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尼·奥加德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性别与媒介研究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母亲，每天在送孩子上学时，她总能清晰地察觉到“职场妈妈”与“非职场妈妈”的迥然差异。职场妈妈们穿着正式，总显得匆匆忙忙，送完孩子要立刻赶去上班，非职场妈妈们则显得更加从容休闲，她们穿着运动服或者T恤、牛仔裤，准备接下来去运动、喝咖啡、喝早茶。

奥加德将目光聚焦在这些全职妈妈身上，她们生活在伦敦的富裕郊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是律师、医生、会计、教师、工程师等等，在职场上叱咤风云，享受着工作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她们拥有职场竞争力，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将家务和育儿外包，那么，她们为何会在结婚生子后放弃工作，接纳了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是否不过是一群得到了一切，选择安心享受家庭生活的阔太太？是否是与性别平等的努力背道而驰，需要被批判的对象？

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为何离开职场、回归家庭？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些常见的答案。比如认为她们是更喜欢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受到母亲的“天性”和“自然”偏好驱使，又或者是将原因归结于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自信心和工作投入下降。

奥加德对于这类将离职决定视为女性个体的、自由的选择的解释持批判态度，她主张要运用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将看似属于私人问题的个人烦恼与更为宏大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寻找塑造个人烦恼的宏观社会因素。

她期望从切身经历和文化再现两个方面来探讨“高知女性为何回归家庭”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访谈，挖掘女性的自我表达与真实经验，另一方面，分析政策宣传、影视作品、畅销读物之中呈现的话语、叙事、图像，想要回答：选择回归家庭的妇女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她们如何叙述自己的决定，以及回归家庭后的生活？媒体与政策中呈现着怎样的关于女性、工作、家庭的图景？这种文化再现又对她们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回归家庭？》 （英）沙尼·奥加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欧美媒体中所呈现的理想女性形象，及她们被期待在职场和家庭之中扮演的角色，随着时代变迁发生着变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普遍受到推崇的是以家庭为职业的“快乐主妇”形象，到了八九十年代则被能够轻松愉快实现家庭事业两手抓的“超级妈妈”替代，进入21世纪，有了更多对不符合妇女实际经历的理想化形象批判与反思的声音，意识到现实中女性经历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所面临的困境，理想的女性是能够克服重重阻碍，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型女人”。

传统的家庭主妇形象已经过时，文化和政策都鼓励女性参与职场，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原本可以拥有大好职业前程的女性们如何解释她们自己回家的选择？

奥加德发现，虽然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都曾满怀信心投身职场，甚至比丈夫发展得更好，但是在生育之后，往往发现兼顾协调母职与工作十分困难：理想员工要随叫随到，全身心投入工作，而作为母亲常常因为孩子的照料、教育不得不抽身，无法加班、缺席会议、错过工作社交。在她们的故事里能看到，她们离开职场并不是因为更偏好家庭生活，或者是缺少职业抱负与信心，原因在于工作的文化与制度安排——她们自己以及她们的丈夫的工作都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

尽管她们在叙述中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同时又仍然将原因归结于自己，认为是自己无法适应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与媒体中呈现的家庭事业两手抓，在忙碌的工作中不断应对挑战、获得成长的女性形象不同，妈妈们在努力协调高要求的工作与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时，往往感到身心俱疲，同时也因不能实现平衡兼顾而感到挫败，在与文化再现之中“模范妇女”的对比之下相形见绌，让她们感到深深自责。外部障碍被重构为内部障碍：“我不是职场妈妈的性格类型，我有完美主义的毛病，没有所需要的雄心壮志”。

从妈妈成为“家庭CEO”

奥加德的分析展现出媒体与政策对于全职妈妈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她们被描述为“甜心妈咪”，受到赞颂，肯定全职妈妈的照料、教育、陪伴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另一方面，放弃多年的教育与事业前程又被视作不合常规、离经叛道的选择，受到谴责与批评。身处这种矛盾的道德评判之下，回到家庭中的女性，她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呢？她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

