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2021届研究生毕业展《平行聚会》在北京电影学院展出。此次展览汇合了该院2021届图片摄影创作专业12位研究生的学习成果。展览共展出170余幅作品，作品风格多元，融合摄影作品、摄影书、装置、声音等多种创作形式。这些作品历时一年到一年半的创作时间，对时代发展、社会万象、家乡生活、摄影语言的建构进行了独特的观察和思考。
这些丰硕而多彩的创作，映现出12位研究生作为成熟个体的独立影像追求，无论是对当下的留影、现实的审视、自我的凝望，抑或是对摄影的解构，都是漫长创作之路中宝贵的尝试。本版特邀3位参展的同学，谈一谈他们的创作理念。
对我而言，这是真的重逢
文/吴为 作品/《芬芳一生》
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展的现场，有不少观众问我，整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共做了多久？我好像每次都给出不同的答案，因为我不断想起项目更早的源头。比如在2018年12月底，外婆去世的第二天，我在书房翻看以前的老照片，看到我们2002年在北京的合影，放声大哭。那时我就知道，有一天将用这些合影做点什么。太多的爱与思念储备和发酵，最终有了《芬芳一生》。
我出生于1992年，大约在1991年，外公杜芳耀和外婆温美芬就离开重庆前往成都，照顾我妈妈，守护我出生，直至养育我长大成人。我的生命里，处处都是他们的痕迹。两位老人临终时，我都不在身边，这成为我的心结，他们的消失让我无从接纳。
2020年初，我参与了一个“家族历史写作工作坊”，跟随作家周成林学习如何有体系地整理和书写家族史，并着手采访在这世界上和外公外婆有关联的人，试图通过众人的讲述获知和两位老人有关的故事，对他们产生更完整的认知。这些采访断断续续历时一年多，最终整理成一本一万八千多字的口述史文本——《家族小事》，由三十多位受访者一同构建起两位老人鲜活而立体的形象，芬芳的生命回忆在其间交织碰撞。与此同时，我将家中的老照片和档案归总、扫描和分类，按照一定的逻辑排列，搜集创作的素材。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数次重回我们曾一起居住了十七年的家，浸入陈旧的时空，打开封存的遗物，整理他们的人生。一边收拾物品，一边摸索拍摄它们的方式，在车库搭起影棚，运用闪光灯进行大量的影像实践，寻找合适的摄影语言。我将物件置于背景布上，让它们在光形之下凸显出来，单个拍摄它们，体现老人的生活方式。比如外公在一层层打开的小包里，藏起了私房钱。
外公的私房钱
我也将同类物件并置，尝试用一张照片交代更多的信息。例如这张照片中，都是外公外婆剩下的鞋，我将它们堆在一起，像一座小山丘一般。其中有外婆自己手织的棉鞋，有她还没来得及穿的新拖鞋，有她最爱的布鞋，有他们存下的我5岁时的小拖鞋……不同的年代特征和时代属性，变化的审美倾向和生活习惯，共存在这张照片里。留下的物件，带着他们残存的气息，经过我的手和眼，呈现在这里。过去和现在，于此刻汇聚，我借由摄影跨越生死，触摸到他们。
除了在摄影棚内的拍摄，我也将物件置于原有的生活环境之中。例如我找到了外公外婆在不同人生阶段中不同部位的医学检查X光片，那些X光片上，承载着他们的病痛和过往。我一直想拍摄它们，但都没有想到好的办法，直到有一日决定利用这些物件本身的透光性，将它们贴到外公外婆卧室的玻璃上，让曾经的伤和痛，与他们的居住场所发生共振。我在拍摄构图时特意框选了挂在墙沿上的三个小红灯笼，它们是外婆衰老后长期卧床时，妈妈为了让她开心，悬挂在外婆的视线范围之内的。也许观众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会觉得疑惑，好像X光片应该出现在医院里，但定睛一看，又能感知到其中的家庭氛围。这种亦真亦幻和虚实交错，正是我想透过摄影传达的，我们记忆中的爱，有时也模模糊糊，却依旧闪耀着微光。
在2014年至2018年，我拍摄了《外婆的日常》，记录她的生活。重新回到这个家，物件还在，空间还在，但人不在了。我使用了当时拍摄的照片，运用后期技术把它贴合进入现在的时空，让人物返场。这是新的记忆，也是我的幻想。
