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的王尧，历经十年，推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在创作与批评的“双轨”上参与到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实践中来。

积淀的、沉寂的、变动不羁的大历史，在一代人的内心或灵魂深处，如何由浑沌变得明晰？这是在面对历史的写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评论家张学昕看来，王尧的《民谣》，是一部渗透着浓郁“感觉结构”的小说文本。情感、思想，甚至幻想，都成为探索和表现灵魂的一条通道，那些生命中幽微的经验，以及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漂泊、震荡、游弋，都可能传达出一种沉思，一种极其内敛或张扬的声音和语调，它们从个人的喉咙里喷薄而出。在这部小说中，叙述所呈现的也许并不是什么“历史意志”，而是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及其价值和意义。

“有情”的方式和历史重返

作为1960年代出生的学者，王尧既有作为一个学者的严谨、审慎和谦和，也有作为一位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深刻、灵动和睿智。历经十年，王尧悄然拿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民谣》，写作和研究实在是两回事，能够在创作与批评的“双轨”上擎起、负重着文学的列车，也许才是真正厘清了文学这盘灵魂围棋的超一流“九段”。他以这样一部文本，参与到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实践，并身体力行地将叙事的可能性诉诸个人写作，以此正视、检视和反省当代文学的真实状况，实属难能可贵。

《民谣》王尧/著；译林出版社

近些年，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许多文章中强调，一部作品中隐性存在的“感觉结构”折射出一位作家内在的灵魂的光泽。王尧这部《民谣》，就是一部渗透着浓郁“感觉结构”的小说文本。情感、思想，甚至幻想，都成为探索和表现灵魂的一条通道，那些生命中幽微的经验，以及在历史长河之中的漂泊、震荡、游弋，都可能传达出一种沉思，一种极其内敛或张扬的声音和语调，它们从个人的喉咙里喷薄而出。在这部小说中，叙述所呈现的也许并不是什么“历史意志”，而是生命个体的主体性及其价值和意义。在大时代的范畴之下，每个人都可能突破其所在环境的命运局限，成为他自己时代的卓越人物，也可能作为历史的一粒尘埃，在现实的炫舞之中孤独地消陨。也许，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以一种“有情”的方式，细致而耐心地处理历史、现实与人性之间不可避免的禁忌、悖论和困境。

个人命运史与国家、家族的历史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隐秘联系？作者怀着怎样的心态来看我们的历史和生活，直接决定文本的艺术形态和精神层次的高下。从整部作品的叙述看，王尧在两者之间游弋和盘桓，明显存在着对历史强烈的诠释欲望，又伴随着悲悯与淡淡的寂寞，写真里面有诗，抒情里面又充满日常性的光泽。我们看到，历史在一个老成的少年王厚平——“王大头”的内心，如何渐渐地清晰、丰润起来。积淀的、沉寂的、变动不羁的大历史，在一代人的内心或灵魂深处，如何由浑沌变得明晰。说到底，这部《民谣》所面对的就是历史。《民谣》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打捞”、讲述历史。当然，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历史、真实和叙述意义的问题。

一个小镇，一个村庄，若干个家族，四、五代人之间复杂的伦理关系，在世世代代的伦常里的亲疏远近，人性的林林总总，日常的正常或异常的存在状态，都在历史、社会、时代风云际会中不断发生蜕变，或此消彼长。“王大头”这个叙述人也是文本中的重要角色，虽然王尧没有将他“塑造”成“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角色，但是，他作为记忆、想象见证和“重构”生活的综合体，其存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角色功能的范畴，具有独特的功用。“反抗遗忘”构成文本最本质的叙事向度，而《民谣》体现出的较大的包容性和悲悯情怀，则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成为历史、现实和人性镜像的伦理学基础。

可以说，《民谣》是一部关于乡土世界“乌托邦”的祭文或“英雄史记”。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悄然隐逸、回荡在字里行间，苍凉之气丝丝缕缕地弥散开来。

