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生放达，半世飘零，中国文人其实都不想学苏东坡，但苏东坡却活成了中国文人的标杆。

一

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被贬黄州已经三年的苏东坡，见到了好友王巩和随他远行的歌伎柔奴。王巩当年因受苏东坡“乌台诗案”牵连而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他的歌伎柔奴不离不弃，随他远行。此次，他们自南国北归，路过黄州，与老友苏东坡见面。苏东坡惊讶地发现，柔奴这柔弱的女子饱经磨难之后，依旧是那么年轻和漂亮，而且增了几分魅力：“万里归来年愈少，笑时犹带岭梅香”，苏东坡心有不解，弱弱地问一声：“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柔奴坦然相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东坡心有所动，写下一首《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

天应乞与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

风起，

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

微笑，

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吾乡。

（［北宋］苏轼：《定风波》）

苏东坡一生作词无数，我书架上摆着厚厚二十卷《苏轼全集校注》，其中诗词集占了九卷，文集占了十一卷。在黄州最困顿的三年，反而让苏东坡迎来了创作的高峰，“大江东去，浪淘尽”（《念奴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这些名句都是黄州赐给他的，更不用说前、后《赤壁赋》这些散文，《寒食帖》《获见帖》《职事帖》《一夜帖》《覆盆子帖》（以上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以上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这些书法名帖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作品中，这首《定风波》（“此心安处是吾乡”）或许并不显眼，但我想，对苏东坡来说，这次见面、这首词的书写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让苏东坡安心，或者说，让已经安心了的苏东坡，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安心。

自元丰三年抵达黄州，苏东坡就被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压迫着，以至于在到黄州的第三个寒食节，他在凄风苦雨、病痛交加中写下的《寒食帖》，至今让我们感到浑身发冷。时隔九个多世纪，我们依然从《寒食帖》里，目睹苏东坡居住的那个漏风漏雨的小屋：“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不仅苏东坡的人生千疮百孔，到处都是漏洞，连他居住的小屋都充满漏洞。风雨中的小屋，就像大海上的孤舟，在苍茫水云间无助地漂流，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其实《寒食帖》里透露出的冷，不仅仅是萧瑟苦雨带来的冷，更是弥漫在他心里的冷。官场上的苏东坡，从失败走向失败，从贬谪走向贬谪，一生浪迹天涯，这样的一生，就涵盖在这风雨、孤舟的意象里了。

但苏东坡熬过来了，渐渐和异乡、和苦难达成了和解，能够长期共存、和谐相处。苏东坡一定是这样想的：苦难啊，你千万不要把我打倒，要是把我打倒了，你又去欺负谁呢？还是咱俩一起，长久做伴吧。在黄州，他耕作、盖房、种花、酿酒、写诗、画画，眉头一天天舒展，筋骨一天天强壮，内心一天天丰沛。他的心，渐渐安了下来。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心为什么会安，直到那一天，他听到柔奴轻轻地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心中恍然大悟，原来他心安，是因为他把这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黄州，当作了自己的家。

二

苏东坡的家，原本在四川的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岷江、大渡江和青衣江交汇处一座美丽的小城。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眉山，就喜欢上了这里。这里有茂密的丛林，有低垂的花树，有飞檐翘角的三苏祠，还有一条名叫时光的河，苏洵、苏轼、苏辙一家就住在这条河的中游，他们青衫拂动，笑容晶亮，形容举止，一如从前。我写《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写《苏东坡》纪录片，在北京、成都、眉山之间不停地游走，每一次到眉山，我都会异常兴奋。我觉得我是来见一个熟人，他姓苏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我一厢情愿地把他视为好友，尽管我在他的眼里默默无闻。

苏东坡自从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眉山进京赶考，就几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的家。只有在第二年春季殿试（欧阳修为主考官，梅尧臣等为判官）后，突闻母亲去世，苏东坡和父亲、弟弟一起回乡居丧，以及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在五十八岁上病逝于汴京，苏氏兄弟一起护丧还家，将父母合葬。

