄《卧虎藏龙》的五年前，朋友推荐他看了这个小说，“玉娇龙的角色非常吸引我，我就想拍一部这样的电影。后来觉得李慕白像我，李秀莲很像我太太，玉娇龙很像我心里面想的却不敢做的人”。
想拍《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则是因为李安在哲学思考上不知道怎样突破，“我需要另外一个空间，我就想拍这部电影，多加一个视角的空间，来突破我想表达的这个题材。电影反映我的人生，我不是一个有计划的人，不会计划我这十年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我对一个题材感兴趣的话，不管它是原创的，还是我从书本中得到的灵感，都是那个时候我最关心的人生议题，是我对社会观察的印象，是触动我内心的”。
李安认为，虽然孔子说四十不惑，但孔子讲的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惑’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不是倚老卖老，如果你拿掉惑，或者说觉得自己不惑的时候，那拍出来的电影就很乏味，就是在说教，不会很真诚”。
李安说他喜欢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讲得出来都是成见，不是最美丽最经常的道。我觉得做艺术的人、做电影的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真实地表现自己，表现你搞不定的、困惑你的东西，你去面对它。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诚恳的电影创作人，你要做艺术家的话，你需要不断地去发现自己的惑，然后真诚地呈现出来，很精彩地用艺术表达出来，我希望你们永远不要放掉心里那个惑”。
技术之惑
我其实对科技一点都不熟
是非常老式的电影拍摄者
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开始，人文气息浓厚的李安导演变得硬朗理性了不少，他突然成了一位致力于电影技术革新的电影创作者。《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他首次挑战3D技术，第一次拍摄数码电影。
2016年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不仅使用时下最先进的3D、4K摄影机，同时打破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电影拍摄与放映24帧的公认速度，以5倍于传统规格，即120帧的摄制速率完成整部电影的创作。并且，为配合视听感官上的力度显现，影片大都是特写镜头。
2019年的《双子杀手》，不但没有放弃对高帧率拍摄的探索，在技术上又迈出新的一步，完全用数字技术创造了一个人类角色——23岁的威尔·史密斯跃然于银幕，与51岁的自己在影片中狭路相逢。年轻版的史密斯是利用CG技术对威尔·史密斯进行百分百的视觉动态捕捉，采取崭新的面部跟踪方式，从骨架、肌肉、皮肤、汗毛、情绪一一打磨，经由500名好莱坞顶尖特效师历经两年潜心制作而成。李安曾经笑说，为了研究让威尔·史密斯“返老还童”的技术，他比史密斯的母亲，更了解史密斯这张脸。
挑战电影技术，不过是李安电影表达的手段，“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其实对科技一点都不熟，电话我只会打出去，其他的功能都不会。所以，我和科技一点都没有关系，我其实是非常老式的电影拍摄者，而且介入非常深，我整个的心情都是放在胶片上面的”。
李安说，拍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时，他只是将3D当作一种服务于剧情本身的电影技术，是通过这种技术用以展现画面的深远意境，为影片在通俗与文艺的并置中找寻到商业的突破口。“这是我第一次拍数码电影，也是第一次接触到立体的感觉。拍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很糟糕，因为我知道的东西、我表达的东西、我可以信任的东西，突然之间好像瓦解了，好像我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了。所以，我就开始了新的探索，进入了新的空间。我现在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10年我又拍了两部，我后面还有计划，我觉得我还在一个初步的学习阶段。”
在谈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的技术使用所遭遇的质疑时，李安说，“苹果和橘子不能比较，如同2D影片和3D影片也无法比较，2D影片大家已经做得非常好，胶片电影本身也是非常成熟的艺术。数码和3D技术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它本身还站不稳，处在一个婴儿阶段，所以这个东西拿来比较其实不太一样。也不能说2D的不够用，需要升级，不能完全这样想，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李安坦承，自己对电影技术摸索这些年来，仍是非常困惑，“我和你们一样非常困惑，只是我比你们经验多一点，至少我知道电影必须要靠媒体才能够把你内心的抽象世界，将心比心地传达给观众。你依靠的这个媒体，不管是绘画、文字、胶片、数码，还是立体的、平面的，不管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它是你表达的依靠，你必须要和它产生一个很熟悉的依存关系，这样你才能表达。将心比心很重要，而要做到这点，你的技能是非常重要的，你光有一个想法还不够，你手上的东西，能让你玩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出来。有灵魂、有技艺，两个要结合起来，出来的东西才叫艺术，才能够打动人心”。
新技术对电影影响很大，李安以演员的表演举例，他说3D电影中，演员的表演就不能夸张，“以前2D时立体感是用灯光、摄影、化妆等各种方式去表达的，现在内心有没有东西、真不真切就看得很清楚了，表演需要更含蓄、更精致，不要那么夸张，内心层次需要更丰富，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互联网之惑
