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王阳明及其学说对现代作家的滋养
中华读书报 2023-10-19 19:00

作为思想家,王阳明自明代中后期起就显示出无远弗届、深久绵长的影响力,在数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享有非凡的地位,即便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局,现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和孙毓修仍旧受到濡染,与其学说建立了或隐或显、或远或近的复杂关系。

王阳明画像

周氏兄弟:乡邦先哲的陶染

王阳明生于浙江余姚,在心学传播的关键期长年讲学绍兴,此地诞生过在中国学术史上格外重要、可溯源至两宋时代的“浙东学派”,“阳明学派”“浙东史学”是其关键构成。生长于斯的周氏兄弟与这片土地、这批先哲建立了内生性的联结,其渊源大体涵括三个层面:

一是对故土的情感。鲁迅说过:“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苦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卓然足以自理”,对家乡的历史和气质认同度颇高。他的思想、创作与地域元素密不可分,有人指出其小说杂文有深刻、犀利的特色即“由于地方的关系”,与浙西偏文不同,浙东重史,毛奇龄、章学诚、谭献和李慈铭“都是很好的例子”,鲁迅有过之无不及,“是这一派的代表”,纵使难说全然,“部分影响当然是有的”。周作人自认未脱浙东人的气质,“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一种喜骂人的脾气”。

二是导师的影响。周氏兄弟出章太炎门下,对师尊学术理念有所赓续。章氏对王阳明的评骘历经了三个阶段:他起初以朴学家的眼光痛斥王学,骂其粗陋不堪,《訄书·王学》篇充满了非王的思想;从事反清活动时,他利用王学为革命造势,养成革命精神,却依然加以质疑;辛亥革命后,他平静下来潜心于国学的研习与传播,为对抗文化激进主义重新肯定了王氏的事功和学说,对王学的整体认知发生逆转,同时力图以佛学化解王学的粗陋之处,他对王门后学则始终采取批驳的态度。章太炎这种变动不居的认知在不同阶段或层次上影响了周氏兄弟。

三是个人的阅读趣味。鲁迅重视晚明,深入挖掘了现实晚明和从东林党衍生的民间力量。周作人更是钟情于晚明言说,深受由王门后学影响的袁宏道、李贽和徐渭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童心说”“真我”等文艺观的影响,他推许李贽与王充、俞正燮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以为李氏“似乎很激烈”“思想倒是颇和平公正”,谈论的“只是有常识罢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便是人情物理。懂得人情物理的人说出话来,无论表面上是什么陈旧或新奇,其内容是一样的实在,有如真金不怕火烧,颠扑不破,因为公正所以也就是和平。”他认为李贽品评历史人物摆脱了深文周纳、不近人情之弊,论文无咬文嚼字、吟味制艺之憾,“随意插嘴,多有妙趣,又务为解放”,《童心说》尤其绝妙,对传统经书的指摘或批判“虽近游戏,却也颇有意思,格以儒家忠恕之义,亦自不难辨别出来。”

鲁迅直接谈到王阳明的文字仅有一处,即1925年11月抨击读经时说:“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像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王守仁,徐世昌,曹锟;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致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鲁迅早年撰有《文化偏至论》等,不乏对重建民族文化的思考,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灵明”说虽非王阳明首创,却是其思想体系中的关键概念之一,《传习录》中有特别论述,他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而“灵明”即“良知”,即我们的本心,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质,它天然就有,永远存在,但要通过磨洗才能光明起来。在现实意义上,他们讲求积极入世,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以无比的热忱和有效的救世良方影响社会人心。王氏重“知行合一”“致良知”,鲁迅则有“立人”论;王氏肯定人、尊重人,试图调动人的主体能动性思考人生、解决现实问题,而鲁迅力主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让每一个个体经由思想启蒙充实头脑、打开心灵,从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聚焦于人的现实境遇,力图引导自己和他人冲破困境,寻找或实现自我,完成主体精神的自觉超越。

