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彼得罗夫一上无轨电车，立刻就会冒出一大群神经病，拼命往他跟前凑。只有一个人例外——一个安静的、胖乎乎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像个挨了欺负的小男孩的小老头。反倒是彼得罗夫，每次一见到这个小老头，都忍不住想从座位上站起来，再狠狠地欺负他一顿。这种野蛮的无从解释的冲动将他攫住，如同蓬勃的达尔文之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习气的紧密结合。每每觉察到彼得罗夫逼视的目光，小老头便会怯生生地别过头去。

偏巧小老头这个神经病是个固定角色，彼得罗夫打小便隔三差五碰见他，甚至不只在电车上。其他神经病都只是偶然地闯入彼得罗夫的生活，就好像他们三十年来唯一一次从西伯利亚大道八公里街冲出来，跳上3路无轨电车，只为了向彼得罗夫骂两句好的，然后永远消失。

有过一个老婆子，非要给彼得罗夫让座，坚称他是残疾人，胳膊腿儿都是木头的，还得了癌症。有过一位大叔，酷似苏联电影里的铁匠，厚身板、大嗓门，说起话来整个车厢的铁皮都嗡嗡震颤，如同半空的敞口玻璃瓶近旁轰然驶过了一辆重型卡车。这位大叔用一扇膀子将彼得罗夫抵在电车皮上，竟给售票员大婶朗诵起诗歌来——真想不到，在浸透着铁屑味、汽油柴油味的棉袄底下，居然埋藏着一颗温柔的诗人心脏：“岁月飞逝，我们的年华如鸟群飞过。”大叔将“年华”和“鸟群”读得尤为深情。售票员大婶则温顺地微笑倾听。

有过很多次，坐到彼得罗夫身边的人似乎也并没有多大年纪，却一个个如同得了老年消瘦症，他们跟彼得罗夫随便打声招呼，便开始喋喋不休，什么神秘失踪的苏共黄金啊，什么以前年年发放免费疗养券啊，什么如今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啊。每次听到这话，彼得罗夫脑海里便浮现出那些五花大绑等待枪决的贪官。他们脸上仍是之前现身电视屏幕时的那种神情，有的和蔼可亲，有的道貌岸然。

有一次，彼得罗夫眼睁睁看着两位退休的老大爷差点动起手来。二者的立场其实是相同的，连政治阵营都大差不差，却仍旧争得面红耳赤。彼得罗夫不禁怀疑他俩是不是脑袋有毛病，因为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分明是一致的：诸如叶利钦是被别列佐夫斯基搞下台的，诸如塔吉克人太多了，诸如从前才是真正的民族友谊，如今只剩下了犹太人，诸如叶夫图申科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因为他谴责了大屠杀，等等。这一情形动摇了彼得罗夫全部的逻辑认知，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他们怎么会梗着脖子朝对方喊叫。他觉得自己也快疯掉了。眼看俩老头就要大打出手，终点站到了，二人下了车，气定神闲地各自散去，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争吵似的。两人到了也没能辩论清楚，到底哪个时期的苏联最幸福：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这一次，彼得罗夫得了流感，自觉颇有些神志不清。他晃晃悠悠地站在车厢后部，使劲抓住扶手。车上人并不算多，但座位都被占满了。司机每到一站都重复着同一个玩笑：

“小心，门不关了。”

从建筑学院站上来一位老干部模样的人，一尘不染的灰大衣，裤管笔挺的灰西裤，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胡须几分像列宁，几分像捷尔任斯基，几分像利马诺夫。他撩起暗红色方格围巾的一角，擦拭起镜片上的白雾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起身给他让了坐。老干部道声谢，坐下了。

沉默片刻，老干部按捺不住，问小姑娘：“今年几岁啦？”

“九岁。”小姑娘说着，不自然地抖了抖背上的书包。

“你知道吗，在印度和阿富汗，女孩子七岁就嫁人了。”

彼得罗夫心想，老头儿肯定是在说胡话，要么就是自己听错了。他看向老头儿，只见后者继续蠕动嘴唇，发出声音。

“你想想看，你都已经结婚两年啦，”老头儿促狭地眯起眼睛，“已经跟自己男人滚了两年床单，没准儿都给他戴过绿帽子啦！你们女的呀，都一个贱样。”他说完这话，依旧和善地微笑着，促狭地眯缝着眼，抚摸着小女孩的书包。

