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下午，正修订西南联大专题史料的征集启事时，负责文物征集和口述史采集工作的同事满脸惊疑地告知，胡老刚刚走了！
“哪位胡老？”我追问。“胡邦定先生！”同事回答。
我完全不敢相信，只好求助住在胡先生楼下的联大校友李凌先生的女儿，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真的走了，在家中安然地走完了100年的人生。
对于胡邦定先生，这位长期战斗在物价战线上、大家对其人其事却知之不多的西南联大校友，我一直怀着特别的钦佩之情。我和他的认识，却源于一次非同寻常的“读者来信”。
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胡邦定
1.一封带刺的匿名信
2013年9月起，我在云南师大编内部刊物《西南联大讲坛》时，曾在联大北京校友会推荐下，将此刊分别寄赠一批健在的校友。因为这本铜版纸彩印的内刊用了较大篇幅刊登联大的历史掌故和老照片，一度承担着联大云南校友会简讯的角色，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校友们的欢迎和支持。果然，很快就有李凌、严宝瑜、张友仁、汪兆悌等来信来稿支持，这是我意料中的。
可是，有一天，从校党委宣传部转来一封寄西南联大讲坛编辑部的信。信封的面上写了三位执行主编的名字，显然是不知道写给谁更合适。寄件人信息只写了这样一行字：“北京一读者投书。”除此而外，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自然是无需我们回复之意了。
拆开信封，单线美工纸印刷的信笺上，写了满满一页。信一开首就直言不讳：“读第14期《西南联大讲坛》，很失望。”他直言，此期其中一篇文章“东拉西扯，鸡零狗碎”，“文不对题，莫名其妙，你们居然加以连载，岂不可笑”，并告诫：“我对《讲坛》一向很尊重，希望你们也要自重，不要再登这种粗制滥造的东西。”接着，他对该期吴宝璋教授文章中“联大清华研究所”的情况指谬，并对“杨振宁在两万考生中名列第二”的说法持疑。他说：“我也是考上联大的，从未听说还排过名次，不像现在宣传‘高考状元’之类。”
最后，他又毫不客气地批评：“再贵刊有总策划二人、顾问二十二人、主编三人、执行主编三人，还有整体设计一人、编辑二人……不知总策划是干什么的，主编又是干什么的？有主编又有执行主编，那么三个主编都是不执行的了？……编辑部是组稿、编稿，办实事的，要那么多‘官员’，谁来办事？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名言，你们当然听说过。一个学术单位办的刊物，也像衙门一样排一系列官员，有意思吗？联大有三校，没听说为平衡、照顾，设三个教务长、三个训导长、三个总务长，每个学院设三个院长。一个编辑部，要摆这么多牌位吗？看到这一切，很伤心！我好管闲事，想到就说一说。”信末署：“一个关心贵刊的读者，九十多岁了。2015.11.3”。
读完全信，我甚为震动，也甚以纯净学术空气为追求的这本刊物太具行政色彩而羞愧（当然，连载文章是否真如老先生所说“粗制滥造”，倒见仁见智）。我深知，这是一位熟谙编辑工作的联大老校友的谆谆告诫。尤其是他对编委名单的尖锐意见，我早深有同感，只是讳于我们对这种现象的习以为常，一直未敢打破，因而连办14期也从未改进，直至老先生这次忍无可忍大发泄。
老先生既未留名，一定是对我们是否接受意见不抱希望。但这既然是一份传承西南联大精神的刊物，对这样的逆耳忠言和实话实说绝不应该不当回事。对匿名信的最好回应，当然不是设法予以申辩，而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于是，我将信的主要内容分发办公室同仁传阅，建议尽快进行改进。于是，从第15期开始，我们实事求是地对编委会名单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顾问名单由原来的22人减至3人，主编、执行主编等名单都进行了合并和大幅度“缩编”。
从此，老先生再无新的信件寄来了。但是这位不顾情面、直言敢说的老先生到底是谁？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
与联大同学合影
2.考入联大历史学系，学号为31141
