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香港话剧团携斩获“第二十三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整体演出等六项大奖的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亮相国家大剧院。彼时的香港话剧团，因来京演出的剧目有限，尚未被内地观众熟知，该剧编剧潘惠森、导演司徒慧焯、主演刘守正等主创的名字，对北京观众而言也较为陌生，但这部另辟蹊径、嬉笑怒骂讲述晚清政治风云与人生际遇的历史剧，却以“小切口、大格调”成为黑马，引发京城观众热议。
此后的11年间，凭借话剧《德龄与慈禧》《亲爱的，胡雪岩》《最后晚餐》《武松日记》、音乐剧《顶头锤》《大状王》等作品，香港话剧团在戏剧观众心中已成为品质保障。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经历时间积淀，由原班阵容在国家大剧院同一方舞台再度上演，不仅以更为纯熟的呈现赢得满堂彩，也与香港话剧团的其他佳作构成了让观众比照品鉴的作品序列。
他既吃不下又吃不饱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的需求分为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等五个层次，道出人类从基本生存物资到高阶精神自由的需求衍变。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惠森身为剧作家，其创作有现实、历史与幻想的题材区分，常以既灵动传神又幽默荒诞的笔触，探讨个体“吃到什么程度”与“活成什么样子”之间的关系。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潘惠森的作品中具有符合本土语境的体现，映照出现代人的生活处境与精神境界。
潘惠森于2012年写就的《都是龙袍惹的祸》便是如此：他取史书里的既定事实作为骨架，绕过是非对错的评判标准，从可令观众感同身受的“吃饭问题”出发，用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将晚清重臣丁宝桢在1869年诛杀最受慈禧宠爱的阉佞安德海的故事，处理成关乎需求与补偿、颜面与内里、空落与满足、际遇与进退等的人性议题，展开哲学思辨。紫禁城内外或明或暗的政治斗争被他解构为“家庭纠纷”，史书留白处人物的身份认同，以及人心深处幽微的灰色地带，随着权力的指针在“高兴”与“不高兴”之间的左摇右摆，成为笔兴。
《都是龙袍惹的祸》
创作从“吃饭问题”着手有根可溯。潘惠森在《都是龙袍惹的祸》创作谈中提及，他自小就察觉自己与长辈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追求，“战乱带来的饥荒，使上一代关注食物，仿佛他们的人生意义就是‘吃饱’、有充足的食物、活下去”，但他“已不需忧虑‘活下去’，关注的不是‘够唔够食（够不够吃）’，而是某种更精神层面的不可言之物”。这番话虽是针对《都是龙袍惹的祸》的创作缘起来谈，但适用于注释他大多数的创作。他创造的人物，出场时虽然常常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但他们在追求一口饱饭的过程中，关注的不单单是“怎样吃饱”，还有“如何活好”。
《蚂蚁上树》《三姊妹与哥哥和一只蟋蟀》等“昆虫系列”五部曲中，螳螂、蚂蚁、蟋蟀、蜘蛛等昆虫的生存方式，隐喻道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小人物，讨生活的艰辛与追求梦想的韧性；《从金钟到莫斯科》中，三年无工可开的导游马泰星与演员陈小燕，因一班列车走进超现实时空，从契诃夫短篇小说里的人物身上获得精神慰藉；《武松日记》中，观众固有认知里的“打虎英雄”武松初登场时，一身好武艺无处施展，为无法找到一份解决个人温饱的工作抓耳挠腮，他阴差阳错上了梁山之后，化为文青用笔记录一众好汉精神世界的荒芜；《亲爱的，胡雪岩》中，钱庄小伙计胡雪岩白手起家的最初目的，不过是为了吃到饱饭，他虽凭借大智大勇成为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内心世界却始终有无法填补的黑洞。
《都是龙袍惹的祸》中，出身贫寒的安德海，九岁时在饿死与自阉之间选择了后者。为了一口饭，他拖着残缺的身躯入宫成为最卑贱的奴才；为了能够一直吃到那口饭，使出浑身解数向上攀爬。然而，当那口饭变成吃不尽的山珍海味，只需听命慈禧一人的安德海不仅失去了胃口，还时常感到饥饿，他既吃不下又吃不饱，都是身份认同与权力诱惑惹的祸。