从一定程度上说，《民谣》无疑是一部个人的记忆史，也是一部家族史，一部乡村简史。“民谣”是什么？“无论如何，也不论我是否愿意，小镇和镇上的一些人，他们的过去多多少少定义了现在的我，这不完全与血缘有关，好像更多的时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规矩。”一代代人在不同年代，面对村落、家族和个人的不同命运，使得“民谣”的意绪、内涵变得十分驳杂。那个时代人们生存的精神力量在何处？究竟是什么信仰支撑起人们“活着”的勇气和耐性？小说多次写到人物的死亡：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无疑，对于死亡的看法，是考量作家道德感、生死观、大伦理和价值取舍的重要方面。当一次次死亡的讯息，在叙述中接踵而至的时候，天地玄黄的苦涩和惊悚，生命的脆弱的中断，生死一念，瞬间发生的、不自觉的意外，让我们感到生命形态狼藉的一面。这些事件的发生，也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层文化、历史思辨的最重要的部分。

从少年的懵懂，对生活的触摸、实感，到成年后对历史和生活的反思，“王厚平”对整个村镇及其家族内外的细致的梳理，绝非只是“白描”出“我”所讲述的一群人的故事和命运。王尧最大的“叙事野心”，就是要写出存在世界的厚度，平实地看待历史的纠葛和冲突。盘根错节、牢不可破的至亲或宗族、乡党关系，一旦触及政治、阶级或立场，就会变得不可思议，令人忧心忡忡，这就给回忆带来了困难。“我知道我对石板街的认识有更多虚幻的成分。一个人总喜欢在时光消逝后的日子里重返他当年无法进入的场合。”于是，当回忆转化成新的“记忆”时，我们会感知旧事物在新语境中的二次发酵。“民谣”自身的朴素性和“粗粝”，也就显而易见。

总之，《民谣》蕴藉的诗性与哲性，简洁与浩瀚，缤纷与素朴，信仰与犹疑，神秘与虚幻，使这部小说充满了想象性建构。它书写了社会、时代、政治、文化在民间、在古老乡村的余响，而民间也以自己的方式将这种余响留存下来，如生生不息的生灵，积淀在文字之中。

《民谣》节选

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河水从西向东流过。大船，小船，木船，机船，偶尔也有竹筏荡过。我爱听摇橹的声音，像八哥儿鸣叫。机船高亢的声音让人心烦，但我喜欢机油的味道，在机船过后，我仍然能够闻到残留在河面上的油味。我说不清楚这种油味给我的感觉，机油和食油在水中会幻化成两种图景。只有在寂静的夜晚，你会听到竹篙滑落的水声像水珠落在荷叶上。如果是清晨，你坐在码头上，你会看到水的流向，无船驶过时，河水单纯而自由。河水特别清澈时，你可以看到临近岸边的水草也在水中微微向东倾斜，小鱼在水草之间游弋。水面的宁静不是鱼儿的涟漪打破的，是最早有人到码头淘米的声响。淘箩在水中晃动，荡漾出夹带尘埃的米水。这时，有鱼儿过来了。你屏住呼吸，将淘箩轻轻沉入水下，鱼儿进来了，吮吸着乳白色的米水。不急，再过几秒，瞬间你将淘箩提出水面，三五条小鱼儿在米上跳跃。米水在河里散开时，如云如丝。如果这一天我起早淘米了，我会把淘箩再沉入水中，让小鱼儿回到河里。小鱼儿吮吸着米水，像蚕儿剪裁桑叶。奶奶说，大头，这叫放生。

五月，持续一个月的大雨冲垮了河水的单纯与自由。从麦田淌到河里的水染黄了河面，阴沟已经被大雨冲刷得干干净净。这条河，像阴沟了。现在临近黄昏，我坐在第三块石板上，河水已经退到码头的第六块石板，第五块石板见到太阳了。河水黄了，河面上开始漂着死鱼。昨天下午，怀仁老头儿撑着船，打捞浮起的死鱼。他说，鱼是死的，煮熟，人吃了，鱼儿就是活的。老头儿要我拿几条回去，我没有要，老头儿说：“你是个呆子。”从四月到五月，小雨之后是大雨，大雨之后是暴雨，麦子在水中七零八落。太阳火了。这几天开始退水了。浑浊的潮湿抑制住了麦子的霉味，阳光下，发酵出来的味道缓慢地扩散着。后来方小朵贴近我时，她觉得我身上还有这种味道。凡是空地都铺满麦秸，不必用脚踩，霉味肆无忌惮地冲出来，钻进所有人的鼻孔，我们这个村子的人在一个季节都失去了正常的嗅觉。你若是把脚踩在麦秸上，霉气就会在水泡中热乎乎地张扬出来。