时光荏苒，转眼又是三年。时值西南联大在滇办学80周年，也是云南师大建校80周年（联大结束时，新成立的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决定将联大校庆日11月1日也定为本校的校庆日，以示对西南联大永久的纪念）。为迎接校庆，新建的西南联大博物馆也定于校庆日前开馆，博物馆还决定组织团队对健在的联大校友集中进行抢救式口述史采集。
2018年5月中旬，我们团队一行8人从昆出发赴京，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为期半月的口述采集工作，先后对许渊冲、潘际銮、郑哲敏、吴大昌、李忠、岳风、李怀伯等十余位校友及郑光、周广业等20余位亲属进行了口述采访。
22日下午，我们前往朝阳区安慧里，敲开了胡邦定先生的家门。胡老生于1923年1月，是江苏镇江人，担任着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的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于抗战期间流亡四川，1942年高中毕业后从重庆考入联大历史学系，学号为31141（即1942年入学报到的第141位同学）。1945年，休学一年，任云南建水建民中学教师。1947 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物价局工作，1994年离休。这次对他的口述史采集，也是在联大校友会和李凌校友子女李英、李晓红的帮助下进行的。
一到门口，红光满面的老先生与家人一起，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门。进门后，只见橱柜里、过道上、茶几上，随处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书籍，一屋书香扑面而来。
与西南联大博物馆口述史采集团队在一起
在老先生招呼下，我们开始了三个多小时的口述史采访。他开口第一句便是：“我的家庭是一个书香门第。”他回瞰了深厚的家学渊源，“我的曾祖父、祖父是儒商，我们家的规矩——男孩子不管怎样一定要读秀才，然后再来学生意。做了秀才以后不考举人，因为考举人就想做官了。”
于是，从私塾开始，他又念小学，上中学，进大学深造。早在中学时，他就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图书，参加读书会，大开了眼界。中学毕业时，西南联大名师云集、思想自由的环境吸引了他去报考。
进联大后，面对艰苦的生活条件，这位联大的“31141号生”只好和不少同学一样去做家庭教师，以解一时之忧。他也投入紧张热烈的学生活动中，在高声唱歌咏队、在僧音合唱团、在“潮汐”壁报、在建水县建民中学，他深受进步氛围的感染并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1946年，在昆明翠湖边上，这位联大学生会的骨干成员避开了警备司令部警察的视线，在入党介绍人的带领下，举手向中国共产党宣誓。
3.联大学生最瞧不起翻译一本外文书拿着讲的老师
胡老还回忆了金岳霖、吴晗、张奚若、陈岱孙等不少名教授的趣事。他说：“我们的系主任雷海宗，教我们‘世界史’‘中国史’。他不管讲什么课程从来不带手稿，但是年份、姓名、事件从来不错。”他回忆，作为历史学家，雷海宗上课绝不拘泥于哪朝哪代哪件事情，而是往往结合当时的时事进行阐发，总能“联系实际讲出一些道理来”。
他接着说：“其实联大学生最瞧不起（哪位老师）拿一本外文书作了翻译后来讲一遍，（大家）最尊重的是有创见、有创意，能给你一些启发的老师。同样，老师对学生也是（这样），你照我讲的回答了，（我会觉得）无所谓，但是你有创见就给高分，所以西南联大学风好跟这些有关。”
他回忆了吴晗先生教授“中国通史”课程的情景。“（一般来说）中国通史历来都是按朝代讲的，从上古、秦汉，然后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而他不是，他是按专题来讲，比如说征兵制度、租税制度，一个一个专题把它融化了。（他讲课）有一个特点，没有讲义，也没有参考书，因为是他自己组织的。所以如果不认真记笔记，考试时就考不出。笔记都认真看了，再补充一些材料更好。我之所以能够得第一名，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些参考书。所以，也不是说你非得按照他的说法，只要你有知识，他就欢迎。”
“联大（办得好）是两个条件：一是师资好，再一个是同学的水平也比较高，这是很重要的。有了好的同伴，你不用找教授去，在学习过程当中互相启发，互相启示，也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他回忆，中文系有位教授讲唐诗，常以画图来表达诗意，“某一首唐诗在什么地方什么景致，他就是把这个诗融化了，完全不一样了。”
