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来说，生活在那个人生过于戏剧性的时代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一种不幸呢？尽管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生活在某一个时代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决定权在生身父母，但这种假设并非没有意义，它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身临现场、非常感性地思考一位作家的命运和创作。

一

具体到张岱本人来说，生活在那个时期是幸运的，但也是不幸的。

说幸运，是因为他降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相当显赫的仕宦富贵之家。先看看其父祖辈的基本情况。

高祖张天复（1513—1573），字复亨，号内山。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任礼部主事、云南按察司副使、甘肃道行太仆卿。著有《皇舆考》《鸣玉堂稿》等。

曾祖张元忭（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隆庆五年（1571）状元，历任翰林院撰修、左谕德、直经筵。谥文恭。著有《不二斋文选》《绍兴府志》《云门志略》等。

祖父张汝霖（1561—1625），字肃之，号雨若。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历任兵部主事，山东、贵州、广西副使。著有《荷珠录》《郊居杂记》等。

父亲张耀芳（1574—1632），字尔弢，号大涤。曾任鲁王右长史。

俗话说，三代出贵族。父祖几代人的积累为张岱营造了一个十分优越的生活环境，生而富贵，锦衣玉食，根本不需要为生计而奔波，别人辛苦一生追求的那份富足和安康，他从呱呱坠地就已经拥有。尽管祖上多有功名，但他并不以仕进为意，科举失利对别人来说也许是撕心裂肺的苦痛，但在他心灵上却留不下什么阴影，这种洒脱是需要以富裕的家境作为支撑的。

伴随着家族丰厚积累的是整个江南地区的富足。明朝开国之初，河山满目疮痍，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明代中后期，整个大明帝国特别是江南地区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在这种富足环境中孕育生长的文学艺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就当时的文坛而言，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想潮流，文人骚客张扬个性，挥洒才情，摆脱各种思想的禁锢，追求雅致安逸的生活品质，人们所盛赞的晚明小品文即是在这种社会文化语境下产生的。

沉浸在这种时代文化的氛围中，张岱在人生的前半段过着一种清闲、适意且又自由、放纵的生活，淋漓尽致地享受了人间的各种物质、精神上的快乐，对此他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岱无疑是一个幸运儿，无论是那个时代还是那个家族，都给他提供了充分享受快乐人生的种种条件。

但命运之神并不总是垂青某一个人，正如人们常说的乐极生悲。很快，不幸接连降临到这个曾经的幸运儿头上。随着帝都景山一棵歪脖树上崇祯皇帝的吊死，残酷血腥的改朝换代猝不及防地拉开序幕。这不仅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张岱的生活。

国破家亡，这个原先在书籍上才能看到的抽象词语转眼间成为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和实实在在的人生感受。昨天还是一位安享富贵、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一夜之间沦为让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下层贫民。张岱的生活一下陷于十分困窘的境地，用他个人的话描述，就是：“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与亡国丧家之痛一起袭来的还有兵匪的敲诈、清兵的追捕、家财的散失……

但就在如此凶险的困境中，张岱依然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人格和尊严。明亡之后，他积极奔走，图谋复兴大业；抗清失败后，他以遗民自居，拒绝接受新朝。他虽然不是朝廷命官，却有着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自觉的民族意识和文人气节，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贵传统，与那些曾经身居高位、转身在新朝委屈求全的苟活者形成鲜明对比。

富贵、洒脱的快乐生活如过眼烟云，剩下的只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苦难记忆。人生仿佛一场梦，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品茶、赏花、听戏、宴会、远游，这些先前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如今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和奢望。

但张岱并没有完全绝望，因为有信念在支撑着他，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必须去做，他想给后人留下一段可信的历史，让后人真实了解那些曾经活着的人物和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这段历史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军国大事的，如《石匮书》《石匮书后集》等；另一部分则是属于他个人的，如《陶庵梦忆》《西湖梦寻》。

正是这些著述成就了一位令人钦佩的历史学家，成就了一位个性独具的优秀作家。可见人生的幸与不幸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正如清人赵翼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锦衣玉食、纵情声色的背后是潜伏的危机，国破家亡转而又是成就一位优秀作家的契机，这就是历史的真实游戏规则。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书影

二

随着研究的深入，张岱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需要重新认定，其平生取得的各项成就非一篇文章所能承载，这里仅从文学创作这个角度来探讨。作为文学家的张岱，其创作涉及诗、文、辞、赋各体，皆有不俗的成就，当然其中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小品文。

晚明时期是小品文的高峰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如归有光、袁宏道、陈继儒、钟惺等，他们才华独具，风格各异，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如果没有这些不拘格套、独抒性灵的文字，明代文学不知道要暗淡多少。而要论晚明小品文的最高成就，则非张岱莫属。张岱可以说是晚明小品文的高峰，也是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张岱的小品文字中有其他作家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刻骨铭心的易代之痛和沧桑之感。

