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鹰导演的上一部电影是2009年的《天安门》，如今13年过去，叶大鹰的名字终于“重现银幕”，他的导演新作《永不妥协》于8月12日上映。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叶大鹰表示，这些年来，自己并未淡出，而是一直在创作，遗憾的是“手里好几个剧本没被通过”，而《永不妥协》是自己迄今拍得最为艰难的一部电影，能够上映已是胜利。

导演叶大鹰不能避免的另一个身份是“叶挺之孙”，叶大鹰坦陈小的时候认为这是包袱，有压力，“但是，我慢慢地知道这不是我能选择的，随着年龄增长更是意识到，虽然我并没有见过爷爷，但他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人生中的一股力量，让我成长为今天的我。”

崇尚这种电影，看他们的人生故事时，会被这种精神折服

《永不妥协》是国内鲜见的反映媒体记者秉持职业操守与社会良知，积极配合司法部门联手出击，面对资本市场黑恶势力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永不妥协”的电影。朱丹饰演的《新岛周刊》主编余丽被绑架，尤勇智饰演的报社社长王明光，与反派抗争，揭露了一起资本造假案，展现出媒体人维护正义时的决心与信念。

叶大鹰自言特别喜欢这类电影，“像好莱坞的《聚焦》《华盛顿邮报》等，是我最欣赏的类型，这种题材不商业也不娱乐，但是对社会有进步意义，看他们的人生故事时，会被这种精神折服。”

原本只认得一些电影记者的叶大鹰，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拍财经记者与资本市场的“血雨腥风”，“我根本不懂金融圈，连股票都没买过，资本大鳄、财经记者，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

然而似乎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叶大鹰还是和这个题材相遇了，“就像是老天爷在你的创作道路上给你安排了这样一个机会。”叶大鹰透露，最初，是一位朋友约自己拍一部与“人民币”有关的电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结识了财经圈的人，接触之后发现了《永不放弃》的生动素材。有的时候，你拍什么题材是老天安排的，《红樱桃》《红色恋人》都不是我刻意想拍的，我都是很幸运地就碰到了这样一批人。”

当那些财经记者跟他聊起一些艰辛的采访经历时，叶大鹰说当时自己就心里咯噔一下，“我就觉得，‘哎哟！这不是我很多年来一直想拍的类型吗？’我们身边有很多财经媒体人，貌似很普通，但是他们却生活在刀刃儿上，要面对巨大利益的诱惑，还要对抗各种压力、打压甚至是威胁，他们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难的。《永不妥协》讲的是十年前的故事，在资本市场发展中，曾经有一批了不起的勇敢的记者，我想向坚守职业信仰的他们致敬。”

拍《红樱桃》时因被要求修改，在开车时也琢磨这些事，因此撞了好几回

从2016年开始创作《永不妥协》的剧本，到现在上映，叶大鹰改了90多稿，他请来财经人于颖担任联合编剧，叶大鹰给于颖的任务就是给自己讲财经圈的真实故事，给他的剧本挑毛病，比如，这句话像不像金融大鳄说的，那句像不像社长说的。叶大鹰笑说于颖特别认真，给他挑出不少毛病，这使得他有时候很暴躁：“有的时候就很气啊，你非常兴奋地写了一段，自己觉得挺好的，到她那儿就这不对，那不对，火眼金睛得给我一顿暴捶。”

由于题材尖锐，《永不妥协》在上映之前也有不少修改之处，“所以我说这是我电影生涯当中最艰难的一部戏。”恰巧赶上疫情，叶大鹰有了充分的时间进行精雕细琢，“用更低的成本让电影既能顺利过关，又能在艺术上尽量不受损失。”

所以，当《永不妥协》拿到龙标的时候，叶大鹰十分激动，他觉得历经磨难也并非是坏事，“我也有很委屈的时候，但是，当这些事儿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初挑剔作品的、给你各种意见的那些人，都是在帮你。”

