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和三年，亦即嘉祐元年（1056），宋仁宗已经四十七岁了。父皇真宗在四十三岁时有了皇子赵受益（即现在的仁宗皇帝），而仁宗如今年近半百，却未有子嗣，尽管后宫妃嫔曾先后诞育三位皇子，但均不幸夭折。长子赵昉生于景祐四年五月，当日便夭亡，后追封褒王；次子赵昕生于宝元二年，亦早夭，追封豫王；第三子生于庆历元年，三岁时封鄂王、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赐名曦，是当然的皇储，可惜封王的制书未及宣布，小赵曦也病夭了。

在君主制时代，皇嗣系国本。储君之位空悬，即意味着国本不稳。所以这一段时间，朝臣频频请仁宗立嗣。

一日，仁宗跟御史中丞张昇说：“卿孤寒，凡言照管。”孤寒，就是孤独的意思。张昇为御史中丞，不怕得罪人，被同僚认为是“没有朋友”的人，所以仁宗才说他孤寒。但张昇听了仁宗的话，反驳说：“臣非孤寒，陛下乃孤寒。”仁宗问：“何也？”张昇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陛下惟昭阳（指曹皇后）二人而已，岂非孤寒？”这一句话，正击中仁宗内心的痛处。但仁宗却不能迁怒于张昇，只是回到内廷还闷闷不乐。曹皇后问他为何不快，仁宗将张昇的话告诉了曹皇后，曹后挥泪，仁宗亦泪水“堕睫”。

这个小故事记录在宋人笔记中。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忍不住想问：为什么张昇要这么不留情面地回敬仁宗？也许他的用意就是故意刺激仁宗，让仁宗下定立嗣的决心。朝中大臣越来越意识到，请皇帝从皇族中遴选一人立为皇嗣，已经是不可拖延的事情了。至和末、嘉祐初，仁宗一病不起，辍朝多日，立嗣的问题更是变得特别迫切。

嘉祐元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请建皇嗣：“今祖宗后裔蕃衍盛大，信厚笃实，伏惟陛下拔其尤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与图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之心。异时诞育皇嗣，复遣还邸，则真宗皇帝时故事是也。”范镇所说的“真宗故事”，是指真宗皇帝在皇子赵祐夭折后，选侄儿赵允让入宫抚养，作为皇嗣的备选人，其后赵祯出世，才将赵允让送还藩邸。

范镇是抱着赴死之心奏请立嗣的。他的奏疏初呈上时，宰相文彦博委托提点开封府界诸县公事蔡挺问他所言何事。范镇如实相告。蔡挺问：“言如是事，何不与执政谋？”范镇说：“镇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谋之执政，或以为不可，亦岂得中辍也？”

御史赵抃与范镇一贯不和，但在立嗣问题上二人却是立场一致，他也上疏，请仁宗“择用宗室贤善子弟，或教育宫闱，或封建任使”，“况陛下春秋富盛，福寿延洪，一旦皇子庆诞，少阳位正，储贰事体，何损权宜”。

这年五月初，天际出现两颗大流星，之后大雨不止，京师发大水，“冲折都门”，导致“社稷坛壝辄坏”；未久，河东、河北、京东西、陕西、湖北、两川州郡亦“俱奏水灾”。在宋人的观念中，这是灾异，“灾变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灾变，亦宜有术”，因而，范镇请仁宗“问大臣灾变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术。仍诏两制、台阁常参官极言得失，陛下躬亲裁择，以塞天变，庶几招徕善祥，以福天下”。仁宗果真于六月下诏求言时政阙失：“乃者淫雨降灾，大水为沴，两河之间，决溢为患，皆朕不德，天意所谴，其令中外实封言时政阙失，毋有所讳。”

于是，范镇再次上书：

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祗，肃祗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也，非废祭祀也，非不祷祠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宗庙以承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上疏：

臣伏睹近降诏书，以雨水为灾，许中外臣僚上封言事，有以见陛下畏天爱人、恐惧修省之意也。……自古人君必有储副，所以承宗祀之重，而不可阙者也。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副未立，此久阙之典也。近闻臣僚多以此事为言，大臣亦尝进议陛下，圣意久而未决，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体者，因以为异事，遂生嫌疑之论，此不思之甚也。……《五行传》言：“简宗庙则水为灾。”陛下严奉祭祀，可谓至矣，惟未立储贰。《易》曰：“主器莫若长子。”殆此之警戒乎？