周作人直接谈及王阳明之处多些,如提到朱舜水与王阳明是得人崇敬的同乡,“朱君的节义固极可钦,其学问则非我所能懂,盖所宗无论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学总是不甚可解的”,不乏嘲讽之言,而《五十自寿诗·其五王守仁》:“往昔读古文,吾爱王阳明。瘗旅文—作,不虚龙场行。吾与尔犹彼,此语动人心。非墨亦非释,儒家自有真。后年说良知,学术为—新。未尝吃苦瓜,味道殊难名。素不喜闽洛,跳脱良所欣。擒濠虽小事,亦足傲迂生。道谊兼事功,百世有几人。向往不能至,祠下徒逡巡。”尽显他对王阳明的作文、思想、学术、事功的钦服之意和向往之情。王学和晚明思潮对周作人的影响非常清晰,他甚至将现代文学的源头定在晚明,他对公安派和竟陵派甚是赞赏,认为袁氏兄弟在十六、七世纪就提出了与胡适相似的主张,某些说法比“八不主义”更得要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鲜明的现代意义,所论文章之“法”切合现代的“主义”或“体裁”,并正确地提出反对摹仿的理念。后起的钟惺、谭元春部分弥补了公安派的流弊,尽管其文有些奇僻怪异,却不模仿左、马而是“任着他们自己的意思乱作的”。周作人总结明末文学运动与民国文学革命相似,主张和趋势几乎相同,作品近似,胡适、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像公安派,清新透明而味道不厚,俞平伯、废名似竟陵派,有时不好懂,又颇难得。他以受王学影响的晚明文艺思潮来观照、评价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建构,并抽绎出了二者的共性和差异。

郭沫若:从认同、修炼到保留性批判

1924年,郭沫若为上海泰东书局计划刊行的《阳明全书》作序,撰成《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此文从王氏为摆脱刘瑾追杀所咏《泛海》一诗谈起,以为这与孔子在陈绝粮、倚树而歌,耶稣在海船上遇飓风的境况类似,展示了他人生五十七年间“在理想的光中与险恶的环境搏斗着的生涯,他努力净化自己的精神,扩大自己的精神,努力征服‘心中贼’以体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气魄”,他的精神“如太空一样博大”,他的生涯像在“夜静月明中乘风破浪”。郭沫若全面接触王阳明始于1915年9月,彼时他陷于悲观失落、恨不得自杀的精神状态,因偶尔买到一部《王文成公全集》,每天阅读十页,早晚静坐两次,不到两周睡眠好了,梦减少了,心悸平复了,从此彻悟了“一个奇异的世界”,眼前的世界由“死的平面画”活了起来。荏苒多年,他已将全集转赠他人,“王阳明的影响却是深深烙印在我的脑里”,他是“以彻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探讨王阳明,而非追求系统的知识或客观的分析。

郭沫若将王氏一生分为三段:浮夸时代、苦闷时代和匡济时代;称之有两大特色:不断地自我扩充和不断地与环境搏斗。他指出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到了王阳明时代已经被埋没在章句之中,拘迂小儒凝滞于细枝末节而不识大体,儒家和孔子的精神在传袭时产生歪变,成了虚象而非如实的真容。王阳明作为拨开云雾的好手,解释了孔门哲学的真义,其思想可以撮录为:“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即“心即理”;“知行合一的伦理论”,即“去人欲存天理”,通过“静坐”“事上磨练”的形式来实现。郭沫若指出该表式虽然简单却是王氏思想的全部,也是儒家精神的全部。这里的“理”是宇宙的第一因原,是天,是道,是本体,是普遍永恒而变化无定的存在;它混然自存,动而为万物,而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形构了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天理的运行无善无恶,纯任自然,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历程周而复始,无际循环,并在前进中不经意间化育万物,“万物随天理之流行是逐渐在向着完成的路上进化”,而善与恶的发生、对立与纠缠就成为常态,绝对的恶是人欲,绝对的善是天理,要努力去人欲存天理,积极体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努力于致良知,造就知行合一。静坐以明知,事上磨练以求仁,不偏枯,不独善,努力于自我和别人的完成与发展,正是王阳明所乐见其成的。

在附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中,郭沫若断定东方的精神文明是救世的福音,王学与欧西社会主义存有一致处,去人欲存天理从社会层面来讲就是废去私有制而一秉大公,而兼信孔子、王阳明和社会主义是因为马克思和列宁人格上不输于孔、王。在“新旧与文白之争”中,郭沫若指出读书的目的在于得意而忘言,文字的精神不在所借以表示的工具,文不文、白不白不该成为获取知识的障碍,《传习录》就是白话文本。在“王阳明的教育说”中,郭沫若肯定了王氏的教育观与近代教育学说多有共通,如主张启迪而非灌输、注重体育健身等。

