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常有一种风气。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急急忙忙把它转换成“儒家经典”。我总觉得这种观念有些偏狭。其实，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绝不是“单数的”传统，而应当是“复数的”传统一样。我一直建议，今天我们重新回看中国的经典和传统，似乎应当超越单一的儒家学说，也应当关涉古代中国更多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样，一部介绍中国经典的书，就应当涵盖和包容古代中国更广泛的重要著作。

简单地说有两点。第一，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以及东方的日、韩，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如宋孝宗、明太祖、清雍正皇帝），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仅仅说儒家，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比如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社会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别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第二，也许还不止是儒、道、佛，传统中国有很多思想、知识和信仰，可能记载在其他著述里面，“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学中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通鉴》之类，是否可以进入经典？西方人从来就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算成是必读经典的。重建文化认同和进行传统溯源，也从来少不了历史著作，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叫作“经典”来重新阅读？至于古代中国支持经典研读（那算是“大学”）的基础知识（也叫“小学”），就是文字之学，其中的那些重要著作，《尔雅》是早就成“经”了的，而《说文》呢，更是可以毫不愧疚地列入“经典”之林的。道理很简单，古人早说过“通经由识字始”，不识字能读经典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让它们拥有“经典”的资格，莎士比亚那些曾被称为粗鄙的北方人的剧作，不也列入了西方经典之林了吗？因此，我在这部《中国经典十种》里面，既选有传统儒家的经典，也选了佛教、道教的经典，既有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来源：商务印书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