在国内疫情相对稳定之后，我前往外公外婆的老家重庆开县，拜谒祖坟，探访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老屋与县城，与他们仅剩的亲戚和童年的玩伴交谈，倾听他们年轻时的故事。以纪实摄影手法记录了开县现如今的景象，以及外婆出生村落的样貌。
外婆在世时，最喜欢在南方夏季盛开的黄果兰，为了纪念她，在如今住家的后院，我们种了一棵黄果兰树。2020年夏天，我将不同颜色的卡纸放在不同生长阶段的黄果兰后方，记录了花朵从还没开放到最终凋零的全过程，以花喻人。
2020年秋天，我带着一沓老照片回到北京，前往当年和外公外婆一起旅游的景点，站在原地，仿佛他们还在我身边，一同合影，也拍下现在景点的样子。最终将老照片、如今我一个人的纪念照、景点现在的照片，三者进行叠加，创造虚构的影像。对我而言，这是真的重逢。
外公外婆的鞋
最终我将这几部分照片编辑在一起，组成了《芬芳一生》的画册，其中穿插着我关于外公外婆的回忆、我写给他们的诗，以及我为了追忆他们而拍摄的照片。“芬芳”，是从两位老人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也指向他们永存芬芳的生命。我运用摄影和文字所做的一切尝试，是想和他们产生更多的关联，创造属于我们再续的回忆。尽管他们已经逝去，但思念常在常新，真爱永恒不灭。
在为期11天的展期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展览现场，和观众交流。有的观众有类似的人生经历，他们说：“我也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有的观众说，虽然自己和姥姥、姥爷没有那么亲近，但依然能感受到作品中的情感。有人把眼泪滴在了画册上，我有时也因大家的反馈落泪。
在展陈的中间，我将外公外婆的小包做成了装置的形式，固定在墙上，观众可以触摸和翻阅，一同打开一个小包，展开一段故事。有不少观众很喜欢这个形式，这让他们和作品产生了互动，也让他们参与到了老人的生命中。
多数观众最喜欢X光片贴在卧室玻璃上的那张照片，他们驻足在它面前，凑近又退远。它是现实的空间，也藏着过去的秘密。还有观众喜欢通过后期制作的，让外婆重返住家的图像，他们一开始会以为厕所瓷砖上贴的小照片是面镜子，再仔细看会发现那是曾经我为外婆拍下的照片。很多观众说，在静物照片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外公外婆，用相同的物件，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对孙辈付出同样无私的爱。
行程15000公里，一天之内用光了20块电池
文/董亚晨 作品/《桥》
《桥》的创作开始于2020年7月，结束于2021年3月，前后历时8个月。我途经5个省，30座城市，总路程超过15000公里。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桥梁建筑是人类文明在交通领域的体现，不但为两地的居民提供交通的便利，还是饱含文化内涵的实体。
经过前期的资料检索和样本研究，我发现中外有很多摄影师拍摄桥梁，其中不乏构图精妙、色彩丰富之作，但还没有整组以桥梁为样本反映时代发展的脉络的摄影作品与多图指向表达文化内涵的方法。不同时代、不同技术建造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大桥外部形态各有不同，其文化内涵也不一样，而摄影的媒介特性正决定了其是表达文化内涵的不二之选。
《南京长江大桥》
从1955年9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建造的第一座武汉长江大桥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共建成数千座特大桥，全国桥梁总数超过100万座，大跨径桥梁居世界之首。在充分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桥梁样本后，我根据文化特征的不同以及易于图片表达等标准，从我国70多年来的桥梁建设中选取了13座大桥作为拍摄对象。分别为：南京长江大桥、云南长虹大桥、怒江公路大桥、西双版纳大桥、北盘江大桥、鸡鸣三省大桥、赫章特大桥、龙江大桥、普立大桥、怒江铁路大桥、挖色大桥、澜沧江特大桥、马岭河大桥。
