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皮囊》火了，上市短短9天，试卖本全部销售一空。“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蔡崇达在书中写下的这句话，刷屏许多人的朋友圈。近日，其携新作《命运》回归，这次他选了一个更大的命题，连身边的朋友乍一听都不确定地问他：“你怎么敢？”

记者采访时，也提到了类似的问题。他没有直接作答，反而绕了个圈，先行表示：“我是一个受写作和文学恩惠的人。”小时候性格孤僻，“孤僻”到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但作家的写作会击中我，帮我表达自己。”

蔡崇达说，这是他所理解写作的终极意义，“8年来，无论是读者还是出版方，很多人催我出书，但我觉得文学必须要直面根本的问题，才能起作用。”

故事里的阿太是他的阿太，也是他观察命运的支点

很多人知道畅销书《皮囊》，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作者蔡崇达是作家。《皮囊》之前，他藏在一堆新闻特稿背后，身份标签是媒体人。正是由于这段经历，有人评价说，蔡崇达的文学属于“真相派”，无休止地迫近真相，从而打动人心。

《命运》是蔡崇达转型作家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主人公是阿太，闽南人口中的曾祖母。阿太在《皮囊》里出现过，还占据着重要位置，那句走红网络的书摘“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就是她所说。

8岁时，蔡崇达的外婆去世了，父母外出务工，把他留给阿太抚养。靠阿太的讲述，他建立起对世界的初步印象。阿太教会蔡崇达“舍得”两字，她活到99岁，却没想过自己能活到99岁。关于死亡这件事，六七十岁，她便早早作准备。

别人记忆中的“曾祖母”大多是慈祥的、温和的，而蔡崇达笔下的“阿太”总带着点无情，对别人狠心，对自己更狠心：为了让儿子学游泳，直接把他丢进海里；切菜不小心把手指头切断，却一脸无事地说“没事”……

“我五六岁的时候，阿太八十五六岁，当我位于生命的开头，她已经站在了生命的结尾。”蔡崇达说，他想在这本书中描绘出“命运”奔流的样子，阿太成为了他观察命运的最佳支点——只有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才能看清它流经了哪些山谷，经历了哪些坎坷，又发出怎样的声响。

青年的蔡崇达写《皮囊》，是生活奔波下内心涌动的伤痛感即将吞噬自我，需要靠召唤故乡的话语来疗愈。所以他写到了阿太的皮囊、父亲的残疾、母亲的挣扎，还提到了家乡的海、路过的山川、邂逅的人……故事里的每个人每件事，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他”。那么这次，他不仅想看到与自己生命存在交集的人，还希望能看见“每个人”。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断裂的，互相连接，才能凑成心底的”压舱石“，在命运的冲击下，人人屹立不倒。

新作发布后，有读者提出质疑“书中阿太说出的话，不太像一位普通老太，更像是一个历经风霜的金句制造者？”

同样的问题在前作《皮囊》出版时，蔡崇达也曾遇到。他告诉记者，如果把《皮囊》的畅销，看成是闽南文化的“畅销”，再往后挖，是依据中原传统文化建立的精神秩序，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位于闽南的泉州，是他自小成长的地方，也是阿太一辈子生活的地方，“这块土地我称之为大俗和大雅。”闽南的老人经常讲一些俗语，”听起来很土，但用文字表达出来，又觉得非常文雅。”这些充满智慧的长者语言，其实是我们的精神家底，“所以也有很多人读完书，会感觉一方面有异域风情，一方面又似曾相识。”

开篇重改27遍，熬成了深夜写作的习惯

《命运》写完，蔡崇达生了一场病，全身的免疫系统发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下不了床。这与他“不健康”的写作习惯脱不了关系——总在夜间动笔，熬到凌晨四五点更是常态。他想过纠正，但是改变不了几天，又恢复到以前，“因为写作就像生孩子，突然间会冒出一个念头。”可能连续几个白天，灵感一直缺位，“到某个晚上，脑袋中长出那句话的样子。”这个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从床上爬起来。

