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作者后藤朝太郎的留意，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时我正在着手进行日本文人与上海关系的研究，在资料搜寻的过程中，后藤朝太郎自然也就进入了我的视线，但因为他与上海的因缘相对比较浅，有关上海的文字也不算很多，后来就没有列入专门的个案研究，但这依然没有消减我对他的兴趣，2010年我曾在神户的古旧书市上购得他的《中国行脚记》（东京万里阁1927年11月）和《中国游记》（春阳堂1926年），都是初版本。就我所知，在甲午一战之后，依然对中国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依然对中国抱有类似赤诚的亲爱之情的日本人，实属凤毛麟角。对中国有兴趣、无数次来中国旅行甚至长时期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不可谓少，诸如与后藤几乎同时期的内藤湖南（1866—1934）、橘扑（1881—1945）等，一生写下了诸多与中国有关的文字，但他们都偏于研究家和评论家的姿态，目光相对冷彻，对于风景和庭园，大概也没有闲心徜徉，且随着中日局势的恶化，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将立场移向了日本当局；也有在上海和南京生活了十多年的井上红梅（1881—1949？）等，他在1921年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国风俗》，两年后又出版了三卷本的《金瓶梅：中国的社会状态》，他还将包含《阿Q正传》在内的许多鲁迅的作品翻译成了日文，但他的趣味有些低俗，他的文字也有些油腻，将视线多注目于麻将、抽鸦片、狎妓等，对于风景与庭园，也没有什么着墨，鲁迅生前，对井上的译文，似乎也一直不肯施以青眼。据我有限的知识，在甲午之后，如后藤这样还带着满腔的热忱、带着正面的兴趣、甚至怀着一点憧憬和热爱之情来看待中国的日本人，真的是寥若晨星。

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大半生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宫崎滔天（1870—1922）在《三十三年之梦》中以这样激扬的文字记述了自己初次踏上中国土地时的心情：“我（自长崎）搭乘西经丸轮船前往上海。航行两日，望见了吴淞的一角。水天相连，云陆相接，陆地仿佛浮在水上一般，这就是中国！也就是我在梦寐中憧憬已久的第二故乡。轮船愈向港口前行，大陆风光愈益鲜明，我的感慨也愈益深切。我站在船头，瞻望低回，不知何故，竟然流下了眼泪。”

1924年出版了《魔都》一书的作家村松梢风，写下了更为动情的文字：“宫崎滔天在他的《三十三年之梦》中曾写到他22岁初渡中国时，当船进入扬子江目接到中国的风光时，他不由得百感交集，不能自已，站在船头顾望低回不禁泪湿衣襟。我读到此处时方感真正触及了滔天的内心世界，对他平生出一种信赖感，于是将此书细细读完。

……

滔天和梢风所表述的，是一种基于地缘、血缘（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6世纪中叶，陆续曾有数万的中国移民登陆日本列岛）和潜在的文化血脉的感动，应该是很真切的。虽然这样的日本人，在20世纪以后，已经日趋减少，梢风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立场基本上转到了日本当局的一边。而唯有后藤朝太郎，对中国始终怀抱着满腔的热忱和亲爱之情，而那时的中国，实际上正处于战乱、动荡、衰败的状态，但他对中国的赤诚之情，始终未有改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似乎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与当局同调的文字，想来也真有些令人感动。

……

至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上述的诸位作者，其姿态大抵与后藤朝太郎相近，对于中国抱着温暖的情感。但这只是一部分的日本人。同一时代，也有较为冷漠甚至是犀利的，比如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来中国游历了几个月之后出版的一本《中国游记》，对于上海的湖心亭、杭州的西湖和苏州的寺院等，都有充满了揶揄的笔调。好在此书已有好几种中文译本，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去翻览，限于篇幅，不再引述了。

真是抱歉，本来应该是认真做篇符合主题的序文的，结果却变成了文抄公，多半引述了一些自己的旧译。我的目的，乃是在于给读者提供一点比较，在与同时代的日本人的比较中，可以感受后藤朝太郎投向中国的视线，他的那份眷恋甚至是迷恋之情。我一直认为，对于自我（这里是本国）的清晰认识，在很多场合，是需要借助他者的视角和“视座”（这是一个日文词，意为观察事物的姿态和立场），在与他者的交互中，“我”才能真正确立。从这一点来说，后藤的这本书，为我们透彻地理解本国的风景和庭园（实际上是人文风土的具现），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视座”，他的文字，也写得很好看，更可贵的，他为当年中国的风景和庭园，留下了一个外国人的极具临场感的描述，从这一点上来说，它还具有相当的史料文献价值。

文/徐静波

来源：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