一开始，本着“恶劣天气能出好片子”的天真想法，我于2020年7月前往正处于梅雨季节的南京市，对南京长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进行试拍。经历了十天看不到日出也看不到日落的天气后，我带着每天负重30公斤徒步20公里的疲惫和仅有的一张成片回到了北京。这一次的试拍让我重新调整了方案：将原有的尼康D5数码相机+飞思IQ1+大疆“御2”PRO无人机的器材组合替换成了索尼A7R4数码相机+大疆“御2”PRO无人机的配置，主要是为了减轻负重，拍摄前查询天气状况时参考卫星云图数据，确保拍摄地连续3天以上晴天再前往。
2020年12月，在经历了连续4次拟出发地出现疫情的情况下，我前往云南进行7座大桥的拍摄，行程为：呼和浩特市—昆明市—大理市—保山市—腾冲市—景洪市—开远市—昆明市—呼和浩特市。在第二个样本澜沧江特大桥的拍摄过程中，由于水土不服我患上了肠胃炎，幸亏同行师弟吕尚致的帮助，到达只有山羊留下脚印的山顶，得以完成拍摄。
《澜沧江特大桥》
澜沧江特大桥在地图上没有标识，我们前一天晚上到达保山市隆阳区后，经过多方询问才得知了大致方位，后来经过100多公里山路的颠簸和沿途的不断问路，终于到了大桥附近。到了当地，我才发现附近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红旗桥与一座输气管道桥。由于大桥附近山体较高，对阳光遮挡较为严重，我爬上山顶7次，才用无人机把“阳光刚好把三座桥全部照亮且画面明暗对比强烈”的照片拍了下来。
《澜沧江特大桥》
今年3月，在国内疫情基本稳定的环境下，我启程进行了第二次创作：北京市—贵阳市—兴义市—六盘水市—宣威市—毕节市—泸州市—贵阳市—北京市。这一次的拍摄过程由于当地天气多变，地形复杂，拍摄过程颇为艰辛。在拍摄普立大桥时，由于下雨路面湿滑，山路上布满了石头，车辆险些翻下悬崖；在拍摄赫章大桥时，由于大桥附近缺乏制高点，我和同伴一天内两次爬上陡峭且无路的山顶。
《赫章特大桥》
由于之前资料检索时未发现有关赫章特大桥与赫章县城之间关系的照片，为了找到一个能将大桥和县城关系准确反映出来的拍摄地点，我走遍了照片中所有的山顶，最终经过当地人的指点，在坟地间攀爬了3个小时，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拍摄马岭河大桥时，当日在山间穿梭30余公里。在拍摄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无人机由于传感器尺寸较小，影像宽容度差，通过采用HDR+全景图合成的方式完成。
由于之前在南京长江大桥的拍摄过程中天气状况不佳，我决定利用五一假期前的两天进行补拍。南京长江大桥长达4.5千米，在一张照片里很难完整体现其整体造型和功能特征，网上的照片也大多具有同质性。在第二天的日出拍摄时，我发现大桥的影子可以很好地体现其功能特征，而江上轮船的驶过又是对大桥桥墩功能设计的完美诠释。为了拍到一张影子能够将大桥结构完全展现和轮船正好驶过的照片，我一天之内用光了20块无人机电池，6次往返于宾馆和拍摄地点。
《桥》的创作还远远未结束，我们的桥梁建设进步速度越来越快，我也会在毕业之后继续进行这个项目的拍摄，记录下一座又一座凝结着无数建设者智慧的大桥，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讲好中国故事。
为了一张理想作品，我用了半年时间去做大量实验才达到既定效果
文/王闻博 作品/《创时纪》
我的作品灵感来源于《伏羲女娲交尾图》，伏羲与女娲的上半身与常人无异，而下半身则几经扭曲地交织成螺旋形状，神秘而富有超现实主义。
常规的图片摄影方式以记录“时刻”为主，即以静态画面来记录时间的某一“点”，而电影摄影则是以记录“时段”为主，即以一段动态内容来记录时间的“面”。《创时纪》主要探讨如何使常规的图片摄影突破只能以“点”的记录方式为主的束缚，从而以图片的形式来记录时间的轨迹与时间的绵延性。
