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百望山“守望者”,一辈子交代给一座山
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2024-02-21 09:00

高源摄影/傅靖生

从最初参加工作到退休,从在百望山植树造林到其成为京西的一座森林氧吧,高源的眼里心里,都是这一座绿色山林。在即将退休之际,他又拿起照相机,志愿拍遍百望山的四季美景,为这座绿色家园再添新彩。而在他学习摄影的过程中,意外与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教授傅靖生相识相交,两个人一教一学,拍遍了百望山的沟沟坎坎。

去年底,高源摄影作品展在百望山绿色文化碑林艺园展厅举办,规模不小。傅靖生参观后不禁感慨:“行政干部拍得没有一点儿行政味道,反而具有了文人气息。”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教授唐东平特为影展撰写前言,其中写道:摄影感觉的捕获,全凭摄影师临场即兴的心智调用,镜头语言的运作。作为百望山碑林守护者,高源做事务实高效,思路清晰,平日里沉静稳重,极具长者风范,然而每每说起百望山,他定会童颜焕发,眼光闪闪,滔滔不绝,从历史人文说到草木山川,一桩桩,一件件,如数家珍。尽管高源学摄影的年头不长,但热情与勤奋早已经弥补了其经验上的不足,尤其在杰出艺术家傅靖生老师的点拨指引下,更是精进神速,惊喜连连。正是凭着这份挚爱的坚守,让我们透过那一幅幅温暖人心的画面,欣喜地发现作者生命中的灵性正在一点一点地汇聚、成长与显现。

确实,看高源的摄影作品,和高源对话,其人其作一如这篇前言所言。而在欣赏作品的同时,我也了解到百望山的一些前尘往事。

30年来看着树慢慢长大,跟看小孩似的

高源的一辈子都交代给了百望山——1964年生人,1984年参加工作就到了西山林场的普安店苗圃,后来又到同属西山林场的卧佛寺造林队任主任职务。西山林场共7个造林队,管辖面积为9万亩。

1985年林场需要进行更新改造,“当时山上的树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种的洋槐,洋槐是速生树种,到80年代已经老了,所以需要更新换代。”高源对此印象极为深刻,因为如今百望山丰富的树种,全赖那些年的植树造林。

需要更新的林地有900多亩,将洋槐换成侧柏。因为侧柏四季常青,抗病,寿命也长,是北京常用的树种。除了侧柏,还种了油松、黄栌、五角枫、栾树等,还有栓皮栎,这种树树皮厚,和侧柏混交,可以有效地起到防火作用。

种树任务艰巨又辛苦,天天爬山,道还挺远,要将老树砍掉运走,继而整地挖鱼鳞坑,再种植新树苗。高源回忆:“当时资金也紧,整一个树坑人工才4毛钱。林场职工不够,工人要到比较贫困的地方招,一次就得招百八十人。”民工招来还要做培训,告诉他们树坑的标准是30厘米深,40厘米宽,50厘米长,行话叫345,种树时还要求“三埋两踩一提苗”。

高源记得,雨季造林的时候,凌晨3点就得起来,起苗,分苗,带人上山。场部机关的领导全都分片下去,负责检查质量,首先是不能丢坑,“好不容易整的树坑,都得种齐了。”

树苗种活后,要进行抚育。“当时种的是一年半到三年生的侧柏苗,因为灌木等其他植物都比树苗长得快,所以就要定期清除,否则影响树苗生长。”高源说,“30年来我们看着树慢慢长大,跟看小孩似的。”

高源是果树、林业专业出身,对自然格外亲近。他说自己上班后边工作边学习,更多的是向自然学习。在林业管理方面,他一向主张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他认同一句话:自然具有修复力。高源和同事们常在山上转,从不对动植物过多干预,“树林里的鸟、松鼠都不喂,那里面多少松树籽、柏树籽,食物的资源丰富极了。”

如今的百望山上,有山鸡、兔子、松鼠、獾等野生动物。高源知道山鸡爱藏在哪些人进不去的灌木里,也知道哪些大树底下因为缺少光照,连草都不长。他还知道森林公园东门口的负氧离子检测含量已经达到每立方厘米1200个左右,北门在1600个左右,半山上的圣母院景区更是高达2400-3000个,真正成了一座绿色氧吧。

百望山森林公园经过逐步植树造林,景观提升,三季有花,四季有绿。从最初的一年接待几万游客,到2019年已经达到年接待游客220万人左右了,高源对此很是骄傲。

讲到如何防火,全是“妈妈令”“奶奶经”

高源的工作履历不乏亮点:1990年任卧佛寺林场队长,他的团队曾被评为全国先进班组,到人民大会堂领过奖。首都绿色文化碑林1996年一建成,他就被调了过来,2003年接任碑林管理处主任。