算起来，叶大鹰导演的电影很少有一帆风顺的，《红樱桃》因为片中有裸体、文身镜头而被前后搁置了大约四五个月，“那时的电影管理条例中不允许出现裸体镜头，我跟当时的领导说文身也不能文在棉袄上，对不对？一定要文在最美丽的身体上，那种摧残才有力量。人家说：‘小叶你说得都对，但是管理条例这样规定，你让我怎么办？’就僵持着，那个时候我也年轻气盛，在开车时也琢磨这些事，心不在焉的，撞了好几回车。”

以“眼缘”和感觉来找演员，张国荣、朱丹都是这样

除了内容的尺度难于掌控，《永不妥协》另一个拍摄挑战是成本，“我们是小成本电影，如果你要拍个撞车，能真的撞吗？你做特效的话，敢做到什么程度？对于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叶大鹰说：“我们制定了一套方案，希望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又能在社会话题上保持着锋利态度，有特别大的现实性。”

曾经也有人主动要求投资，但是要指定演员，叶大鹰一看演员名单就拒绝了，“和《永不妥协》的人物有点违和，完全不是我写的人物状态。影片中的主人公余丽是一个单亲妈妈，我欣赏这样的女人，她们是为自己而活的，有坚定的信念。在生活中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但是她不会妥协，在事业上仍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影片中的朱丹、尤勇智等演员都是叶大鹰刷了“朋友卡”来的，朱丹是主持人，《永不妥协》是她第一次担纲电影女主角，但她第一次来试戏时，叶大鹰并不是十分满意，“毕竟她不是职业演员，所以表现得一般，但是，她回去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问能不能再试一次，我当时就被触动了。朱丹是一个挺有名的主持人，但是一点儿都没端着，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我觉得余丽这个人物就应该这劲儿。”

对于挑选演员，叶大鹰有自己的方法，他并不会在演员试戏时设置一个及格线的门槛，而是在找自己的感觉，“有时最终定下的演员或许不是试戏最好的那位，但是，他们的表现能触动我，让我觉得能够受到启发，这是导演和演员双方碰撞的结果，最终的角色是导演和演员一起努力完成的。”

叶大鹰有时候更相信“眼缘”，叶大鹰向记者回忆说：“当年《红色恋人》剧本中的角色是按照尊龙的样子写的，我去美国时路过香港，就让香港的经纪人朋友看了剧本，说帮我想想谁合适？朋友就提出了张国荣，但我之前并没看过他的作品，后来就一起约着吃饭。张国荣来的时候，留着小小的胡子茬儿，就是那种文质彬彬，又非常有沧桑和阅历的感觉。我给他讲《烈火中永生》，讲先烈们的故事，就会看到他的眼神儿在跟着故事里人物的命运走。你会看到他身上的那种气质，是非常纯粹的一个人。我就说在香港就找着了，咱们也别去美国找尊龙了。”

拍电影玩的就是心跳

时隔多年，叶大鹰以《永不妥协》这样一部电影“重出江湖”，问他是否会紧张，有票房压力？叶大鹰坦陈自己有过犹豫，心里有矛盾，不过，他更愿意以“挑战”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创作《永不妥协》的过程，“挑战永远会有，年轻的时候你拍电影，你会怀疑自己感动的人物，别人看了是不是也会被感动，怎么能让观众理解到我的感悟，感受到我的恐惧？对于职业导演来讲，这不就是我们该干的事儿吗？但是，你能不能做得恰如其分？王朔说‘玩儿的就是心跳’，其实特适合我们，拍电影需要那个寸劲儿，我到今天也依然忐忑。”

叶大鹰说自己年轻时学电影是因为“真没出路”，“我小时候很羞涩，挺自卑的，我父亲老挨批斗，别的小孩儿不跟我玩儿，我一个人特别孤独，总有种抬不起头的感觉。当时学业被耽误了，高考我肯定考不上，非常偶然地看到招生简章，写着电影学院导演系不考数理化，不考外语，我妈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我就问她，她说是，但是她也不认为我能考上，因为觉得我太内向不适合。”