奥加德访谈的妈妈们担心自己被看作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的“懒婆娘”。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的：“仅仅说‘我是全职妈妈’，那是没有尊严的、没有价值的……真的一文不值……都会觉得你没作贡献，或者你浪费了自己的学历，或者你在吃白食。”她们将全职妈妈的角色转化为一种新的职业，赋予自己一项新的身份——“家庭CEO”，把家庭当做小型企业来经营，将过去职场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新的工作”中，用这种方式来论证自己选择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来获得价值感与尊严。

妈妈们也努力与操劳家务的传统家庭主妇形象划界，在她们的叙述中，生活的重心不再是采购、打扫、做饭等家务琐事，而是教育孩子，辅导学业、协调安排课余生活、参与学校活动，迎合着主流育儿文化中“密集母职”的期待。

“为了孩子”是她们叙述中做出离职决定的原因，母职是离职后的首要身份，但奥加德敏锐地指出，母职叙事的背后“微妙而深刻地隐藏着妻子的故事”。实际上，离开职场，回到家庭，既是她们作为母亲的选择，也是作为妻子的选择——为了满足丈夫高要求、长时间的工作需求，支持他们的事业发展。

但比起坦然地拥抱了“无私的母亲”的角色，她们对于妻子的身份却呈现出矛盾与纠结，因为这意味着陷入到传统的、守旧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模式中，意味着不平等的性别权力与分工。母亲作为抚育者的“良母”角色被推崇，而“贤妻”则受到非难，“妻子仍是不受欢迎、低存在感的身份：21世纪妇女的主要角色是职工和母亲，而非妻子”。于是，她们压抑了妻子的身份，用母职掩盖了妻职。

“妈妈企业家”是出路吗？

在访谈的最后，奥加德询问了全职妈妈们对未来的设想，她们都希望能够重返职场，找回有酬工作曾带给她们的自我认同与价值感，她们所描绘的对于工作和生活的愿景，同样也是媒体和政策给出的理想解决方案：自主创业，参与到零工经济中，将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相融合，将经济生产和养育结合起来，成为“妈妈企业家”。比如我们中国现在常见的一边带孩子一边做微商、代购的妈妈们，即是这样一个群体。媒体中往往将之呈现为一幅和谐的图景：在家工作，自由灵活，一边认真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一边有条不紊地照顾孩子。

妈妈企业家看似是实现家庭工作平衡的绝佳选择，但奥加德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脆弱的假象。它掩盖了现实中抚育常常是充满压力、紧张与忙乱的经历，遮蔽了零工经济劳动者面临的实际困境——超时工作、缺乏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高创业失败率。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挑战母亲作为育儿主力的理念，延续着性别不平等的机制。“这是一种在个体身上为制度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幻想。”

家庭与职场紧密相连

奥加德的研究揭示了，高知女性回归家庭并非仅仅是自由自主的选择，背后有种种她们无法控制的结构性因素在发挥作用。研究中受访的女性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丈夫的高薪工作足以支撑整个家庭，她们无疑是在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群体。这也意味着，如果连她们都无法抵抗制度的不公，难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渴望，那么对于非特权阶层的女性而言将更加困难。

在书的最后，奥加德重新回到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说，既然意识到个体的困境受到更宏大的社会因素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协作行动来改善境况，推动制度性的变革，而不是将问题和解决方案个体化、私人化。她呼吁重视职场平等与家庭平等之间的密切关联，挑战当前高要求、长时间的工作文化，反抗贬低照护工作的文化，以及妇女作为孩子主要（甚至是唯一）养育者的观念。

奥加德的研究虽然以英国的媒体与政策为背景，但她笔下所展示的对于理想女性的期待以及全职妈妈的经历在中国社会也能找到共鸣，比如强调母亲作为不可替代的育儿主力，全职妈妈成为了密集投入孩子教育规划的“母职经纪人”。这项研究对于理解我国的性别平等现状亦具有启发意义，家庭当中的性别分工与职场的性别平等紧密相连，社会学的研究发现，尽管在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在不断推进，甚至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男性，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存在，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照顾责任是重要原因。

性别平等的实现，需要认识到女性所承担的家务与育儿责任，为减轻女性的育儿压力与平等的家庭分工做出制度性的努力，比如发展高质量公共托育服务，推动父亲陪产假、父亲育儿假的建立与完善等等。

原标题：高知女性为何会当全职妈妈

文/陈玉佩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