高源在林场领导岗位上的时间很长,在他心里,林场管理始终有两件大事:一是种树,二是防火。他说:“林火如果着起来,热浪距离两三百米人就烤得受不了。尤其油松、侧柏着了,那跟汽油弹似的,因为它树枝带油,会炸,气浪咣咣响。”

防火是个管理技术活儿。高源说:“因为林场属地也是游览区,游人多,为了防火,关键路口都要安排护林员设卡检查,请游人将打火机、火柴留下,不能带火种上山,还要做防火宣传。”在制高点要建瞭望塔,派人瞭望。这就是“底下有点,山上有人”。“像卧佛寺林场有两个瞭望塔,一个在半山腰,还有一个在打鹰洼。三层高,24小时监控。”高源说:“现在方便了,以前有些地方的瞭望塔电都没有,靠风力发电,跟下面联系靠对讲机,给对讲机充电用电瓶,电瓶充电靠太阳能。”

山上发现火情,要通过对讲机报告,林场有防火值班监听员,各地都有编号,比如海淀区,叫“海18”。护林员一喊着火了,山下就赶紧组织扑救。“现在不让群众救火了,原来一着火附近村里的大人小孩齐上山,手里拿什么东西的都有,就为了赶紧把火拍灭。现在不一样了,有专业的人,但预防跟扑救是两个部门,扑救有应急局,林业方面也有专业的扑火队。”

讲到如何防火,高源全是“妈妈令”、“奶奶经”。比如防火讲究打早打小,火还没上树就打,小火时候就打,否则发现晚了、火势大了都不好控制;松柏类树不禁烧,树一经火基本就活不了了;林火一般不向高处走,基本在树底下,这是地表火,地表火容易灭;植树时要根据立地条件,进行造林设计,像种植栓皮栎就能起到很大的防火作用;另外山上不能全种满树,山脊要留防火隔离带……

高源常往百望山的高处走,因为高处人少,“越没人的地方越容易出问题,要加一万倍的小心”。

眼里没有废物东西,用对地方全都有价值

首都绿色文化碑林处在百望山森林公园里,成立于1996年,实际上从1986年即开始筹建了。

高源告诉我:“建设碑林的缘起是一位林业老局长在政协会上做的一个提案。老局长说新中国成立后林业搞了三四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提议做一处宣传林业的主题公园,用名人书法、书法名人的字刻碑。”这一提案很快获得通过,筹委会由时任市长焦若愚任主任。绿色文化碑林占地246.34公顷,第一代领导人对林业生产的题字在此都有碑刻。

高源回忆,建设文化碑林初期,条件非常艰苦,主要是资金少。对此他解释:“碑林虽然在百望山森林公园里,但最初划归由林业局管理,林业投资是按亩拨款,园林则按平方米拨款,而建设之初资金量需求很大,所以资金严重不足。直到2006年城乡统筹,北京市林业局与北京市园林局合并,成立了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我们就划归到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管了,投入才逐步增加,资金问题得以缓解。”

在高源心中,绿色文化碑林也是生态文化。碑林是一个载体,他希望中的碑林应该是生态公园的模样。他对碑林的建设理念也是尽量减少对自然的干扰。比如2012年修的三号路,路的基础不用混凝土做硬化,而用沙子、碎石找平,上面铺砖,这样透气又透水,人走在上面还有弹性,高源称其为生态健康步道。2014年又修了一条木栈道,“这条木栈道在山沟里,我们打几个桩子,打桩子对道路破坏最小,上面铺上工字钢,再铺木头。木头是林业生产间伐下来的,我们拿来废物利用修栈道。”

高源笑着说,在自己眼里,山上、大自然里,没有废物东西,用对地方全都有价值。

碑林建有一个湖,叫天澄湖,名字是高源和中央党校文史部的教授一块琢磨出来的。还有一个怀素亭,名字雅,也是利用间伐木建造而成,顶上铺的是荆条。高源说:“我们就是要把建设和文化结合起来。”

如今,绿色文化碑林已有1300多通石碑,蔚然成林,题字每年还在征集中。

追着景跑,遇到了傅老师

2017年,高源开始学习摄影,起因是“绿色生态需要记录,需要宣传”,而碑林没有专职的宣传科,拍照片又得爬山,得起早拉晚,所以他想索性自己干,追着景跑也是一种锻炼。

2018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将市园林绿化文史资料的收集任务归入了碑林管理处。除了文史资料,也要补充大量的图片资料。这下,高源的摄影更有了工作需要。

但高源自觉自己的摄影技术在拍到一定程度时遇到了瓶颈,总是没有进展。这时候,他遇到了傅靖生。高源清楚地记得,那是2021年8月9日早上8点多,蝉鸣的季节,“当时是在圣母院景区附近,我远远看见一位老者在认真地用手机拍照。走近一看,他在拍一只蝉。”