又过了四年，到了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苏轼给故乡的乡僧写信，托付他们照看祖上坟茔，此札就是《治平帖》（现藏故宫博物院），内容如下：

久别思念，不忘远想，体中佳胜，法眷各无恙。佛阁必已成就，焚修不易。数年念经，度得几人徒弟。应师仍在思蒙住院，如何？略望示及。石头桥、堋头两处坟茔，必烦照管。程六小心否，惟频与提举是要。非久求蜀中一郡归去，相见未间，惟保爱之，不宣。轼手启上。治平史院主、徐大师二大士侍者。八月十八日。

“治平”，是苏轼故乡眉州一寺名。《治平帖》笔法精细，字体遒媚，是苏轼早期书法典型的风格。所以元代赵孟頫在卷后题跋中说它“字划风流韵胜”。

苏轼、苏辙兄弟名字里都有一个“车”，苏东坡的儿子苏迈、苏迨、苏过、苏遁名字都是“走之旁”，不知是否暗示了他们一家将越走越远——苏东坡在宋神宗时任职于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从湖州贬谪至黄州）， 宋哲宗即位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往岭南的惠州，最终到达大海另一边的儋州，直到宋徽宗时，才获大赦北还，不幸于途中常州溘然长逝。

但苏东坡对眉州的家始终是充满怀恋的，无论他走得多远，故乡都会如影随形，跟着他走。因此说，故乡并非只是我们身体之外的某一个地点，它也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先天地内置于我们的身体中，连接着我们的血管神经，牵动着我们的痛痒悲欢。

当然，狭义上的故乡是千差万别的，是各有千秋的，是百家争鸣的，我相信并非所有人的故乡都像歌里唱的那样美丽而丰饶，正如并非所有人的父母都像书上写的那样慈祥和善良。一个人的故乡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故乡，正如一个人的母亲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母亲。不排除在有些人的记忆里，故乡是冰冷甚至是残酷的，哪怕是同一个的故乡，在不同人的心里也会留下迥然不同的印象。比如绍兴，既是陆游的故乡也是鲁迅的故乡，但陆游和鲁迅这两个“同乡”对于故乡的印象却并不一致，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彼此“打架”的绍兴——陆游诗里的绍兴，“门无车马终年静，身卧云山万事轻”，这是一个温润的、闲适的、可以睡觉打呼噜的地方；鲁迅笔下的故乡绍兴则显得阴冷灰暗，犹如一块均质的岩石，有泰山压顶之势。鲁迅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批判中国乡土社会的愚昧与落后，他笔下的“故乡”，是文化意义上的“故乡”，是封建主义的“故乡”，是扼杀了闰土、祥林嫂、华小栓生命力的故乡，不全然是他个人生命里的故乡。

但这些都与苏东坡没关系，苏东坡既不认识陆游，也不认识鲁迅，但他认识苏洵，认识苏辙。“唐宋八大家”里的“三苏”，天天腻在一起，当然是在故乡，在他们成为“唐宋八大家”之前。在苏东坡的心里，故乡是干净、单纯、灿烂的，一如他“像少年啦飞驰”的旧日时光。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总会向往远方，但当他历尽沧桑、故乡成为远方，他对故乡家园的怀恋就会在每个夜晚沉渣泛起，让他热泪纵横。苏东坡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弟弟，爱自己的妻子。只是当他回忆他们时，他们早已四散分离，甚至已经生死相隔，只有在故乡，在从前的家里，他们才能聚齐。

终于，在离家二十年后，不惑之年的苏东坡，在密州（今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给亡妻写下了一首词，这就是着名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

正梳妆。

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

明月夜，

短松冈。

（［北宋］苏轼：《江城子》）

只有在梦里，苏东坡才能跨过千山万水，回到故乡眉州，回到自己从前的家。他推开门进去，看见自己的妻子还坐在原来的地方，在轩窗下面梳妆。她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而自己已然老去，满面尘土，满鬓斑白，即使彼此看见，她也认不出自己了。于是，他们相对无言，只有两行热泪，默然流下。