你只有自己努力
做出观众在家里没有办法体验的东西
在华语电影导演中，李安无疑是一位卓越的代表。他的电影兼及传统与现代的伦理矛盾，观照东方同西方的文化冲突，并游刃于这种差异和对立间，以微妙的分寸感试图在文化多元、众声喧哗、认同分歧的现实生活中致力寻求一条和而不同的出路。他在创作上融贯了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省思，以及对西方价值观念的体验与感受，将之升华为其影片美学意念的表达。
对于被认为是东西方文化融合得最好的华语电影导演，李安认为或许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随后他表示现在的人类就是混杂的文化，“所有人都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不觉得有一个西方什么样、东方什么样的说法”。
李安表示，东方文化敬畏天地，强调人们对于团体的尊重，“人们希望能够融入社会，能够有序地生存，在天地中，人是非常渺小的。东方文化非常讲意境，像东方绘画，人都很小，天地山水非常大，里面的留白非常多，西方可能和他们的游牧民族有关，征服性、侵略性比较强，个人意志放在前面，讲个人的决定怎么改变世界。所以拍电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比较吃亏，因为西方人拯救世界的故事会更好看。现在讲我们东方要怎么样融入，我觉得一个是新技术，观众需要新的东西，怎样把我们习惯的东西、我们擅长的东西、我们的强项，比如像意境、似有似无的结构，还有整体的崇敬天地的感觉，把它发挥出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蛮有机会的”。
李安说，自己刚到好莱坞拍片时都不是高成本电影,“虽然是美国片、英国片，但也算不上特别好莱坞，所以自由度也还可以，因为它的经费不是很贵。拍完《卧虎藏龙》以后，我才算真的进了好莱坞”。
今年受疫情影响，影院无法开门，大批电影只能在网络上放映，传统院线与流媒体之间的矛盾也进入白热化。例如环球影业与全球第一大院线AMC关于电影“窗口期”的冲突，电影《花木兰》在北美也宣布放弃在院线上映，而走网络渠道。一时之间，不少人悲观地认为电影院终有一日会被互联网取代。
对此，李安表示，电影院确实受到很大打击，“观众不进影院，在家里看电影，你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你不能逼着观众进影院，谁也做不到”。
但是，李安的态度是互联网无法取代电影院，因为一个人在家里看单元没办法体验群体感、仪式感，“有人类以来大家都要聚在一起，这种群体感是影院以外没办法实现的。所以这是影院的优势”。
所以，李安认为想让观众走进影院，需要电影人的努力，电影人必须创新，要想新的办法拍片：“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诱因让观众心甘情愿地进去，我们要接受挑战，创作出新的东西。如果你做的东西和他在家里看的一样，甚至还没有那个好，你不能怪观众宅在家里。顾客永远是对的，你只有自己努力，接受挑战，做出他在家里没有办法体验的东西。”也因此，李安认为，受疫情影响，电影改革的时代可能会提前到达。
表达之惑
当真情流露的时候
就是最动人、我最喜欢的时候
虽然早已功成名就，但是李安坦言自己的创作并不能绝对地随心随性，创作的自由依然会受限，创作依然有不得已。
从制作工业而言，李安表示，拍电影会受类型片限制，“你不拍类型片根本就讲不通，你没有办法和人家沟通，因为电影工业100年时间，已经很成熟了，什么类型、什么东西、什么表达，它都有一个格式在里面。电影和人生不一样，人生什么东西都能混进来，而电影两个小时里面，要有一个叙事性。你要把旁边不相干的东西除掉，让它单纯一点，这样观众才能够跟随你的故事，去做一个情感的启发”。
李安坦言，电影工业因为已经有了固定的形态，所以要创新非常困难，阻力非常大，“比如说一个很小的东西为什么不这样做，它其实背后有很大的原因，你要和整个工业去斗争。一个人是扭不过机器的，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所以有时候吃了很多暗亏，很多血泪往肚子里装，很难和人家讲为什么走不通，为什么拍摄变成那个样子，有时候不光是艺术和科技的问题，其实是你要和整个工业界、观影文化的斗争，非常困难”。
观众的观影习惯显然也早已根深蒂固，李安无奈地表示，有时观影习惯和你心里想表达的东西不一样，作为导演，这个改变、调和的过程也不容易，“尤其现在好莱坞的工业体系越来越成熟，观众会给你很多意见，这个真的很难应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蛮大的困惑。这样的观影习惯，你几乎没有办法抗衡，除非你是做很小众的艺术片，一般的电影来讲，你必须要注意，这也是你的技艺之一”。
李安说，自己在电影里最想表达的就是那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你想做到最好，然后情况不太允许，这个冲击来了，那个冲击来了，还有你心里面两个冲击搞不定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努力……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动人的，就是真情流露，真情是需要这样才流露的，当它流露的时候就是最动人、我最喜欢的时候”。
回顾自己的导演生涯，李安以“一言难尽”来形容，但是让他自豪的是，这些年来一直坚持本心，拍摄自己喜欢的纯真的电影。
李安表示，这些年来，自己越拍，经验越多，搞不定的事情越来越少，但是“题材越来越难寻找，精力也没有以前强，看事情不像以前那么傻傻的，会比较尖锐一点，有时候会有讽刺的东西想出来”。
虽然现在记忆力、体力在衰退，但李安导演的冒险精神依然年轻，“我希望在电影表达上能够更自由，电影100年历史下来，形成的就是一部长片大约两个小时的规格，三幕戏，大家已经看得习惯了，甚至我觉得相当僵化了。我觉得以后的电影不管是长短，还是表达形式，各种方面，都可以更自由一点”。
供图/北影节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