呼吸的不连贯让我觉得这世界存在两个空间，我一直处在饱和饿之间。你盯着路上的麦秸，眼睛会发花，霉气呛出了眼泪，时间久了，脑子像中毒一样迷乱。想来，那些在空中飞翔的鸟儿也一样闻到了霉味，它们逐渐从我的天空中消失，它们一定飞到了没有霉味的远方。如果在空中，像鸟儿一样，我会怎样？爬树是升空的方式，但我不会爬树。我瘦小，可就是不会手足并用，通常是抱着树干，看同伴爬到了树尖。我崇拜杨晓勇，他以前能爬到最高的树顶上。我私下喊他勇子。勇子现在是大队干部，不爬树了。那时，看看在树上的几位同伴，我很尴尬，我的目光只好盯着空中的麻雀，盯在偶尔飞来的喜鹊和在田野上空叫唤的乌鸦的羽毛上，它们是我那时见到的离开地面最高的动物。偶尔从村庄的天空中飞行而过的飞机，除了给我和同伴带来骚动外，与我们并无关系。我那时看飞机，如同看上海、北京，可望而不可即。我跟奶奶去镇上，镇上的天空没有那么多飞翔的鸟，那些家养的鸽子早就被训练得不会自由飞翔，也几乎看不到能够扑扑翅膀的公鸡母鸡。我跟外公去玄字号那片农田，麻雀、喜鹊、乌鸦还有燕子，总是在天空盘桓，或者栖息在树枝上，此起彼伏的鸟声就像无数个婶婶、姨娘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话。

这些鸟儿都飞走了，它们在新的栖息地欢叫飞翔。鸟儿是没有故乡的，天空都是它们的世界。我和它们不同。我看着船儿向东向西，或者靠近码头。在后来很长时间，一九七二年五月的大水，让我觉得自己的脖子上挂着几根麦穗。记忆就像被大水浸泡过的麦粒，先是发芽，随即发霉。我脖子上的几根麦穗，也在记忆中随风而动，随雨而垂。

外公的船也许快到西泊了，我屁股下那张纸好像也被风吹飞了。

从大码头上岸，是一大块空地。老人说是村口，不老的人说是供销社门口，现在好像都说是供销社门口了。不错，是村口，南河上的大桥就位于村口的中间。大队档案中存放的地契，标着这块长方形土地的尺寸。我算算，差不多三百平方的样子。你不能不惊叹当年胡鹤义父亲发家时对这个地方的规划。现在我看到的供销社，

它的外部形状像一个“凸”字，站在外面看，似乎是三幢房子的结构，进了门，中间是一个宏大的厅堂，两侧分别有三根像大人腰一样粗的木柱子。从厅堂北门进去，是一个花园般的天井，两侧是东西厢房，走过小径，就是胡家的堂屋，接待客人的地方。第三进是主人起居之所。等到我能够在第一进房子走动时，厅堂的东侧，成了百货柜台，西侧的柜台专门卖布匹。第二进是供销社的仓库，第三进是员工的宿舍。东厢房是厨房，西厢房堆放杂物。方小朵他们父女俩过来后，西厢房成了他们家的宿舍。

地主胡鹤义父亲在门前留下这么大的一块空地，算是大手笔了。怀仁的这位老东家说：“留块地方舞龙灯，唱唱戏。”外公年轻时候就在庄上舞龙灯的队伍里，独膀子是敲锣的人。等到胡鹤义从少东家变成东家时，他改变了老东家的奢华气派。那个大堂，除了用于胡氏宗亲的餐会外，他还办起了私塾。李先生曾经是这里的私塾先生。门前的空地，仍然舞龙灯，搭台唱戏，但一年只舞一次龙灯，戏台子也搭不了几次。这块空地成了乡村日常生活的舞台，它敞开着，各色人等从这里走过，停下，在这里聚集，也在这里散伙，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只是台上表演的内容不同。

我第一次表演，也是在这里。

根叔一直说我第一次登台是他扶我站在椅子上的。我记得根叔和疤眼一样，最初也是拿着麻绳去绑人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只参加了一天活动。我一直回忆我在这个村庄的出场方式。我知道这很可笑，但在不断的回忆中，我摸清了自己的来龙去脉。

文/张学昕

来源：文学报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