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46岁的郭沫若,有陌生人为他写出传记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6-04-15 09:10

“郭沫若先生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革命诗人,他的伟大处,除了写《哀希腊》的英国诗人拜伦以外,没有第二人能够比拟。”“拜伦前百年,鲁迅后一人。郭氏实足以当之无愧。”穿越回1938年,今天读者可能对这些话略感愕然。

这段文字出自杨殷夫的《郭沫若传》,1938年6月由广州新中国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在上海民众出版社再版(标为初版),是郭沫若的首部“他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亦有地位。查《郭沫若年谱长编》,郭当年与广州战时出版社、广东生活书店等有联系,却无与新中国出版社、上海民众出版社的往来记录。郭沫若也未提过本书。

关于作者杨殷夫的记载甚少,从内容中看,似与郭沫若不熟。为何他能写出《郭沫若传》?为何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如此高?值得钩沉。

他“杀开了一条血路”

受时尚阅读影响,今天读者对郭沫若了解不多,而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杨殷夫的说法乃公论。

学者邹嘉良在《国民革命与“革命文学家”郭沫若的生成》中指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渐分化为“学院派”和“国民运动派”,后者致力于“走向国民革命的‘新文化运动’”,与此前的“新文化运动”只关注思想启蒙不同,它转向推动社会革命。

在年轻人普遍沉浸在“后五四”的颓唐、消极情绪时,郭沫若及“创造社”横空出世,“文学史家用‘打架’‘杀开了一条血路’”来形容这一巨变。

在黄人影编的《创造社论》(1932年,上海光华书局)中,附《郭沫若小传》,称他“开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一个新纪元。后创造社成立出版部,出版震动全国思想界的《创造月刊》,(郭)氏之力量最大。”“一九二六年,(郭)氏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革命与文学》后,既打破了他的艺术至上主义的主张,而(郭)氏之提倡革命文学,亦在此时开始。”

据学者张立群、黎黎钩沉,上世纪30年代已有多篇“郭沫若传”的文章,且有《郭沫若评传》(李霖编,1932年,现代书局)、《郭沫若论》(黄人影编,1936年,上海大光书局)两本书,但书都是抄撮报章上文章而成,非原创,价值有限。

当时文坛多自传,名家一般不写“他传”。

“自传”崛起,源于胡适的积极提倡。他说:“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在胡适看来,“自传”最契合“个人主体式”的启蒙主义立场。

时代压力下,“他传”成主流

受胡适影响,写自传在上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据学者袁媛钩沉,当时读者也很喜爱这一新文体,畅销画报《良友》的总编马国亮说:“从第四十五期开始连续刊载了七篇以《现代成功人物自述》为总题,发表了球王李惠堂、画家徐悲鸿、交际家黄警顽等的自述,很受读者欢迎。……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表示赞许……读者欣赏给我们极大的鼓舞。”

产量增,质量却堪忧。郁达夫说:“将平平常常的自传写将出来,虚费掉几十万字和几千张纸,实在也没有多大的意思。”“如一般人的墓志传略一样,千篇一律,非但作者自己感不到兴趣,就是读者读了,也要摇头后悔。”

对于“自传”虚热,茅盾先生认为根源在它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匹配,即:“可是在中国,个人主义的思潮,只有在‘五四’时代昙花一现,过后便为新兴思潮所吞灭。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现实压得紧紧的时代中,也不容有个人主义的幻想。”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加剧,传记体文学转型,从“个人主体式”走向“民族国家主体式”,“他传”崛起并成主导。

“自传”多琐事,抒发个人情绪;“他传”写英雄,回应时代关切。1937年7月,流亡日本9年的郭沫若躲过日本密探的监控,回到上海,投入“全民抗战”,被时人称为“英雄壮举”。出版一本郭沫若的“他传”,正逢其时。

半抄半作,仍有价值

杨殷夫与郭沫若不熟,如何写好“他传”呢?

其实也不难,郭沫若的自传宏富,达110万字,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长的自传。流亡日本期间,他出版了《我的幼年》,极尽坦诚,即“纯然是一种自叙传的性质,没有一事一语是加了一点意想化的”。

郭沫若表面在写“我”,其实是“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故文笔纵横,比如“我是午时生的,听说我生的时候是脚先下地。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反逆者的第一步”,看似写实,其实饱含意味。

杨殷夫未参透这层意味,更多是对郭沫若的自传进行改写。

比如《我的幼年》开篇为:“大渡河流入岷江处的西南岸,耸立着一座嘉定府城,那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但是那有香的海棠在现在是已经灭了种了。”《郭沫若传》改成:“郭沫若先生,是四川省的嘉定府人。嘉定府耸立在大渡河流入岷江处的西南岸,在乡土志上,是号称为‘海棠香国’的地方。”

《我的幼年》一上来写土匪杨三和尚,与“我”本无关系,但从杨三和尚的仗义中,引申出“吾乡”血脉中野蛮生长的浪漫与力量,这成为滋养“我”的精神源泉。《郭沫若传》则将大段精彩叙述全部删去。

这种写法背离了五四以降追求个性的叙事传统,又回到“史笔”的旧趣味中,虽严谨,却不免“月光如水照扬州等处”之讥。郭沫若自传尚未完成处,《郭沫若传》的枪法大乱,后面数章几成流水账。

虽有缺陷,《郭沫若传》仍有价值:它是现代文学史中,“自传”向“他传”转型的见证;当时社会反响较大,从中可窥世风流变;作者略有考订,可与郭沫若的自传对勘。故1987年,重庆出版社易名《郭沫若前传》,收入中国现代掌故丛书,曾予再版。

文/唐山

编辑/周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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