一通输出，等到真正进入睡眠，已经到了凌晨。他借一条类比来形容：“当你在内心宣泄过，大吼大叫过，要你马上睡觉，肯定睡不下来。”

家人、朋友都知道，蔡崇达一旦进入写作状态，基本不愿意见人，不愿意说话，窝在一个地方，全神贯注地调动每一份感知。就连读小学的女儿都注意到爸爸的“异常”，“前几天他们老师布置作业写‘我的爸爸’，她说‘我的爸爸像一只熊，整天瘫在那发呆，每次工作就像进入了冬眠状态’。”

每一个文字都像他在动用千军万马，对命题发起征程，“我不敢说我做到多少分，但我知道我投入100%，甚至可以说超出我的极限。”

《命运》开篇，他酝酿了3年，改写了27遍，每遍7000—1万字，“这本16万字的小说，其实我写了20多万字的开篇。”每一个章节都在重复地修改。写完放置一个月，再挑刺，再修改，“现在看起来还是会有一些可以商榷的点，但它起码是真诚的。”

写作路上没有“天才”，笨拙点才会对世界抱有敬畏心

蔡崇达身上有许多关于“天才”的传说，大学还没毕业，破格成为泉州当地媒体的深度报道主笔；毕业3年，多篇新闻特稿夺得媒体奖项；不到40岁，出版文学《皮囊》销量突破400万……

但是对于“天才”称号，蔡崇达直白地告诉记者，他已经感到“不舒服”。“因为我不相信世界上真有天才。”他更想把这叫做责任和天职，背后是一个个努力的人，愿意为热爱燃烧生命。

比如说他专注于写作，直到今天都不会开车，不会修电脑。“很多看似是男生懂的东西，我都不会。”他几乎把所有的心思花费在创作上，“有时候会被人觉得怪癖，高傲，不是的，我只是活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

爱人有时会问他“为什么不培养孩子写作？”他回答说，作家不是培养的，“你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要到自己的内心去寻找热爱，让它开花结果。”

还有人会问他“蔡老师，写作这么苦，要怎么当个作家？”他回答说，经常问这句话的人当不成，“因为真正热爱写作的人，肯定热爱其中的艰辛。”

走文学路，像爬一座山。蔡崇达说，相比“天才”定义下的快车道，他更愿意使用笨方法，“随便就爬到高峰，很容易失去对世界的敬畏心。”以前写新闻特稿，他用得也是“笨方法”，100多字的导语修改100遍，“太正常了。事实上，可能写一两百遍还没找到感觉，3年后才找到，那只能证明，你在三年后才懂得那篇文章。”

“既然要挑战，破坏和推进一定带有痛感。”蔡崇达喜欢逼自己去对抗自己的惰性和局限性，这一点和阿太倒是很像，狠到身边的朋友都出声劝说，27岁时，他到北京参加媒体会议，与时任《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见面。当天晚上一两点，李鸿谷特意打电话劝他：“不要再逼自己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可是，他固执的认定，写作就是要抵达人心，“如果没有抵达，那不用矫情，就是做的不够好。”

做媒体的十一年，蔡崇达写了二百六十七万字的报道。他最爱讲“错的不是感受本身”，错的是能力没有跟上认知。有的写作者发现素材后，一旦找不到逻辑去框住它们，就选择置之不理，或者假装看不见，“可感受并不是绊脚石，它应该推着你往前走。”

从文学青年跨界媒体人，再由媒体人转型作家，蔡崇达说，走过的每一步都有用，“媒体写作会让我感受到更多人，文学写作会让我感受到人与人、社会、时代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媒体人，还是作家，他都做好了“认真”“突破”的准备，“不知道能爬多高，走多远，但我很开心的是，起码在爬内心笃定的山。”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孙庆云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