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曙光·伟业——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观展记
文物之声 2021-06-26 10:0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策划推出的“曙光·伟业——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专题展于4月28日在天津博物馆开幕,展览将持续至6月6日。此次展览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与天津博物馆合作,展品丰富,亮点纷呈。

再现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全貌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展览的策展人充分利用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丰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藏品,精挑细选,通过230余幅历史图片及200余件实物展品,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为线索,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巨大促进作用。

展览除了在展品上下功夫外,还在布展思路上有创新。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的特点是其主要通过报纸、期刊、杂志进行传播。过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展览大多聚焦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观众比较熟悉的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共成立有重要影响的刊物。实际上,在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据统计,五四后一年中涌现的介绍新思潮的刊物有400多种,倾向社会主义的有200多种,同时还成立了三四百个进步社团。各刊物、各社团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派别繁杂,观点各异。正如身历其间的瞿秋白所说:“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被夹杂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之中,与之同潮共涌。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成立的形形色色的进步社团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载体。在辨别、选择中,马克思主义以其科学性、彻底性在众多社会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被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和骨干人物所接受。此次展览的创新就是通过介绍众多五四后传播新思潮的进步期刊,如《少年中国》《新社会》《解放与改造》等,将五四后社会主义在华传播的繁荣展示出来;通过陈列毛泽东、俞秀松、恽代英等人的日记、书信等文物,再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探寻出路而上下求索,通过比较、分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过程

五四以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方面写文章在刊物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团体,使传播马克思主义进入有组织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地方组织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基础。本次展览的一个特色是对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的作用有详细的介绍。

李大钊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本次展览有个藏品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登录簿第一册》(1919-1920)。这是最近几年北京大学对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引进的革命文献进行调查和发掘时发现的。通过对这册登录簿的初步整理发现:短短两年时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引进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马克思、列宁传记15种;书名明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图书15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工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当时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图书15种;关于俄国问题和俄国革命的图书22种。这些图书的引进是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的思想倾向和积极推动的结果,也是北京大学能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的原因。

李大钊指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辐射到全国各地,是北京、济南、长沙、广州等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来源。李大钊一方面在北大讲授唯物史观,吸引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通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将北京地区的进步青年们组织起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展到近300人,其成员邓中夏、张国焘、高尚德(君宇)、何孟雄、恽代英、陈毅、刘志丹、王荷波等都是知名的中共早期党员。本次展览展出了选修李大钊唯物史观课程的学生试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藏书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等珍贵史料。通过这些史料,观众能够看到李大钊在建党过程所做的杰出贡献以及中共如何从一系列左翼社团一步步转型凝聚为无产阶级政党,可以破除关于中共建党的一系列历史虚无主义言论。

展品珍贵,有天津地方特色

本次展览的展品共计97套/件,其中一级文物11件/套,二级文物14件/套,三级文物39件/套。展品包括张勋复辟时的清帝上谕、鲁迅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聘书、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抄稿、胡适致钱玄同信(1918年1月12日)、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信(1920年8月13日)、张希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等反映五四新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实的文物,弥足珍贵。

本次展示是京津冀地区博物馆联合办展的尝试,得到了天津博物馆的倾力支持,通过珍贵藏品突出展现了天津人民在五四时期为了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出路而抗争、探索的活动。1919年8月初,济南镇守使马良先后在山东解散救国团体,逮捕和毒打学生,还捕杀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位爱国志士。消息传至天津,引发群众极大愤慨。天津学生代表多次赴京向北京政府请愿,都遭到逮捕镇压。为解决山东问题,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10月10日上午,天津各界群众在南开操场举行盛大集会。会后群众准备游行时,突遭大批警察和保安队围攻。群众随后冲出警察重重包围,到天津警察厅向警厅厅长杨以德质问。经过斗争,最终迫使北洋政府许诺撤换杨以德。天津博物馆珍藏有此次天津各界游行示威的珍贵影像,观众可以一睹一百年前天津人民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而激烈抗争的画面。本次展览还有一份与天津有密切关系的展品——《天津评论》创刊号。这份刊物1920年4月10日在天津创刊,甚少被学界提及和引用,鼓吹“用奋斗的精神来攻击旧社会,破除旧观念,打倒强权;用实验的精神来建设新社会”。虽然其思想带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其对新社会的向往值得肯定,可以从中看到天津进步知识分子在五四以后对国家出路的积极探索。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展览还展出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创办人安体仁与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合影。天津作为中国经济的重镇,同时也是工人运动的中心。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8月就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公开领导工人运动。9月11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推动下,安体仁、于树德等人在天津创办天津工余补习学校,招收15岁以上的工人为学员,被称为“天津劳工运动的一道曙光”。学校设有图书馆,向学员宣介马克思主义。学校成为党在天津领导工人运动的基地,有力地推动了天津乃至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

文/何树远

来源:文物之声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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