“高尔基站！”司机边喊边打开了车门。老头儿正待继续，坐他身边的一个十七八的、苍白瘦弱的、此前一直透过车窗冰花上的指甲刮痕欣赏郊外景致的小伙儿，像被突然惊醒了似的，猛然转向老头儿，拿掉他的眼镜，照他脸上来了一拳。这一拳虽来得突然，却轻飘飘的，似乎都没怎么用力。一个垫圈似的东西骨碌碌滚到彼得罗夫脚边——是老头儿的假牙套。

“嘿，你！”老头儿恼羞成怒，“我为了你在安哥拉十五年——”

“小心，门不关了。”司机又提醒道。

小伙儿揪住老头儿的围巾，像拽一条撒泼抵赖的老狗一样，三下两下将他拽下了车。彼得罗夫弯下腰，从湿漉漉的网纹塑胶地板上捡起假牙套，扔到了正在进行体罚的街面。车门关闭，电车继续前行。小女孩若无其事地坐到了空出来的靠窗位置上。彼得罗夫不知怎的，不敢和她挨着坐，径直走到了电车尾部。后挡风玻璃大体干净，没有冰花。玻璃外侧贴着一张广告宣传画，上面写着一个缩略语——Росгосстрах，从外面看去自然是指“俄罗斯国家保险公司”，但从里面看去就变成了一串荒诞无意义的字母。宣传画上还莫名其妙地画着一头斗牛犬，从外面看得很清楚，从里面看去却略显惨白，酷似那头隐在迷雾中的巴斯克维尔猎犬。透过玻璃，彼得罗夫看见几个警察把小伙儿和老头儿一并带走了，老头儿还在反抗，甩着公文包连番攻击警察，后者则毫不客气地以拳头和警棍做出回应。“也许真的是安哥拉吧。”彼得罗夫漫不经心地、用彻底被流感高烧占领的那部分大脑想着。

殴斗场景逐渐从彼得罗夫的视野中隐去，他又端详起保险公司的广告，心想，也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缩略语，还是说只用汉字就够了。他每呼出一口气都觉得鼻咽部火烧火燎，空空荡荡的。真想来上一大瓶冰镇汽水，再抽上一支烟，吃上一片阿司匹林，再来上一瓶冰镇汽水，然后倒头睡上一大觉。

“这样的人以前被尊为圣愚，”一个老太婆的声音在彼得罗夫身后以教训人的口吻说道，“人们敬重他们，专门寻访他们，如今却成了这个样子。”

“……”彼得罗夫漫不经心、混混沌沌地想。

“养老金，”那个声音继续说，“你看看如今电视上播的那些个破事，可却连一句话都不让人说。”

彼得罗夫不无快意地想，要是他一回头，发现身后的车厢空空如也，而声音却仍在继续，那可就真的太搞了。但想归想，他却并没有回头。他垂着眼皮，盯着路面从电车屁股底下没完没了地滚将出来，不由得一阵头晕恶心。他抬眼去看路面上的车辆，发现一辆灵车正紧跟在电车屁股后面。那是一辆绛红色的“瞪羚”，两宽道黑垂直相交，纵贯车头。副驾驶上的人正兴奋地挥舞手臂。并非彼得罗夫的眼睛，而是他滚烫的大脑缓缓聚焦到挥手者脸上，半晌才反应过来：那是他的一位老熟人，伊戈尔。伊戈尔使劲儿朝他招手，意思是叫他过去。彼得罗夫真后悔没坐到小女孩旁边，因为上次碰到这个伊戈尔，彼得罗夫跟他，俩人趁着酒劲儿，差点儿没跑到两百多公里以外的伊尔比特去。好在伊戈尔还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就冲着行人骂骂咧咧，又赶上空降兵日，这场说跑就跑的旅行才以斗殴和醉酒狂欢收场。在乌拉尔国立农学院附近的小岛上，伊彼二人跟一群古铜色皮肤的、满是文身的、仿佛从“蓝蚝酒吧”里涌出来的肌肉男干了一架，继而与之一起狂饮，齐声高唱蓝色贝雷帽。