他还回忆了张奚若、冯友兰、闻一多、陈岱孙等一批名师的风采，漫谈了汪曾祺、李凌、王汉斌、彭珮云、李晓、袁永熙等同学的情况，回顾了在昆明的衣食住行、参加地下党、办壁报的情况等等，还深情地清唱了激昂的西南联大校歌。总之，他对联大名家辈出，师长的“一时俊彦，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人才之多，可谓极一时之盛”极尽赞叹和敬仰，对联大同学经“人才摇篮”培育所取得的瞩目成就由衷自豪。
1946年，西南联大最后一届学生自治会全体理事祭扫一二一烈士墓
4.沉潜三年多的谜团揭开了
采访结束后，我们应邀参观了老先生的卧室和书房。在卧室过道的书桌上，我一眼看到了我客串编辑的整整一摞《西南联大讲坛》杂志，内心倍感亲切。
说话间，老先生递来一册打印本的小册子，书名是《西南联大回忆一束》，收录的多是他在各处发表的一些文章。他在书的前言中说：“西南联大从1937年9月10日由国民政府宣布设立算起，到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宣布教学活动结束为止，共计8年零7个多月。从联大宣告结束到目前，已逾70年，但报刊、杂志上纪载、评述西南联大在教学、科研上如何取得重大成就的文章，仍不绝于书。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现象，说明社会各界关心西南联大或者说关心高等教育发展的热情始终不减。从已发表的文章看，大多数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佳作，但也有些文章由于作者所引用的资料或得之于传闻，或来自稗官，其可信度自不免要打点折扣。”
前言还说：“我1942年考上联大，读书3年。1945年休学一年到外县教书，因此1946年没有在昆明毕业，而是1947年在北大毕业。但我离休后在联大北京校友会长期任副会长，并负责《简讯》的编辑工作，接触的稿件和各种信息、资料较多。这使我能掌握较多材料，从而使我能写下一些有关西南联大的文章。虽然水平不高，但对于关心西南联大的同志来说，还不失为一份参考资料。”
翻开简易的小书，《我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现实引起的回忆》《联大往事杂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等文章映入眼帘。粗略浏览，觉得此书是联大人的亲历亲闻，具有较强史料价值，以打印本行世受众奇少，不免有些遗憾。因为联大博物馆及研究所多年来致力于西南联大史料的整理出版，陆续出版过一批“西南联大研究文库”，我想老先生这自印本值得推荐出版。我将想法马上汇报到了博物馆，得到大力支持。于是向老先生约定，此书先由博物馆编印内部版，再争取正式出版，为便于推广，我还建议将书名改为《联大杂忆》。
回昆明后，我们一面整理口述史采集的文字版，一面抓紧筹备内部版《联大杂忆》。该书在原自印本的基础上又作了增补，并赶在校庆前夕如期印出。因后期还将正式出版，我请老先生继续修订完善。不久，就收到返回的意见。除逐页的修订外，在《一所在白区成长起来的红色学校——记云南省建水县私立建民中学》一文空白处，批注着这样一段话：“此文与这本小册子的主体思想不合。本书主要讲联大，忽然冒出这么一大篇‘建民中学’来，实在于理不合，一定不要发表，请删除，请尊重我的意见。不能因为你们在云南就要发表与联大无关的文章！不要为增篇幅，就加字数，我出此书，一不为名，二更不为利。一本书应有一定的体例，不能乱来！”
连打几个叹号，让人忽然有似曾相见之感。我突然想到，几年前那位匿名的联大校友的信，不就是这样不客气的语气！于是，翻箱倒柜找出那封信，比对字迹乃至信封上的邮戳，“一个关心贵刊的读者”的身份暴露无遗。如此真性情，难怪此时已104岁的老作家马识途先生这样为“杂忆”题词：“真知灼见，情深意切。”
生而有幸，在如此情形下破解了沉潜三年多的谜团，我对这位直言不讳的老校友更加敬重了。
与联大同学在昆明
5.对联大往事历历可数，眼前之事却屡过屡忘
从北京的一面之缘和多次通话后，我和老先生成了晚识的熟人。我知道，胡老从北大毕业后，曾在《大公报》从事记者工作。1948年4月12日起在该报发表的一篇《参观开滦煤矿》的连载报道，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他在报道开头写道：
