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认识并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关系，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永恒话题，也是经济发展实践中的世界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七个坚持”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而经济领域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做好“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的有效结合。对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和全面理解，对于首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进及理论成果

“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我国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了经济领域路线方针政策的选择，同时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配合产生实际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过去“数量”上的矛盾过渡到当下“质量”上的矛盾，必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造成重大影响。

相应地，建国以来，我们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从党的八大提出“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到党的十二大提出“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中，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提出“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明确“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明确“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明确“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从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到党的二十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断丰富深化的探索和发展，体现了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新实践相结合在各阶段取得的成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呈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

推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

初步核算，2022年首都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1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0.7%。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9万元（约2.7万美元），排全球50位左右，相当于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线的2倍，已率先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稳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市场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问题突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精尖产业发展结合需要进一步加强，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亟待突破；在减量发展大背景下，本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仍需时间；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凸显，2022年北京市城乡差距扩大至近5万元，在东部8省市中差距最大。总之，北京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尤为突出，这就需要更加强调发挥好政府作用，体现“有为政府”担当。

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首都新发展阶段，要立足“四个中心”的功能定位，继续坚持“五子”联动服务，充分发挥“两区”和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优势，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一，在遵守市场规律基础上建设“有为政府”。一方面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和增强市场活力，把“该放的权要放足、放到位”，深化简政放权，推出更多“一证通办”事项和“一件事”集成办服务场景，深入实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现有效的强市场；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和提高政府效率，把“该管的事要管好、管到位”，健全“服务包”“服务管家”工作机制，建设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始终保持首善之区营商环境的领先地位，建设有为的强政府。

第二，发挥法治建设对市场经济的保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和契约经济，如果不能保障合理的市场秩序，发展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法治经济不仅赋予市场主体限制政府“越位”和“失位”的权利，也要保障政府“合理干预”——惩治市场主体的欺诈和投机行为——的权力。政府在调节经济运行的同时要主动约束自己，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唯有法治，才能使得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作用边界明确下来，更好地驾驭市场经济。

第三，突出政府在关键技术研发中的引领作用。对国家长远发展中面对的“卡脖子”环节加大扶持力度，对于技术路线尚不明晰的产业不过早实施负面清单，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新型管理制度，推广科研经费“包干制”，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真正实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关键技术研发中，政府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创造市场”，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质优势，进行制度建构、跨部门协调、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知识扩散、纠正“系统失灵”等，加快培育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第四，重视收入分配对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合理的收入差距是激励个体创新和生产的动力，但过度的收入差距不仅伤及低收入群体，最终也会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经济循环传导到中高收入群体，甚至造成社会动荡。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财税等政策手段，发挥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作用，进一步推动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如扩大至财产性所得、资本所得等）；加快实施房产税改革、研究试点遗产税等，通过二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过大，同时营造三次分配有序开展的良好税制环境。

文/杨豪（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第64期中青一班学员）

指导教师/陆园园

图源/新华社

编辑/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