彼得罗夫也冲伊戈尔打手势，意思是叫他自己找乐子去。彼得罗夫整个表情都写满了拒绝：不了，不了，我没空，我不舒服。何况他也的确不舒服，一见到伊戈尔就更不舒服了。可伊戈尔却跟没看懂似的，要么就是将彼得罗夫的决绝当成了故作姿态，因为他没来由地将后者当成了开心果。其实彼得罗夫也知道，打手势也是白搭：但凡伊戈尔需要谁的理解和陪伴，还从来没有人能躲得掉过，简直邪门。更有甚者，有一回，他俩被一队巡警给拦下了，伊戈尔眨眼的工夫就把巡警们全灌趴下了。当他举杯祝愿他们“像联邦安全局一样横行无忌”时，一位好动感情的巡警差点儿没以佩枪相赠。不消说，一分钟以后，彼得罗夫和他的无轨电车就被拦下了，而彼得罗夫本人则心不甘情不愿、脸上笑得难看、嘴上期期艾艾地被拽到了灵车上；七八分钟以后，彼得罗夫已经举着一次性塑料杯跟伊戈尔在棺材盖上碰杯了。每次瞪羚尥蹶子时，伏特加就会洒到棺材盖上，司机就会忧心忡忡地问：“没洒上去吧？你俩小心点儿，别再整出幺蛾子来！”司机显然已经后悔让彼得罗夫上车了，要没他，伊戈尔一个人也不至于喝得这么凶。而此时的彼得罗夫却已悔意全无，早把有言在先（“就一杯，然后你们就把我顺路丢下”）抛在了脑后。伊戈尔又劝司机也一块儿整两口，但司机坚决不肯，继续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司机说：“先把死人搞定，然后再痛痛快快地喝。”

“咳，你还怕他跑了不成？”伊戈尔说，“再说了，你一个送棺材的，谁会拦你的车？”

司机终究架不住堵车的郁闷和伊戈尔的蛊惑，喝了一杯。随后他又喝了一杯，但已经是自愿的了，并随即打开了话匣子，说他在苏联时期上过航海学校，还拿过全苏拳击亚军。从未来的海员、未来的拳击冠军沦落到如今的灵车司机的曲折经历，像一柄大锤敲击着彼得罗夫混沌不清、疼痛不已的脑袋，迫使他的思绪同时朝两个方向裂开：一面感叹于司机的讲述，并为其感到淡淡的忧伤，一面为自己感到心安理得——他这辈子从未有过任何非分之想，因此也从未体会过失望。自然，他也有些小小不言的麻烦，但都不至于为他的生命插上十字架，像他青年时代的朋友谢尔盖那样。他也可能会遭受一些严重损失，比如儿子也许会出什么事，前不久不就有个跟儿子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带着冰鞋出了门就再没能回来吗？妻子也许会另找个男人，不过这也正常，毕竟妻子跟他已经离了婚。除此之外，还能出点什么事呢？彼得罗夫只顾审视自我生命的周遭，但竟对眼皮子底下的危险熟视无睹：他很可能是在参与偷运遗体的勾当，甚至已经干出了亵渎尸体的行径，为此，他很可能会被判为伊戈尔和司机的共犯。

司机仍在絮絮叨叨。他说，他们殡仪馆里几乎全是他这样的。有个从前的歌星，六岁就开始学音乐，最后却一路从天上掉到地下，全是因为愚蠢，其实也不光是愚蠢，准确地说是好运和背运的交替。很多亲人都在他身上寄托了希望，但与此同时，显然也向他遗传了一些不良基因。这位前歌星不过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还在幼儿园音乐老师就发现了他的天赋，青春期变声时嗓子也没坏，上中学时被老师们当成宝，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却只待了半年不到就被劝退了。再后来进了部队音乐连，一度名声大噪，可没过多久就因为酗酒被踢到了基建工程营。再后来他换过很多份工作，组过好几支乐队，换了好几任老婆，一人一笔赡养费，就这么的，二十年不到，前歌星已经在乌拉尔挖坟坑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