这首词，无华丽的辞藻，无炫目的技巧，无深奥的用典，质朴得完全不需要翻译，但我认为这是苏东坡最令我们感动的一首词，因为词里的感情，至真，至深。

苏东坡对王弗的那份深情，就是对家的深情。

三

在《江城子》之前，几乎没有人填词来写自己老婆的。同样，在苏东坡之前，中国的诗词歌赋，描写田园的不少，描写家园的却不多。或许是因为家太日常，太琐碎，所以不入文人的法眼，而糟糠之妻，更是一点也不浪漫，上不了文学的台面。

但在中国文化中，家无疑是重要的。我们往往把结婚说成“成家”，把“成家”与“立业”相提并论，可见“家”在一个人生命中的重要性。儒家士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立了天下—国—家—身（个人）之间的序列关系，在我看来，在这个序列中，最核心的环节是家，家是身（个人）与国之间的纽带。有了家，个人才有了具体的容身之所。个人是家的细胞，而家又是国的模型。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齐家，是对治国的预演。一个人只有通过家，才能跟国发生真正的联系。

那什么是家呢？首先，家是一个房子，包括房子里的一切物质。没有房子，一个人就无家可归。今日之中国人热衷买房，其实他们心里想的不仅仅是房，而是家。中国房地产热，外国人难以理解。有了房子，对家、家园的理想才有了安顿之所，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其次，家是房子里住着的人，因此它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它的核心是人。没有人的房子只是房子，或者说是不动产，有了人（亲人），房子才成了家。苏东坡记忆里的那个家，有父母，有弟弟，也有王弗，一个也不能少。哪怕王弗已经去世十年，她仍在原处，在原来的窗下坐着，等待着丈夫归来。所以，《江城子》里，王弗始终是在场的。苏东坡的一生，王弗也始终是在场的。

第三，家里的人不是孤立的人，而是一个集体，通过血缘的纽带彼此联系。血缘比人更抽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存在着，对于一个“家”来说，它是具体的，一家人的相貌、性格、习惯、思维、文化甚至命运都与它有关。血缘是家的本质，但血缘是很难表述的。古代中国人很聪明，在宝盖头下面加一个“豕”，就清晰地表达了“家”的含义。“豕”就是猪，在商代甲骨文中，“豕”就直接画成猪的形状。所谓的“家”，就是屋檐下面加一头猪（甲骨文中也有把“家”画成屋檐下的两头猪的）。不是号召养猪（我想起很多年前在乡村见到过的一条标语，上写：计划生育政策好，少养孩子多养猪），而是以隐喻的方式描述血缘的存在。在古人看来，猪是一种能繁衍的动物，没有什么比它更能代表血缘的传承。古代的家都有家谱，现代的家没有家谱了，但也一般都有一本相册，记载着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来龙去脉，其实就是为血缘的传递提供物质的证据。血缘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一代代人串起来，无论他走出多远，那条线都牵着他，该回来的时候他终会循着血缘的线索，如约而返。当下的中国人，每逢春节都要跻身于春运的大潮中。中国没有一条法律规定春节必须回到父母身边，但中国人心里装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在这个日子，无论多远都要回到父母身边。因为父母代表着一个人生命的源头，回到父母所在的那个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是文化的力量，在很多时候，文化的力量比法律的力量还大。法律依靠强制，文化则体现为内在的需求。“父母在，不远游”，说明父母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在现代生活中已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但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是可以做到的。在中国人心里，夫妻的家只是“小家”，有父母的家才是“大家”，只有父母在，那条血缘连线才在，血缘的传承才能被看见，被体会，被感动。没有了血缘，一个人被孤立出来，他就不再有家，即使他有再大的房子。

