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简称“经安大会”）进入第二天。

首届大会主席曾伟雄再次接受了政知君的采访。他强调，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首先应该看到的前提是“一国”，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曾伟雄表示，人们在香港特区发展，必须关注国家发展，了解国家基本政策方针，才能处理好自身规划。

“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

10月18日，曾经的香港警队“一哥”，如今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警察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曾伟雄，又以新身份——博鳌亚洲论坛“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论坛”首届大会主席亮相长沙。

当天上午，他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正是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的关键时刻，新的发展风险也日益突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博鳌亚洲论坛召开全球经济发展与安全首届大会，共同探讨如何统筹“发展与安全”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可以说是久旱逢甘霖。

10月19日，曾伟雄接受媒体采访，谈论他的香港、大陆两地工作近况以及经济发展与安全相关方面问题。

政知君向曾伟雄提问，从香港回归以来任期最长的警务处处长，转身为国家禁毒委员会首位来自香港的副主任，工作中感受到了哪些差异？

曾伟雄表示，香港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区，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很多人往往忽略了一国为先，而过度关注两制的差异。”

怎么理顺这二者间的差异？曾伟雄的看法是：一国是前提。“我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任职，首先考虑的是’一国’的需要，国家安全第一位。”在一国的前提下允许差异，必须管理好这个差异。因为不管理就会越走越远，差异就管理不了了。

谈及个人在香港的发展，曾伟雄认为，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普通老百姓，或者是公务员，都必须关注国家发展，跟上国家发展的步伐。了解国家基本政策和国情，才有利于个人处理好“两制”之间的差异。

“从国家层面禁毒，西方不具备这种能力”

曾伟雄把自己从去年至今一系列的履新，称作是“回来内地工作”。他以禁毒工作为例，讲述了两地工作的差异。

曾伟雄在回答政知君的提问时说，过去，自己在香港曾长期从事禁毒工作，但从国家层面来抓禁毒工作，香港和西方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中国禁毒的成绩全球公认的，无论是吸毒人员的总数，还是吸毒人员下降的速度，都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与此同时，中国的吸毒人员群体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平均年龄上升，年轻人吸毒情况有所控制。”

曾伟雄强调，我国与西方国家态度不同，对毒品问题坚决零容忍，也决定了我国全方位打击毒品链条的策略，并强调对公众的预防教育及吸毒人员的康复治疗。

他介绍，过去对吸毒人员治理手段管理相对比较粗放，把吸毒人员直接送到戒毒所管理。现在国家采取的社区康复治疗方式，已经相对全面。对于情况相对严重的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治疗，一般情况的送去社区康复治疗，而且是自愿原则。“我们对于社会需求和个人权利做了很好的平衡，回应了西方对这问题的关注。”曾伟雄说。

此外，高科技手段也为禁毒工作贡献一份力量。曾伟雄介绍，包括对吸毒人员的毛发检测、对特定行业从业者进行的预防性毛发检测，还有污水检测，尽量能把问题量化，更直接地解决问题。

中国的防疫经验为世界提供参考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的影响，也是这场媒体见面会中被关注的焦点议题。

针对不同国家的防疫策略和社会恢复进度，曾伟雄认为，第一，反映了不同国家体制的不同。因为体制不同，采取的措施就不一样。第二，不同国家，民情不一样。“比如，我们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讲究集体性思维；但在很多西方国家，更推崇个人主义。这种民情的不同，将影响各国采取的手段。”曾伟雄说，第三方面，每个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其防疫能力大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主产出疫苗的能力。”所有这些因素的叠加，就导致了抗疫成果的差异。

曾伟雄拿中国抗疫举例。很多人说，中国采取了非常果断、非常有效的措施，控制住了新冠疫情。“我们需要通过一场疫情的防控，全面总结经验，平衡利弊。”

曾伟雄还讲述了香港案例。在香港本轮抗疫早期，部分居民并不能对出现个别案例后，对该范围内实行全体检疫的政策表示理解。但后来经过反复论证后，就觉得这种方法是可行的。目前，香港防疫一个非常重要的控制手段，就是根据小区进行排查。这个经验其实也可以给国际社会提供参考。

通过香港民众对防疫策略态度的变化，曾伟雄认为，民情是可以引导，并被改变的。“那么，如何引导民情，如何让民情改变，也是以后我们处理有关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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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熊颖琪
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黑建军
编辑/马晓晴 赵天嫜
校对/葛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