那时的叶大鹰在上海当工人，他在上海报了名，而且非常顺利地考到了复试阶段，“我一看这事儿能行，觉得这条路将来也许能走，就立志要考进电影学院，糟糕的是，后来导演系不招生了。我听说西影厂招演员就去了，有诗歌朗诵环节，我就背诵了我爷爷的那首《囚歌》，演小品，我演的是向周总理遗体告别，我连讲带比划地做了这个小品，考官说这孩子能演激情戏，我就考进去了。结果后来我发现自己真当不了演员，做小品老不出彩，没有表现力。”

叶大鹰一心想做导演，可是那时候的国营电影制片厂每年都是固定的拍片指标，就像西影厂，一年是九部半，“什么叫半部？就是有一部是上下集。”可是，西影厂有70多个导演，还有好几十个副导演，“那时候想当上导演，真是削尖了脑袋都不行，比登天还难。”

叶大鹰和王朔是好友，他回西影厂时带了王朔的《轮回》和《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印刷小样，那时还没出书。叶大鹰很想拍这两部电影，结果电影没拍成，他却因种种原因离开了西影厂，去了深圳。在那里碰到电影学院的熟人，又动了拍电影的念头，叶大鹰就又去找王朔，但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已经给了夏钢导演，《顽主》给了米家山，王朔手头的作品就剩下了《橡皮人》，叶大鹰就决定拍《橡皮人》，“开始是打算拍四集电视剧，忙了很久后人家撤资不拍了，那怎么办呢？我就挺蒙的，我那时住在北影招待所里，正晕呢，走到门口，碰到了李滨老师，她问我怎么在这儿啊？我就把自己的惨痛经历跟她讲了一遍，她说：‘那你愿不愿意跟我到深圳一家公司试试去啊？他们正在着急没好剧本拍呢。’结果，他们看了剧本后第二天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独自执导，不当联合导演。”

叶大鹰得到他能够执导电影的消息时，深圳正下着瓢泼大雨，他却激动得在家里待不住，骑着自行车在大雨里尽情地释放，一下就骑到了灯火通明的科技馆，“我看见还有人在里面拍武打片，正巧是我们班的同学，见面还聊了聊，人家又鼓励我半天，我就骑回家洗了个澡，一夜没睡。”就这样，叶大鹰导演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大喘气》。

王朔小说改编影视剧很难

王朔的《顽主》当初是以叶大鹰为故事原型创作的，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在叶大鹰看来，王朔的小说并不适合拍电影，“王朔的文字太有魅力了，我认为目前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没有一个能够配得上他的原作。王朔的语言被视听化以后，就不是那个意思，就变了样儿了，成了导演的作品，如果那个导演再跟不上王朔的价值观，就找不到那种感觉。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自己拍过王朔小说，王朔拿我的人生故事也写过很多小说。但是，我今天依然这么说，他写出来的东西挺难拍的。”

叶大鹰现在还特别清晰地记得，《大喘气》拍完后，有个杂志办了一个研讨会，请一些老专家去看，“老专家气得骂我：‘你拍的是什么？怎么能把这种社会渣滓当成男主角！’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年轻人那时候的叛逆，觉得特别爽。我们这一代人上小学就赶上‘文革’了，我是1958年出生的，就在中间那个坎儿上，学业基础都没打好，等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恢复高考了，我们什么都没学，一直晃晃荡荡的。但是，我们怎么就没有我们的人生啊？我觉得王朔解决了我们当年的一个巨大的思想困惑，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是什么？这触发我们去思考，难道我们的青春被荒废了，就真荒废了吗？凭什么呀？所以，王朔的作品对我们这代人的启迪是一个根本的存在的认可。我们在之前只知道讲别人的故事，从王朔这儿开始，我们也要讲我们自己的故事，讲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虽然当时是爽了，但随后叶大鹰的电影创作还是受到了影响，“所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艰难，后来就没人再找我拍戏了，我之后拍《红樱桃》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人生就是这样，你当时以为天塌了，活不了了，结果没想到另外一条路也许更宽。”