知制诰吴奎也进言：

王者以社稷为本，宗庙为重。社稷必有奉，宗庙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续未之立，今之灾沴，乃天地祖宗开发圣意，不然，何以陛下无大过，朝廷无甚失，辄降如此之灾异乎？在礼，大宗无嗣，则择支子之贤者。……若以昭穆言之，则太祖、太宗之曾孙，以近亲言之，则太宗之曾孙，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系四海之心者也。况陛下春秋犹盛，俟有皇子，则退所为后者，颇优其礼数，使不与他宗室等，亦何为而不可！

七月，一颗“色白，长丈余”的彗星划过夜空。八月初一，出现日食。按古人观念，这都是上天给人间君主的警告。集贤校理司马光在八月初一当天上疏，强烈要求仁宗“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副之位，内以辅卫圣躬，外以镇安百姓”。

同日，范镇再上书，言辞更为激切：“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论议，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反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臣职当言，不敢爱死，默默以负陛下。陛下以臣言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与大臣速定大议；以臣言为不然，乞加臣万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纳谏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谏之名。臣更不敢复奉朝请，谨阖门以待万死之罪。”向皇帝提出辞职。

但是，范镇等人的奏疏入内，都如石沉大海，未见仁宗作出反应。八月初五，范镇又致书中书：“今彗之变当急，而朝廷尚欲缓之，此镇宁死于朝廷之刑也。伏愿诸公携镇之书言于上前，速定大计，如其不然，即赐镇之死，放镇归田，解镇之职而置之散外，皆诸公之赐也。”但宰执大臣却婉言规劝他稍安勿躁。

范镇简直给气死了，又于八月初六上书仁宗：“臣前六奏宗庙社稷之大计，四奏进入，两奏奉圣旨送中书。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令送中书者，是欲使中书大臣奉行也。臣两至中书，而中书递相设辞以拒臣。以此观之，是陛下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大臣不欲为也。为大臣而不欲为宗庙社稷计，非所以为大臣也。”

范镇对执政团队颇有微词。但他其实误解了宰执，早在仁宗不豫之时，因皇帝“不能视朝，中外忧恐”，宰执都谏劝仁宗及时立嗣，仁宗亦点头答应了。首相文彦博与参知政事王尧臣都属意汝南郡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并起草好了请立赵宗实的奏稿，只是奏稿尚未进呈，仁宗病情已好转，事才中辍。这一内情，宰相不方便说出来，因而范镇是不知道的。

八月初八，范镇再次上疏：“今陛下未有皇嗣，天下人心无有所系，故天初见流星，继以大水，告陛下以简宗庙之罚。陛下君臣不知觉悟，故天又出彗以告陛下，而陛下君臣宴然复如前时，此臣当言之责，所以恐惧而待罪也。”按范镇的说法，上苍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给仁宗发出警告，为什么陛下还执迷不悟？既然如此，我惟有辞职。

仁宗见范镇请辞待罪，干脆给他升职，任命他为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的副长官。范镇固辞不受：“陛下以臣言为非，即当加臣万死之罪；以臣言为是，岂可不先宗庙社稷计，而遽为臣转官迁职也？”

八月十四日，那颗长一丈余的白色彗星消失了，范镇又跟仁宗说：“臣近以都城大水及彗星谪见，为变非常，故乞速定大计，以答天谴。阖门待罪，祈以死请。臣人微言轻，固不足以动圣听，然所陈者，乃天之戒。陛下纵不用臣之言，可不畏天之戒乎！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惧，彗星既灭，则不复有所告戒。后虽欲言，亦无以为辞，此臣所以恐惧而必以死请也。今除臣侍御史知杂事，则臣之言责益重于前，所有告敕，未敢祗受。”坚决不接受侍御史知杂事之任命。

之后，范镇又接连进言，前后“上章凡十九次”，请仁宗立嗣；而仁宗则七降圣旨，中书亦三发札子，催促范镇赴御史台供职，范镇都拒绝了，“待罪几百日，须发为白”。

十一月，范镇入对，泣请仁宗将他的疏章“付中书、枢密大臣同共参详，有异议者，乞令与臣廷辨，谓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解臣言责。臣之至情，尽在于此”。

仁宗看着刚满五十岁的范镇一头白发，也很心酸，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当更俟三二年。”承认范镇说的都有道理，但请给他三二年时间。

范镇看着泪流满面的皇帝，突然也理解了仁宗的悲苦，不再决绝地提立嗣之事。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