高源凑近一看,立刻感到这人和自己所拍不一样。“我拍的都是宏观的,他拍的特别细节,而且拍摄的方式和手法也不一样。”这位老者就是傅靖生老师。高源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与这位傅老先生的缘分会有那么深。

傅靖生拍摄过数部电影,代表作如《黑骏马》《湘女潇潇》等,屡获大奖。他今年80岁,高源说他不抽烟,不喝酒,为了保持体力,常年坚持爬山锻炼。“傅老师爬山一般人都跟不上,他从2014年就来百望山,爬了7年了,我也老在山上转,但2021年才认识他。”

傅靖生看高源与自己兴趣相投,便要求看他拍的片子,看过之后说都是“糖水片”。高源想想说那我跟着您学吧。自此,俩人的关系快速亲近起来。

傅靖生每周上山三次,开着他的红色大吉普车。每次来高源都提前沏好茶,在停车场等他。俩人在一起起码三个小时,爬山至少8公里。

在高源眼中,傅靖生涉猎广泛,思想哲学性强,记忆力非常好。“他教我拍摄方法,让我举一反三再创造。他告诉我照片跟画是两码事,告诉我中国画的语言叫无透视,告诉我艺术是相通的。见我有点儿进步,他就特别高兴。”

傅靖生说高源的悟性也强,高源自己倒不觉得,但傅靖生嘱咐他要用功,他便听话得很,“和傅老师学了以后,懒觉是睡不了了,每天三四点钟醒,醒了就出门去拍照。”

傅靖生给他布置作业,高源也全部照做。其中一项作业是每日一图,高源坚持每天拍,傅靖生张张都予以点评,微信更是有问必答。一次高源好奇地问:“您那么多事情,怎么回我的信那么及时?”傅靖生说:“我把你置顶了,看见就回。”

长时间的交往,使高源深切感受到傅靖生对艺术对人对学生的挚诚。他想拜师,行拜师礼。傅靖生却说:“不用,你已经是了。”

“他身上体现出的,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

参观高源的摄影展,不啻一场视觉盛宴。他的拍摄题材丰富,除了唯美的百望山风光,还能看到很多园区里劳动者的影像。高源拍勤劳工作着的人的样貌,拍他们皴裂的双手,也拍他们的朴实笑颜。

除此之外,高源还敏锐地观察着百望山的游客,“我通过镜头看到了他们的各种面貌,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实际上他们是窗口,带来大千世界的五光十色。”

在影展上见到傅靖生,问及高源这位学生,他笑着说:“高源要我正式收他为学生,要拜师行跪拜礼之类的,把我吓得够呛。”他同时坦言,面对高源时,他也是在观察一位基层干部。“我不排斥任何人,我观察他这位‘山大王’,如何对待他的下属、工人,体现着他的人文态度,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对相对弱势者没有同情,就什么都不是。”

对于给予高源的实用指导,傅靖生说:“我只是告诉他怎么拍而已,就是技术,其实我跟谁说的都是一样的。”继而,他又将高源的悟性所在说得清清楚楚:“他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动作快极了。对视觉形象的获得也充满着激情。他有摁完快门以后的获得感。这种东西都是天生的,他天生就是这么一块料,这是最重要的。”

“我只是爬山过程中跟他一块拍,仅此而已,没有超工作量,下山的一路上,我们一边拍一边复习教程。所以我和他每次上山转一圈回来,都能抄一大堆‘鱼’,都是素材。我们一般事先不知道要拍什么,等去的时候该拍的都有了。”在傅靖生看来,最难教的是“早就想好要拍什么,上山遇不着就特别丧气的学生”。

傅靖生也带高源拍视频,“原来他没有视频,我说既然按了快门,就连续按,把素材编成视频。”他给我看高源最近拍的一个短片,叫《三个老人》,拍的是三位老年游客在百望山健身的场景,非常动人。傅靖生说:“艺术家的作品里需要有阳光。高源身上体现出的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我的理念里,由艺术到艺术是没有希望的,要从生活中来。”

高源则说,和傅老师拍片每次都不一样,每次都收获极大。

摄影展是傅靖生促成的,他不断给高源打气,告诉他“你可以”。高源则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创造点儿东西,能为百望山多做宣传。”高源和傅老师精心挑选作品,又为每幅作品起好标题。这又给傅靖生带来了惊喜,因为高源的标题人文气息浓郁,特别贴切、点睛,有些可以使人哭,有些可以使人笑,“摄影在数码时代必须进入深层的思考,为什么要拍?要表达什么?而不是单纯地表达美”。

高源这次摄影作品展,观展近6万人次左右。观众留言簿中有不少留言,其中一则这样写道:“这个摄影展真棒!高源对百望山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还有百望山的建设者、游客的大爱,在摄影作品中都体现出来了。我喜爱百望山,喜爱这些摄影作品。”

供图/高源(除署名外)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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