郭沫若屡屡忆及这段耽读王著练静坐的人生经历,如1936年谈到“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更进而开始了对于王阳明的礼赞,学习静坐。”确实,年轻的郭沫若倾心认可、崇拜王阳明,称其为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杰作,延至四十年代却有了变化,如他谈及将文章改名为《王阳明》收入《历史人物》的目的是为了呈现自己思想上的几度变迁和替王氏说几句公道话,“今天拿思想的方法来说,他无疑是一位唯心论者,但我也不想学当今的贤者那样,凡是有唯心论的色彩的,便一律斥之为反革命”,唯心论有时比唯物论更趋进化和遵从真理,当后者流为琐碎、锢没性灵之时,每每有唯心论起来加以挽救,在变革时代应该赞扬唯心论的革命性,“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一反程朱之徒的琐碎,想脱去一切学枷智锁,而恢复精神的独立自主性,这无宁是值得我们赞美的。我们不要在他所说的‘致良知’的一些暖昧的形而上的言语上去拘泥,我们请在他的注重实践,提倡‘知行合一’‘事上磨炼’上去做工夫吧。”他开始以唯物论、唯心论的二元对立模式来观照王氏,又肯定了唯心论的特殊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人物》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重出,郭沫若在“改版说明”中指出此文入选“实在有点不伦不类”,故而去除,序文也作了相应地删削。1958年,他在编选《沫若文集》时再次谈到礼赞过王阳明这样一位有定评的唯心论者,“我觉得他的‘知行合一’,特别是‘事上磨炼’,是侧重实践的。这和他的唯心论的世界观是一个不能调和的矛盾。在我看来,他的思想是没有想通。”而保留此文是为表明“我三十多年前在唯心与唯物之间摇摆的思想历程。我当时的思想也是没有想通的。”据学者研究,他对初版本的内容作过或大或小的删除或修订,隐含了难言的心曲。

叶圣陶:“学生国学丛书”与《传习录》点注

《传习录》最早于1512年初次汇编,此后各种版本蜂拥而出,批校本有施邦曜所集的《阳明先生集要》、陈龙正所辑的《阳明先生要书》、陶春田的批注本等,叶圣陶也点注过该书。20世纪2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学生国学丛书”,参与者有叶圣淘、傅东华、夏敬观等,叶氏点注的有《礼记》《苏辛词》《传习录》等。是书1927年出版,同年11月27日《申报》所刊“商务印书馆新书出版广告”记为“一册,定价九角,邮资二分半”“此书系王门弟子记录乃师之学术讲话,及阳明论学书信之合集,为研究王学之切要材料。现今分段句读,附加注释,便于省览。”12月14日广告补充了“现今分段句读,附加注释,于其所引经传皆记其出处,合于省览”等内容。《申报》多期“售书广告”录有丛书中各书的售价:《宋元学案》一元五角,《史记》一元四角,《诗经》六角,《孟子》《吕氏春秋》五角,可见定价九角的《传习录》颇得出版商看重。

叶圣陶的点注详实,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人物简介。大抵包括生卒年、字号、籍贯、功名或官职以及著作等内容,有徐爱、陆澄、蔡宗兖、欧阳德、冀元亨等数十人。2.背景介绍。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注为“明武宗初政,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以诤谏得罪。守仁抗疏救之,亦得罪,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以正德三年(1508)春至龙场,五年升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县)知县。其在贵州,为始论‘知行合一’之时。”3.注明出处。如“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注为“语出《中庸》;言垂法于后,堪以俟待后之圣人,虽远百世,其道不异也。”这种笺注多出自传统儒家经典,也不乏史书,如“小杖、大杖”来自《后汉书·崔骃列传》。4.名词解释。如“结圣胎”注为“道家凝精修摄,久而精神状态入于特异之境界,谓之结圣胎。如宋修道者蓝方曰:‘吾养圣胎已成。’”5.意义阐释。如“却是义外也”注为“义外之说,发自告子。《孟子·告子篇》:‘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与辩,则明仁义俱在内。此处取义外为言以明至善不在事事物物上也。”又如“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注为“《大学》,《礼记》四十九篇之第四十二。郑玄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唐人已有《大学》专本。南宋时,与《中庸》《论语》《孟子》合并为四书。程颐谓‘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为之作注,称《大学章句》。则区全篇为经一章,传十章,并记之云:‘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而以旧本为误本。《大学》有‘致知在格物’一语,朱熹注云:‘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又补释‘格物致知’之义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此说也,守仁抵之。”这类笺注带有研究性质,剖析了王氏的思想理念或学术观点,有助于区分其学说与他人言说的异同。

