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电视剧《阵地》的热播，引起了公众对桂林抗战文化的关注与讨论。紧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阵地》如同一股文化暖流，再次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抗战大后方的文化热土——桂林。小说以严谨缜密的叙事擘画抗战全景，以血肉丰满的人物群像点亮文化星空，更以对文化抗战精神的深刻体认完成了对历史记忆的庄严叩访和深情致敬。

聚焦桂林文化城是《阵地》打开抗战叙事的独特方式，但《阵地》并没有把视野仅仅局限于一城一池，而是以桂林叙事为主干延伸出纷繁的枝蔓，最终交织铺展了一幅磅礴开阔的全民抗战图景。

抗战时期，随着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的相继沦陷，大批文化名人汇聚桂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文化运动。桂林因此成为全国抗战文化中心，国际反法西斯文化名城。《阵地》真实再现了桂林文化城的整个历程，从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大批文化人迁往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和《救亡日报》社两支队伍组织旅桂文化人构筑文化抗战的阵地，到皖南事变前后桂林文化城陷入低谷，再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量文化名人汇聚桂林，桂林抗战文化再掀高潮，本书都进行了生动且全面的呈现。在讲述桂林文化抗战的故事之前，《阵地》简要地勾画了整个抗战的大背景，不仅为桂林文化抗战的叙事建构了真实恢宏的历史背景，也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在战争转向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桂林这座城市在战略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武汉告急之际，李克农对夏衍和郭沫若说：“中央南方局对当前形势做了预估，随着战事演进，大批文化人士都会涌向桂林，如广东失守，桂林就成了联系华南各省以及海外的唯一交通要道，大西南这个出口通道是一定要守住的。”显然，桂林是顺应战争局势的发展，承担起了文化抗战的历史使命，成为了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

《阵地》围绕桂林文化抗战展开的叙事也并非单线直进，而是借文化人的行踪、报刊的传播和战地医院的消息等线索，巧妙地链接前线、后方和其他抗战中心城市。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与结束，本质上就是文化人汇聚与离散的结果。而文化人向桂林转移和撤出桂林的过程中，就自然牵连出了武汉、上海、重庆、香港、延安等地的抗战境况。桂林虽然是大后方，但战地医院中源源不断的伤兵传递了来自前线的血火气息。当勇敢的文化人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深入前线，《阵地》的笔触就转向了战场。当鲜活的战地见闻刊发在各大报刊，前线的消息就会在桂林城广泛传播。

《阵地》的叙事犹如一树千枝，有宏阔真实的背景、鲜明挺立的主干，也有适当的旁逸斜出，在凸显桂林文化抗战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国统区的动荡不安、解放区的生机勃勃、沦陷区的水深火热、前线的腥风血雨。因此，《阵地》既是一部桂林文化抗战史，也是一曲浩荡恢弘的全民抗战的史诗。

《阵地》注重人物形象塑造，但它的目的不是塑造一两个重要的核心人物，而是塑造一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文化名人。这是由题材的特点所决定的，抗战时期的桂林名人荟萃，只有文化人群像才能真实再现这段群星闪耀的历史。《阵地》最闪亮和最具震撼性的看点是大批文化名人的登场，包括郭沫若、李克农、夏衍、陶行知、李济深、柳亚子、马君武、巴金、茅盾、艾青、徐悲鸿、欧阳予倩、田汉、焦菊隐、洪深、丰子恺、安娥、张曙、艾芜、王鲁彦、宋云彬、聂绀弩、孙陵、周立波、臧克家、秦似、赵丹、舒绣文、朱琳、鹿地亘、史沫特莱等等，这份名单可谓群星灿烂、光彩炫目。如何真实表现这批历史人物又避免人物形象的扁平化，是小说《阵地》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也是决定这部作品成败的关键问题。

《阵地》在人物塑造上颇具匠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凸显个性。李克农的沉稳机警，夏衍的睿智周全，田汉的豪爽热忱，王鲁彦的耿介执着，丰子恺的温润幽默等皆跃然纸上，鲜明突出的人物性格避免了人物形象的同质化、类型化。二是依托历史逻辑进行合理虚构。李克农肩负着领导和保护桂林文化人的艰巨任务，大部分时间是高效率沉浸式处理工作，喜怒不形于色。但当他看到《救亡日报》社的笔杆子们仅以一碗猪油拌饭果腹时，强忍着眼泪，几乎把整张脸埋进碗里。夏衍是文化界的核心人物，一心扑在救亡工作中，经常进入忘我的状态。但当心爱的猫在轰炸中葬身废墟时，他趴在地上拼命翻着残砖废瓦。这些细节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一碗猪油拌饭和一只猫戳中了硬汉子心中的痛处，也拨开了他们铁骨中包裹的柔情。有了这些细节，李克农和夏衍就不仅仅是革命者，也是血肉丰满的人。三是直面人性的弱点和内心的矛盾，展示人物的成长历程。王鲁彦从沉浸于自我的文学世界到关注现实、走向大众；洪深从痛苦迷茫到涅槃重生，投身抗战文化运动。这些转变都更好地呈现了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复杂性与动态发展。四是在人物关系的变化中塑造人物形象，夏衍与王鲁彦的碰撞、田汉与安娥的情感、欧阳予倩与焦菊隐的分歧与合作等，这些关系网络中的矛盾、理解与扶持，不仅使人物形象更鲜明，还丰富了角色的维度，增强了情节的张力。正因有了这些血肉丰满、呼吸可闻的人物，《阵地》才真正立住了那段真实可感、气韵生动的历史。

《阵地》的核心命题是深刻阐释文化抗战的意义。小说的第一章《任务》就以李克农与夏衍的秘密会面引出文化抗战的重要性。李克农对夏衍说：“卢沟桥的枪声，击碎了文化界人士宁静的书斋梦。有人投笔从戎，走上了血与火的战场。可更多的人还躲在书斋里，在迷茫中等待噩梦醒来的早晨。”“此时，迫切需要唤醒中国的文化界人士，都像当年的鲁迅先生一样，以笔为枪，加入文化抗战和民族救亡的阵营中来。只有唤醒文化，才能振奋民族精神，才能凝聚起全民同心、抗战到底的民族精神力量。”李克农强调只有文化才能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抗战的力量。正是基于文化抗战的重要性，夏衍接受了创办《救亡日报》的任务，决定把它办成以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为主旨的报纸。伴随着《救亡日报》的创刊，《阵地》关于文化抗战的叙事就开始了，而桂林就是文化抗战的主战场。

《阵地》对文化抗战的书写是围绕一系列重要的文艺作品和重大文化事件展开的。在榕城饭店，艾青诗歌《我爱这土地》的朗诵、夏衍的即兴演讲和随后《义勇军进行曲》的合唱，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的家国情怀和救亡热血；在敌机轰炸之时，新安旅行团的孩子们唱着团歌清扫岩洞，清澈纯净的童声歌唱抚慰了受难民众的心灵，坚韧不屈的精神昭示了新生的可能；《救亡日报》连载的《南京惨案亲历记》激励了无数青年，走上从军报国之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震惊中外的西南剧展以戏剧为集结号，将抗日救亡的呼声传向四面八方。这些激情翻涌的情节让我们看到文学、音乐、戏剧都是唤醒民众、凝聚共识、鼓舞士气的精神武器。

文/刘铁群

编辑/周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