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1日，由《柳青传》改编的电影《柳青》将在全国公映。该片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著名作家柳青放弃城市优渥的生活条件，在陕西长安皇甫村扎根创作经典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故事。《柳青传》的作者由柳青长女刘可风所著，该书呈现了一个不同于文学史经典叙述的丰富的柳青，也详尽、真实地展现了柳青创作《创业史》时不为人知的艰辛与坚守。

父亲的《创业史》（节选）

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农业生产蒸蒸日上，发展速度出人意料，1955年、1956年风调雨顺，收成好得让人心花怒放。可是，在创作上，却是他最艰难的日子。

这一次的创作，在艺术技巧上，他下了拼死的决心，不仅要超越前两部，还要登上一个新的高峰。

第二稿完成，远未达到他要求的由旧手法向新手法的转变。正准备开始第三稿，处境却变得越来越窘迫。

几年没拿出作品，有人对他逐渐露出了鄙夷的目光：

“住在一个村子里，长期不出来，能干出啥名堂？”

“体验生活也有个限度吧，还能长期住着不出来！”

“那个庙是他的安乐窝，住着享清福哩！”

以后，中宫寺，有人叫它“世外桃源”，有人说他革命意志衰退，有人说他怕过艰苦的生活，甚至有人说：“他还能写出作品来？”

说这些话的绝不是等闲之辈，在全国作协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点名批评他在皇甫村定居和大规模的写作计划，并且预言他将失败。

当有人把这些话转达给柳青时，柳青是铁了心要继续走下去的，深思熟虑的奋斗目标，他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他平静地对传话人说：“我准备失败！如果都能成功，都不失败，怎么可能？我失败的教训，就是我给后来者的贡献。”

这种舆论日渐扩散，连村子里不识字的农民也有了议论：“这老汉在这儿休养哩！”

省上主要领导找他谈话，让他有作品就拿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待下去了：“要跟上形势，看来×××的道路是正确的，跟上铁路跑，写些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文章。”

柳青说：“每个人对文学艺术都有自己的理解，看法也许不同，所以道路也不尽相同。我的道路是我根据我对艺术的看法确定的，无论成功或失败，这条路我就是要坚持走下去，我用我的失败说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文学的贡献。”

两个人谈僵了。

分手的时候，领导极不高兴。

从此，他的“官运”来了，省上领导让他到城里当驻会作家，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坡下的汽车响的次数越来越多，不断接他到城里开会，和创作不相干的会接连不断，有一次进了会场，发现竟然在讨论一个同志的困难补助。

柳青和在皇甫村民在一起

一度，省委要求他到宣传部做领导工作，他坚决拒绝，明确表态要搞创作，而领导常把某些行政事务和接见文艺团体的事情交给他。

好不容易进入写作状态，又打断了。为了完成创作计划，他只有一个办法：忍！回到中宫寺写！

又一年春节，董学源和夫人来到皇甫村，一年一度的团聚，孩子们高兴地院里院外、坡上坡下玩耍，他却没有多少节日的欢乐，心里很苦。面对无话不说的朋友，久久沉默，他不想对朋友诉说自己的苦恼。是董学源先提起：“省委×××让我传话给你，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了，可以学学鲁迅写点杂文，也可以像其他作家一样，到处跑跑，收集些资料，写点小东西。”

柳青听着没说话，写不出作品来，说什么也没用，写出作品来，什么也不用说了。

他的创作计划本来就是长途跋涉，不会立竿见影，自己也不是急功近利的人。

这一次的写作自认为起点高了，但远未达到已定的目标，面前虽然有一条难以超越的沟，但半途而废就从没想过。

不久前，他听说，从城里洗澡回常宁宫的几个高级干部，边走边议论，指着中宫寺说：“这就不是方向，这种生活方式……不正确。”

柳青想：“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作家正确的生活方式？有严格的模式吗？”

“社会生活千差万别，文学作品多姿多彩，难道是大家都走一条路的结果？”

“我只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创作要求、家庭情况确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行得通行不通，还要看结果。”

灰暗的日子不仅有恶风，还有暴雨。

平静的小院也因此不平静了。

妻子听了这些风言风语心生波澜，她也怀疑丈夫，还能几年“怀胎”，总不“分娩”？

下乡以后，和马葳一起来支援西北的朋友常来探望，大家都知道她和一个著名作家结合，有好奇的，也有关心的。他们谈论着城市生活的种种变化和同志们的近况，谁当了记者，谁做了编辑，还有谁成了领导。想想自己，一天到晚走的是乡村土路，进的是草棚农舍，抓春耕，搞秋收，参加碾湾建立初级社有解决不完的社内社外矛盾和繁杂事务，这也能有大的作为？她想回城市，倒不是受不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实在是觉得：“你的事业没有希望，还要把我也赔进去。我到城里工作，也能当编辑，做记者，也能写出自己的文章。”

她开始不安了，有时成夜难眠，翻来覆去地想着：“我要和他谈谈我的工作。”