这些点注又难免有误,如将“虔州”注为“今江西虔南县”,如“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当为“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意;‘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总体上,叶注考稽规范、援引精准,评价理性客观,又浅切易懂,为相应程度的学生阅读、理解传统经典提供了便利。此书销量极好,反复重印。无疑,叶注本《传习录》在王阳明著作版本史和传播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孙毓修:“少年丛书”与王阳明传记

据学者研究,最早为王阳明立传者是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此后尹守衡、毛奇龄、万斯同等均有撰纂,延至现代有余重耀辑《阳明先生传纂》,王勉三编著《王阳明生活》等,近年有束景南《阳明大传:“心”的救赎之路》等,日本学者冈田武彦等亦有专著,它们以或长或短的篇幅、或详或略的笔法呈展了王氏跌宕曲折的一生。孙毓修所撰《王阳明》极其独特,它是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推出《少年丛书》(又名《中外伟人的传略》)中的一种,“本丛书将中外名人的言行事业,用简明的文字、兴趣的体裁,编成传略小本,少年读此既可养其高尚人格,且能助长其奋斗的精神。”这套书从1914年至1931年翻印了12版,茅盾许之“记事简明,议论正大,阅之足以增长见识,坚定志气”。丛书第二任编辑和主要作者是目录学家、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孙毓修,他负责了诸葛亮、陶渊明、苏轼、岳飞、王阳明、华盛顿等20人传记的编定或撰写。用半文言写就的《王阳明》一万余字,共八章,分别是“少年之意气”“龙场之谪”“道德之猛进”“南赣平盗”“平宁王之难”“事后之讥谗”“立功两广”和“粹言”。

整体上,此书言简意赅,文风洁净,笔法清雅,叙述流畅,很能吸引读者。它还有其他特点:一是随注,包括历史人物、地点或作者觉得须讲清原因之处都有注解,便于读者获取知识或明了原委,如短语“发班超投笔之想”注为“后汉班超为人傭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详见少年丛书《班超》。”二是配图,全书有图片十幅,如渔舟逃脱、鄱阳湖大战等,笔致细腻,线条柔美,增强了趣味性。三是每个章节均有“批评”,对王阳明各个人生阶段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加以评骘。如在“平定宁王之乱”章节指出历史上儒将少,能如王阳明用兵者更少,作为理学名儒而身列戎行历经百战而制敌的还有曾国藩,但曾氏麾下战将多,而王氏幕中参与机密的不过一二从学之士,指挥兵马的不过本省府县佐贰诸职,更可见王氏化腐朽为神奇之手段;王氏用兵之术在于“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凡人智能相差不远,胜负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即便今日两国对垒,如甲炮、地势和人数相当,“学问”“此心”依然有效。如评平定宁王叛乱后王氏遭受的讥谗,从他首报捷疏与重报捷疏的不同可见当日处事之难,曲笔以媚群小本非儒者所为,但不这般可能干戈再起,地方必遭蹂躏,“此实阳明不得已之苦衷”“非徒为避一己之祸患起见”;面对张忠、许泰的挑衅,王氏百般忍耐,处处忠厚老实,与平定宁王时的机诈百出判若两人,终使地方得以保全,可见变诈如毒药,不得已偶然用之,而忠厚老实乃家常便饭,一日不可缺少。这些评价既能说明事情的原委,证明王阳明彼时彼地选择的无误,又借助隐指教导少年应该承续和学习此种优秀的品质。

综前所述,我们了解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孙毓修与王阳明之间的关系,王氏及其学说如涓细长流滋养了后世学子,无论是全盘肯定、部分接受或是加以批判,都展示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在现代时域的不绝回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即是如此,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转化后沉积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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