我热衷研究摄影技术，试想可否使用摄影的方式进行同样地创作，广泛查阅了国内外摄影网站后找到了相应资料，一种不常见的摄影方式“Slit-ScanPhotography”或许能达到预期效果（直译为“缝隙扫描摄影”，属于“扫描摄影”范畴，是采用一种逐行慢速曝光的“缝隙式快门”拍摄而成）。这种拍摄方式有四种组合构成：光圈、快门、感光度、缝隙宽度，比常规摄影曝光参数多出了一种，同时，这种摄影方式必须要对相机进行改装。
在早期构想自己制作一台扫描摄影装置时，首先要确定的是使用胶片还是数码（包括扫描仪改装的相机）作为成像载体，其次要确定画幅。由于扫描摄影有四个拍摄方向，即左至右、右至左、上至下和下至上，如果画幅为长方形则势必在拍摄过程中频繁改变相机的方向，造成设计和拍摄的困难。而选择正方形画幅就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因为以任何方向为开始的扫描过程结束后，画幅都不必进行裁剪或旋转，自始至终都是正方形；再加之数码后备价格高昂改造困难，最终我选择了哈苏的6x6方形可更换后背式单镜头反光式中画幅胶片相机进行改造后拍摄。
我在市场上购买了一台哈苏500CM进行拆卸和改进，把原有的120后背进行切割，以便整条“缝隙式快门”都能贯穿其中，然后在相机的机身上打磨掉多余的与胶片后背的联动装置，至此相机部分就暂时改造完毕。
接下来是最难的电机调试和逻辑设定，我请到了中国科学研究院的机电设计师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机电设计教授进行共同设计，在长达五个月的不断调试和实验中最终成型了一台可操控光圈、快门速度、感光度和缝隙宽度的扫描摄影装置。
拍摄实验从2020年11月开始，共经历十余次系统性实验。这个过程极为繁琐，因为是胶片拍摄，不能立即得出结果，必须不断地拍摄、变换参数、冲洗胶卷、扫描，再最后进行对比得出最佳曝光数值。
在《扭曲的硬币》中，硬币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状态为正常平整的外表，我们很难同时看到硬币的正面与反面，而利用“缝隙式快门”的拍摄方式则可以在一张二维的图像中同时看到硬币的正面与反面。“缝隙式快门”是从上至下扫描的，同时在扫描过程中硬币是匀速转动的，因此在转动与扫描的这一时间段中，“缝隙式快门”记录到了在硬币体上时间与空间的不断转变，完成了对时间绵延性的记录与表达。拍摄硬币的过程最能代表我的创作心路历程。硬币虽然为一个单纯简单的物体，但为了得到一张理想的作品，我用了半年时间去做大量实验才达到了既定的效果。
当然，在创作过程中也有很多遗憾与不足。作为灵感来源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我一直想通过摄影的方式进行模仿，并加上自己的审美观点和创作想法进行创作。我想通过扫描摄影来展现生与死的关系，于是设计了人的裸体与骷髅互相缠绕、互为补色的视觉样式。但在拍摄过程中遭遇到大量的困难，骨骼标本的固定、灯光、场景等等问题，导致底片的质量并不是很高，这与我最初的构想有很大差异。在考虑到拍摄时间与成本的难度后，我最终选择了妥协。这张照片也成为了我的一个遗憾，但它能时刻鞭策我在将来的摄影学习生涯中需要更加刻苦地去准备、去学习、去实践。
最终的作品展览布展时，我根据拍摄的内容选择性地把两张具有代表意义的图作为主图，其余按内容分为两组进行展出。由于作品的背景为白墙，作品本身也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构成，我利用展场现有的拐角布置成了一块半封闭的互动区域，观看者可以在此处休息、留言、翻阅书籍与研究拍摄所使用的道具等。不少观看者起先都以为作品是Photoshop后期合成的，后来看到了我在互动区摆放的120黑白底片才确定是直接拍摄出来的，感到颇为惊奇，这也正达到了我所预期的效果。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