想到独自离开，几个孩子怎么办？柳青的生活谁来照顾？她不放心，总要安排好家里才能走吧？

日常家务有请来的一个本村妇女做，因为比他们夫妻大几岁，两人都叫她二姐。孩子她想交给二姐。担心的主要还是柳青，他到村里去，来回没钟点，开起会不论时间，写起东西不分昼夜，过得颠三倒四。有这样那样的担忧，只好抑制自己的愿望，放下纷乱的思路。

但是，当她提着刚买的洋芋，走进挂着蜘蛛网的乡政府小院，坐在办公桌前，看着从小窗格透进的一束光线照着泥脚地和墙角的老鼠洞，她又心烦意乱了，自己是城市生，城市长，主动放弃城市工作来到这里，如果……如果走另外一条人生的路，生命不是更有意义吗？

电影《柳青》海报

不管心里怎样翻腾，她还是认真处理手头工作，也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懈怠和消极。但当回到家里照顾孩子，安排家务，琐事缠身，就不由自主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的人生？”

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舆论的压力，就像终南山扣在心头。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和柳青谈谈，他不能因为自己的需要把别人的一生毁了。”

一天中午饭后，柳青从饭桌边移到书桌旁，刚翻开报纸，马葳惴惴不安地走进来，决心已定，她坚定而胆怯地开了口：“柳青，我想和你谈谈。”他没抬头，只“嗯”了一声，继续看报。既然第一句出了口，她就要把心里翻腾过多少天的话倾倒出来：“我要到城里或县上去工作……”柳青从平静到惊诧，由惊诧到愤愤然，瞪起两只眼，问道：“你当初不是答应和我一起来的吗？”

“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情况变了嘛！”

“不是挺好的吗？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我要回西安，当记者，做编辑，也要有自己的事业。”

“在农村就不可以干出事业？”

“我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我干不了。”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冲突，他必须抑制自己，冷静！

他想妻子是个贤惠随和的女人，只要耐心，总可以说服。几年来，她跟着自己在农村，生活劳碌，工作辛苦，从不报怨。常听群众夸她，农忙季节在场里干活，没嫌过累，和媳妇女子有说有笑，从谁家门前过，老婆婆拉住她的手有说不完的话。有一回，柳青从地头经过，见人们正在场里运麦捆就说：“我也拿一捆。”两个小伙子笑着抬起一捆最大的，放在他肩上，他笑着说：“我不行，我不行。”小伙子是开玩笑，始终没松手，马葳也在笑，那笑容，单纯甜美，目光关怀温柔。在有矛盾的时候，他更愿意回忆这样的一幕。

他认为马葳的话只是说说，事情并不严重。但事情没那么简单，马葳是下了决心的，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表情很严肃，语气很坚定：“柳青，我再和你谈谈。”接着还是，“我要到西安或县上去工作。”她讲出一些新的理由，也重复过去的话。柳青劝她：在哪里都可以做出成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也很光荣，党的事业就是我们个人的事业。

“我不长三头六臂，不会分身术，一个人看到的总比两个人少，你每天带回来的各种消息、工作中的情况、群众的反映……给我多少帮助，你在，我们是四只眼睛看，四只耳朵听，对我一个要写小说的人有多大意义，你能体会吗？我需要你，我的身体弱，孩子们也需要你，我决心在这里完成自己庞大的写作计划。”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马葳听不进去，脱口而出：

“你还能写出作品来？”

这句话使他顿时失去控制，别人说这类话，他咬着牙，埋头干活，可妻子说这话，实在让他失望，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两个人争执起来。

二姐听不懂他们为什么争吵，过来拉走马葳，劝她：“夫妻有什么不对付，好好商量，甭吵，让人笑话。”二姐一贯说话柔声柔气，一脸和善。马葳哭了，她说：“我要进城工作，这儿不待了。”

“待得好好的，为啥进城？”二姐以为两人一时不和，她才赌气要走。

二姐不认字，马葳的想法没法对二姐说，她趁这个机会问问：“我进了城，娃们给你留下能行不？”

“娃们给我留下我也能照看，可你一走，院子就我一个女人，我还能待吗？”

从此，这个院子里争吵声不断，吵过以后又异常安静，谁也不理谁。柳青工作中间也到大房子来逗逗孩子，和二姐说说笑笑，马葳一进门，他端起茶杯走了。马葳心里委屈，怨愤在心头堆积，人虽同院，心隔千里，她不管他的生活了，也不再过问他的写作。

实在忍不住，一天，马葳又走进柳青房间，站在桌前，一脸愠怒，还是那句话：“我想和你谈谈。”又是要进城，又是吵架。柳青不想多说，站起来走了。

为了减轻家务负担，她提出把自己的一个亲戚从东北接来管家，柳青同意了。亲戚一来，火上浇油，矛盾反而更深。那人对马葳说：“说起你嫁了个老干部，享啥清福了？”有时，在夫妻面前指桑骂槐，院子里不时飘着风凉话，使两人的关系雪上加霜。