获得骄傲的同时，也被骄傲给消费了

叶大鹰导演的《红樱桃》一鸣惊人，之后他又导演了《红色恋人》，有了“红色导演”的标签，这成就了叶大鹰，却也禁锢了叶大鹰。

叶大鹰说年轻的时候是打天下的时候，每拍一部电影就希望得到承认，“我拍完《红樱桃》，有一些人说不算什么，这就是叶大鹰的偶然之作，我听完特别不忿。我干吗那么冲动非要拍《红色恋人》？就是因为这个，我说我再拍一个给你们看。等拍完《红色恋人》的时候，人家给你立一个标杆儿，说是‘红色导演’，我就被立在那儿了，我也挺蒙的。说老实话，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人世间，大家经历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比谁牛多少，对不对？我们获得骄傲的同时，也把自己的人生搭在那里头，被那个骄傲给消费了。对此我自己是有切实体会的，年轻时做了很多不懂事儿的事儿，不成熟的事儿。”

叶大鹰也想尝试不同风格的电影，但是，“由于被贴了标签，没有人信你能拍呀，比如你要拍一个特闹腾的电影，人家觉得你不是那个风格，我也很苦恼。”

现在《永不妥协》上映，叶大鹰说已经过了要证明自己的年纪了，“我不认为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导演，我只是觉得自己每部作品都符合创作心愿，能做到这样，再有一些观众愿意看我的作品，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就算是观众看了电影觉得不好，骂我，也是对我的支持，我怕的是你不看，怕的是你没态度。导演不是神仙，你的故事一定有你的局限性，有你的偏见。这些偏见是你的缺点，也是你的优点，因为它们形成了你的特点，其实看电影，看的就是你的‘偏见’。”

如今的电影观众趋向年轻化，老导演是否已经有了隔代的感觉？叶大鹰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电影应该挺宽泛的，没有谁的作品会唯我独尊，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面对超越老一代导演的问题，可是这不意味着老导演就不行了。现在同样如此，不是说只有年轻导演能吃饭，我们就没地儿讲故事了，只要你故事讲得好，一定会有观众喜欢，这一点我非常自信。”

叶大鹰表示，自己也要与时俱进，也得跟上时代，但是，这不代表着“在市场面前跪着拍戏”，“你不能说年轻人爱看青春片，你就去拍青春电影，你都已经不明白年轻人想的是什么了，你还拍？”

叶大鹰认为导演还是应该有顾忌，不能为票房妥协，“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观众来看电影、欣赏电影，但是，票房不是目标，你不能成为沦为这些资本电影的枪手，不能为他们拍戏啊，为他们拍戏客观说起来是符合经营之道，但是违背创作之道。”

叶大鹰笑说电影片名是《永不妥协》，但事实上这些年来他很多事情都在妥协，只是底线不能突破。在这部电影中，叶大鹰特意写了一个盲童角色，他认为这个盲童是这部电影的灵魂：“就像在黑暗中有一束光照进来的时候，你才觉得那束光的价值。”

叶大鹰认为自己现在的创作心态还很年轻，“我自己也在盘算，有生之年还会再拍点儿什么？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很多都不是你能计划的。有好朋友跟我说，你就把自己拍的每一部戏都当成最后一部，你就会特别努力了。我不用这样，因为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找着这样一个机会，这次要把它拍完拍好，我下次再也不碰这类题材了。我们总是期待一代一代新的电影人能拍出更有力量的东西。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就做点儿力所能及的，我就这水平，如果大家珍惜（我还在拍电影），那么就来捧捧场。”

供图/晓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