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上》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齐宣王坐在朝堂上，看到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经过。齐宣王叫住那个人，问：“你要把牛牵到哪里？”那人回答说：“要牵去杀了祭钟。”齐宣王说：“把它放了，我不忍心看到它吓得哆哆嗦嗦的样子。”那人问：“那就不祭钟了吗？”齐宣王回答：“当然不能不祭，换只羊替代它吧。”

这个故事里的齐宣王常被人讥为伪善、吝啬——看牛可怜，免它一死，换成羊就不可怜了吗？而且以羊替牛，大概率是为了节约成本吧。但孟子却为齐宣王大大辩护了一番。首先，他认为齐宣王的做法并非吝啬，而是出于不忍之心，毕竟齐宣王当时看到的是牛而不是羊，人往往对亲眼所见的鲜活生命更有同情心。接着，孟子将齐宣王对这头牛的同情，拔高到仁德的高度，认为齐宣王不管是对牛还是对羊生发这种不忍之心，都已经属于“仁术”了。

孟子的逻辑看似牵强，其实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孟子所生活的战国，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国君关心的首先是如何在弱肉强食的战争中生存，而不是高远的仁政理想。因此，孟子要想说服齐宣王接受自己的主张，相信仁政的可能，首先就得给他信心。而从一个看似勉强的事例中推导出仁德的结论，恰恰给了齐宣王自信：原来仁并非高不可攀、难以做到，而是只要心存一点善念，就已经具有仁的基础了，接下来只需将此仁心从动物身上扩大到老百姓身上就好。

为了打消齐宣王的顾虑，孟子说：“现在您的仁心足以施及禽兽，却未能施行到老百姓身上，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并不是您做不到，而是您不肯做。”

接下来，孟子说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用胳膊夹着泰山来跨越北海，对人说：“我做不到。”这是真的做不到；而给年长的人弯腰行礼，说：“我做不到。”这是不肯做，而不是做不到。因此，大王不能施行王道仁政，不属于夹着泰山跨越北海的情况，而属于给年长者弯腰行礼的情况。爱自家的老人，能由此推及别人的老人；爱自家的孩子，能由此推及别人的孩子，天下便唾手可得了！”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再不肯施行仁政，就说不过去了。不管齐宣王有没有被说动，反正我是被孟子的逻辑征服了。想想一个老人家，奔波劳碌，四方游走，煞费苦心地劝说当政者，只为求他们善待老百姓，突然觉得孟子的逻辑不是冰冷的，而有大济苍生的滚烫温度。

（本文首发于《青年文摘》“文史微言”栏目。）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