如果没有那段从巅峰到低谷的极致人生体验，张岱的文章也许与其他作家的文章没有多大的区别，所写不外夸饰声色口欲的享受与品鉴，只不过写得更为传神、更为生动而已。晚明小品文的优势同时也是它的缺陷，在抒发性灵、展示才情的同时，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那就是不少文字失之轻浮与油滑，缺少必要的内涵和寄托，缺少打动读者内心的精神和力量。文章总是传教布道固然乏味无趣，作为一种挑战和姿态，写一些轻狂放任的文字是没有问题的，但破完之后还要立，总是这样写肯定是不行的，一点没有内涵和寄托也是不行的。张岱的文字正好弥补了晚明小品文的这一缺憾，将丧国破家的易代之痛、兴亡之感用空灵精致的文字表现出来，别有一种凄婉沧桑之美。

最能体现张岱小品文成就与特色的是《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两部书，两书都写于其历经沧桑的晚年。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老实说，如果不是个人的生活因战乱而发生戏剧性的改变，张岱很可能不会写这类所谓的闲书，富足风流的生活让人在每日太阳升沉的循环中消耗生命，而不是落为纸面文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也成不了小品文大家，更不用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既是其个人的日常生活史，也是晚明时期的社会生活画卷。

通过作者的经历和见闻，可见晚明时期江南地区的富足生活特别是衣食住行、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由于是苦难过后的追忆，作者不自觉地会过滤掉很多记忆，只留下那些最为美好、最值得留恋的东西，以此来表达故国之思、乡土之情，抒发沧桑之感，寄托兴亡之叹。

尽管《石匮书》这类大书更能体现作者的历史观，体现他对有明一代人物、事件的系统见解，但这种宏大叙事无法替代生活细节的书写，《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类小品文字读起来似乎比较轻松，但绝不是饭后消遣的休闲读物，这是张岱用血泪写成的文字，不是可有可无的游戏笔墨，是《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等代替不了的。

在书中，作者不时表达出深深的忏悔之意，不过，该忏悔的不是他这样没有任何官阶的一介书生，而应该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和显赫一时的权臣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忏悔，也是在替一群人忏悔，替一个王朝忏悔。也正是这种忏悔，使他与其他作家区分开，其小品文字洗去了常见的轻浮和空疏，少了一份轻佻，增加了一份沉重，内容充实而厚重。

这种生活经历和创作心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的确，无论是作者的生活经历，还是创作动机，乃至表述方式，两书都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从比较的角度将两部书对观，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红楼梦》一书写尽贾府的荣华富贵，但它绝不是一部富贵生活的教科书，而是一部痛定思痛后写出的血泪文字，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对《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也应作如是观，它们可以被视作笔记版的《红楼梦》，只要看一看作者那篇写得极为沉痛的自序，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张岱小品文所写，多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物、物品和场景，但这种生活是已经被高度艺术化的生活，无论是品茶还是饮酒，无论是日常摆设还是家中藏品，既有实用性，又具艺术性，岁月的烟云在其间弥漫，文字如同陈年佳酿，散发出耐人回味的幽香。阅读这样的文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生动传神的文笔将读者带到现场，仿佛与作者一起品尝人生的盛宴。

正当读者在如诗如画的艺术氛围中如痴如醉时，作者不经意间告知，所有的这些已经在兵荒马乱中毁灭，文章到此，戛然而止。繁华与凄凉的鲜明对比形成强大的震撼力量，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感叹和遐想。这就是张岱小品文的独特魅力。

文学的感染之外，这些小品文字还有认识价值。作者描绘的种种生活细节在当时看来，也许是司空见惯的，但在今天，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十分琐细、个人化的东西，各种官方文书档案是不屑于记载的。因此如果要了解晚明时期江南地区民众特别是士人阶层的生活情况和心理状态，以《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为代表的这类书籍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由于作者生活优裕，游历广，见识多，不经意间的描绘，往往让后人感到惊叹，感到震惊。它所描写的，是一部感性的个人生活史。

总的来看，张岱是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人物，他融各家之长，将这一类文体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度。其代表作《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或写地方风物，或写名胜古迹，或写节庆民俗，内容丰富，具有小品文洒脱、闲适的特点，篇幅不长，所谈皆日常琐事，但写得精彩，文笔清新、流丽，写人叙事，娓娓道来，情趣盎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两书言之有物，发自肺腑，有寓意，有寄托，以昔日繁华反衬亡国之痛，记述故国之胜，赋予作品深厚的内涵和文化底蕴。能充分发挥小品文之长，而又能避其短，在艺术上多有拓展，这也是张岱小品文受人称道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苗怀明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6期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