“寒冷的冬天过去了， 但煤荒并没有随寒流而去。开滦在弥天烽火中，已成为全国惟一产量最大， 设备最完整的烟煤矿。每月四十万吨上下的煤产量，不仅供应了平津一带的工业动力，推动了整个北方的铁路运输；乃至沿海的轮船，京沪以及广州的无数机器的轮轴均靠开滦煤来转动。在今天，中国的光与热的主要源头在开滦。矿务局给我一个参观开滦的机会，愿乘这个机会谈一谈开滦的近况。”
可能正是《大公报》的这段特殊经历，使他逐渐成为一位专业的老记者、老编辑。他退休前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却以担任了25年的《价格理论与实践》杂志主编、担纲过大量的文字编辑工作为自豪。离休后，他担任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多年致力于《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的编辑工作。正是这些丰富的编辑经历，使他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提出了非常专业而中肯的意见。
我们在北京访问胡邦定先生的时候，他已经95岁高龄了，但对西南联大的往事，还能如数家珍。“未消失的西南联大”数字复原项目发起人陈立萌请教联大的许多细节，他均一一详复。
担心“词不达意，难以收拾”的他，还以密密麻麻的钢笔字书面回忆了联大的男女生宿舍、伙食、师生特点、爱国传统等诸多情况。他认为：“联大的影响不仅及于在昆明的八年，她的传统，她的办学理念，她的学风和在学术上、政治上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会有长期的作用的。”
谈及抗战时期生活那么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他回复陈立萌：“我的理解是：爱国主义情怀的激励，这是根本的动力。日本人占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我们怎能忍受这种凌辱！国家教育事业不能停，教师也不能都到战场上去与敌人拼刺刀，只有把仇恨化为力量，在教学、科研上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这就是中国人的志气，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敌人的保证。”
对联大往事历历可数，对眼前之事，他却屡过屡忘。虽然，每次他往昆明打电话都不忘拨我的号码，但通话后往往都要用普通话问一问：“你是哪里人呀？”当我回答：“胡老，我就是云南人呀！”他马上就用一口流利的昆明话交流：“那我和你家（jiē）就用云南话交流好了。”
他始终牵挂着西南联大故地的青年学子的成长。2020年，他和夫人许慈文将自己的退休金30万元捐赠给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了专项励学金，以资助贫困的孩子完成学业。他与同学们视频连线，深情寄语：“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健康成长，你们是西南联大真正的传承人，我希望你们可以守住本心，把西南联大的精神传承下去。”
辞世前几周，他仍牵挂着孩子们。5月4日，他打来电话，说是本来要给孩子们写一封信，但因病体垂危（并补充说身体实在是软弱无力），没法再写信，请我一定转达对孩子们的歉意。他用道地的云南话说：“那就拜托了！谢了谢了！”
和联大许多校友一样，胡邦定先生认为哪怕生命终结也要对社会有所贡献。2021年，他曾和北京市红十字会签订了遗体捐赠书，去世时因新冠疫情所阻未能实现。走完百年人生旅程之后，他的子女们又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实物、档案和大部分的藏书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这如同老先生忠魂再返联大，其人其事其高风，将为后来人永铭。
可敬的西南联大31141号生，安息吧！
2022年6月1日深夜起笔
9月7日凌晨完稿
作者：龙美光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副馆长、“民国书刊上的西南联大记忆”丛书主编）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