柳青心里难受至极时就对当时的区委书记安于密说说苦恼，安于密同情他，理解他，主动找马葳，劝解安慰：

“柳青在这里已经下了几年功夫，他需要有帮手，你处理家务，做些辅助工作，不比进城工作贡献小。”

这时柳青想出一个主意，干脆让她退职回家，两人在一起，让她一边学习文学，同时参与自己的工作，提高知识水平后，她或许会转变。

这一次是柳青对她说：“马葳，我想和你谈谈。”

“他同意我进城了？不，不会的！柳青这人，他拿定主意甭想改变！”她闪过这些念头，等丈夫开口。

“马葳，退职回家吧，和我一道工作，共同完成这个创作计划，我需要你。”和自己的愿望更加相悖，她摇摇头。

“我是干部，也不只是家属，再说我也不喜欢文艺。”她接受不了。

安于密劝她，她还是这句话，不满和委屈袭上心头，涌出的泪水倾倒出两年来的种种不快。

日子照旧，赌气、争辩、谁也不理谁。不管矛盾多么尖锐，但她从来没有表示要甩手而去的决绝。

就在这相当长的阴云笼罩的日子里，长安县的干部与官方、文艺界的舆论不同，这些不懂文学的人们倒是相信，为农业发展倾心尽力的人会写出东西来。经常有人劝马葳：“留下吧！帮助他吧！”终于她不再坚持要走。虽然勉强答应留下，两个人的关系仍不见好转。

一天，安于密来和柳青谈工作，中间问柳青：“你的书啥时候能出来？”马葳也在，脱口又是那句：“他还能写出来？”

柳青与长女刘可风、长子刘长风

“用我的失败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也是我对别人的贡献，人类就是从多次失败中走向成功的。”柳青激愤地说，用力推了马葳一把，马葳一屁股坐在床上，她极感意外，无论怎样争吵，柳青从来没有动过手。受到刺激的马葳反唇相讥：“你就是这么固执！人家怎么说你，你没听见？”

“讥笑、讽刺，没有什么可怕，不正是激励我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吗？如果被几句难听话压趴下，正好说明我是个没出息的人。”

柳青不认为自己一定失败：“看准的事情不能轻易改变，没有这点韧性，还能完成创作计划？”

在两个人激烈冲突的瞬间，柳青立刻意识到夫妻矛盾不能升级，那会毁掉这个家庭，也毁了自己的事业。马葳也强抑自己的情绪。

老安走后，柳青独自坐在桌边，眼看这样冲突下去“死路一条”，他想到了缓和矛盾的新办法：“忘我地工作，用我的行动感化她。”

一次，柳青生病，拉痢疾，最严重的一天在便盆上坐了四十几次，干脆拿了写字板，放在膝盖上，仍然在想、在写，马葳心软了。

写作的甘苦无法言表，他对第二遍稿不满意，到地头或乡政府安排处理些农业社的事务，暂时抛开了创作苦恼，更多的时间仍然沉浸在这种苦恼中，回到家里，又是走来走去，很少笑容，很少欢乐，默默的思考中，人物逐渐增加，情节越来越复杂。多卷体的长篇小说，要从四部的整体做安排，不能只着眼在第一部。作品结构，艺术技巧都在考验他的才智，也折磨着他的身体。记录这一切的是从年初开始一个接一个长出来的疮。左腿内侧出现了第一个疮，几个月后有鸡蛋大，这个还没好，背部又出来一个痈，脓血不断。疼痛让他卧床一月，但他没有停止写作，写字板就放在枕边。接踵而至的是同一条腿外侧红肿，有的痛，有的痒……长到第九个，他决定暂时停下来，达不到预想的艺术水准，再写下去是白白浪费时间。

这就是他内外交困，咬着牙拼命写作，而一直达不到目的的1956年，也是家庭矛盾最尖锐，心情最抑郁，想尽办法寻找转机，但始终不见光明，他后来说的最“灰”的一年。希望在哪里？他认为只有写作过了关——能成功运用新的手法时才能改变这一切。于是，1957年，他下决心暂时不写了，几乎一年没有动笔，再一次对前人的作品进行研读和对比，比如，高尔基的《母亲》和《福玛·高捷耶夫》，反复比较它们在手法上的不同，孰高孰低。后者高于前者，这是高尔基在艺术上更加成熟的作品。他总结了前者低在哪里，后者高在哪里。从差别中找出自己应努力的方向。

然后研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部书既有新的手法，也有旧的手法，这两种手法的区别和优劣是什么？为什么？自己没有达到这种水平的原因在哪里？深入的思考，从年初持续到年底。

此外，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巴尔扎克的几部作品、《悲惨世界》《包法利夫人》《红与黑》《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随时在案头、床头和手头。

选自《柳青传》  刘可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刊载于《当代》2016年第1期

来源：当代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