“我是谁”的身份认同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剧中的安德海在爬向高位的过程中，对于自己的身份与归处，渐渐认知失调。
不妨先看看站在政治棋盘上的各色人等如何看待安德海。因为他在辛酉政变中立下大功，西太后慈禧不仅把他视为心腹，让他充当耳目监视宫廷上下尤其是同治，还对他无比宠溺，甚至让他穿上咸丰生前穿的龙袍。慈安、奕、同治一致要把他铲除，并各怀目的：对慈安来说，这是她与慈禧角力的一步；对同治来说，安德海像恐怖又讨厌的“幽灵”缠绕在自己身边，要除掉这个象征耻辱的符号；奕鼎力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反而失势，眼见一个卑贱小人却背靠慈禧呼风唤雨，计划通过辅佐同治重回权力核心。
身在深宫的安德海，对他在奕、同治等人眼中的成色心知肚明。他在慈禧面前自比依附宫墙的青苔，卑躬屈膝向老佛爷表忠心，在外却并不收敛，仍然依仗主子光环的加持，高调炫耀，借以招权纳贿、左右朝政，获得掌控一切的快感。不过他也能真实地感觉到，所谓的心理满足短暂而虚无，不足以弥补身体残缺带来的永恒创痛。
安德海高调迎娶戏班伶人马小玉，同样属于强烈的心理补偿行为，不过这依旧无法帮他厘清复杂又错乱的身份。他始终无法回答“小安子”是谁，只能任由他人左一笔右一笔，胡乱拼凑他的画像。
被史书定性为奸佞宦官的安德海，能否打破固有形象，让他完成自我认同？潘惠森的高超之处在于，既给出肯定回答，又让安德海亲手涂改答案。安德海在同治有心杀他的局势下，按照慈禧的指示，以采办龙袍的名义出宫，人生虽然意外偏航，但他带着家眷仆从乘船南下的路上，也迎来认知自身的顿悟时刻，意识到自己可以突破桎梏换种活法，作为“郑和的后代”乘风破浪下西洋，带着马小玉去往自由之乡。
马小玉与安德海一样，也是社会最底层出身，她儿时被卖到戏班入了“贱行”，成年后又成了太监老婆，为的也都是吃口饱饭。两人的结合本是各取所需，但生命起始阶段相似的底色，让这对构成镜像关系的假夫妻生出真感情。南下途中两人的相互体恤与安慰，唤醒彼此内心深处做人的尊严，让他们撕掉身上种种社会身份标签，忽略生理缺憾与过往创痛，以超越两性、夫妻关系的状态一同看向未来。
他们为什么“不高兴”
可惜郑和很近他乡很远，一切如同回光返照匆匆收场。表面上，马小玉视安德海如“皇上”，认为他是“最好的男人”，填补了他身体和精神的空缺，但也助长了他的肆无忌惮，于是挑衅丁宝桢，被抓住了致命把柄。实际上是由于他和马小玉向往自由畅想未来之时，不可能从现实中抽身，依旧在权力和利益中沉浸，也被其禁锢。
按照常理，他打着采办龙袍的旗号出京是为保命，应该低调行事，但由于有慈禧口谕护体，且要帮王公贵戚“做买卖”，帮慈禧协调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让他跋扈忘形，自出发时起便一路大张旗鼓，以便“提醒”各地官员及时奉上贿赂，不要惹得老佛爷、权贵们及他自己“不高兴”。
把掌权者哄高兴的好处以及惹怒掌权者的后果，剧中有示例：同样是打捻匪立功，李鸿章由于在安德海丧母与娶妻时，各送帛金三万两，换来“协办大学士”的名衔；而没有任何表示的丁宝桢，只得到“太子少保”的虚衔。
事实上，马小玉式的“高兴”屈指可数，而“不高兴”的情绪弥漫全剧。权力倾轧、利益冲撞的政局中，同治越来越“不听话”，还与慈安、奕一同密谋杀掉安德海等人，这让慈禧“不高兴”。同治因为一直做慈禧的傀儡而“不高兴”，但尚且年幼贪玩的他想要夺权，到底是为国家前途，还是为了自己可以无拘无束？安德海的行径惹得丁宝桢与奕“不高兴”，是正邪势力水火不相容所致？从他们刻薄地祝福安德海与马小玉“早生贵子”来看，恐怕不全是。
安德海与丁宝桢对簿公堂之时，两人分别代表慈禧、同治两派势力，唇枪舌剑。“他们比我安德海更加安德海！”“因为我，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人！”安德海用振聋发聩的台词，道出权力游戏导致身份认同的错乱，身份困惑加剧权力秩序的失衡，让这层意思在舞台上有更为直观的展现。
安德海之死，看似是两派势力斗争中同治一派的胜利，但是这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最终还是慈禧赢了：安德海死了，还有李莲英；同治没了，还有年幼的光绪。不过，正如该剧结尾老僧的画外音所言：“青山绿水依然在，人亡永世不相逢。田也空来业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身份、权力、欲望、命运，都似浮萍起落无常。
文/梅生
摄影/Carmen So
供图/香港话剧团
编辑/李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