四

《题竹图》

苏东坡一生，最值得夸耀的就是他的家。

他的老爸苏洵，擅长于散文，尤其擅长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着有《嘉佑集》二十卷，但我以为他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苏轼、苏辙两位学霸。在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的礼部考试中，一个考第二，一个考第五，殿试中，宋仁宗亲自主持策问，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成为同科进士，名震京师，连宋仁宗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对皇后说：“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那一年，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苏氏兄弟后来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可车载斗量，只不过这一切，老苏洵都看不见了。

苏东坡一生坎坷，所幸他的家庭是幸福的。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与他生活十年，正是他“出道”的十年，苏东坡的率直天真，甚至近乎桀骜不驯的天性，既容易伤人，又容易伤己，王弗的运筹叮咛，让他少受了不少折磨，也给了他许多抚慰。年少轻狂的日子，苏东坡没出“大事”，主要是因为王弗教育得好。只可惜王弗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在二十七岁的大好年华上去世，那一年，苏东坡也只有三十岁。

王弗之死，让苏东坡痛摧心肝。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里说：“君与轼琴瑟相和仅十年有一。轼于君亡次年悲痛作铭，题曰‘亡妻王氏墓志铭’。”平静的语气下，寓绝大沉痛。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王闰之成为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出嫁之前，家中称其“二十七娘”。但她也在四十六岁上溘然长逝，与苏东坡相伴的时光，也只有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是苏东坡在政治旋涡里不断呛水、不断扑腾的二十五年。王闰之二十一岁从家乡眉州来到京城汴京，尔后陪同苏东坡，共同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常州、登州、汴京、杭州、颖州、扬州等地，“身行万里半天下”，与苏东坡不仅同甘，而且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陪伴苏东坡渡过了生命中的最大危机。

有人诟病，王弗去世刚满三年，苏东坡就娶了她的堂妹，有些不地道。对此，苏东坡解释说：

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北宋］苏轼：《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通义君”，就是王弗；“没不待年”，是说王弗去世尚不到一年，东坡和闰之的婚事便已定下。这样做目的很简单：唯有闰之作为继室，王弗留下的儿子苏迈才不会受到歧视。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闰之对姐姐的儿子苏迈和自己后来所生的苏迨、苏过，“三子如一”，皆同己出，以至于苏东坡用“爱出于天”来形容她。

苏东坡的长儿媳、苏迈之妻吕氏在十一年前（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就去世了。王闰之去世这年（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次子苏迨之妻（欧阳修的孙女）又去世了，苏东坡写下《尊丈帖》，帖中说“近以中妇丧亡，公私纷冗，殊无聊也”，可见他心情黯然。此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二年，即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东坡被他昔日的好友、宰相章惇贬至惠州。惠州在岭南，就是五岭（也叫“南岭”）之南，就是王巩和柔奴曾经到达的地方。即使在宋代，那里也是遥远荒僻之地，用今天的话说，叫欠发达地区，只有广州等少数港口城市相对繁荣。为了到达那里，他要由长江进入赣江的急流险滩，其中包括最为恐怖的“十八滩”，文天祥诗曰“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惶恐滩，就是赣江十八滩的最后一滩。苏东坡过此也留有一诗：

七千里外二毛人，

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

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

积雨浮舟减石鳞。

便合与官充水手，

此生何止略知津。

（［北宋］苏轼：《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在赣江上体验过“激流勇进”的惊险刺激，苏东坡要再翻越五岭，体验“五岭逶迤腾细浪”的磅礴壮阔。宋代不杀文臣，政敌章惇就想借刀杀人，这把刀，就是赣江、就是五岭，那是一条危机四伏的路，自古十去九不还。对于五十九岁的苏东坡来说，能活着过去就算他命大。

苏东坡知道凶多吉少，临行前把家中的仆人都遣散了，准备轻车简从，万里投荒。唯有朝云，死活不肯离开苏东坡，于是像柔奴陪伴着王巩那样，与苏东坡唇齿相依。那时王弗、王闰之都不在了，朝云布衣荆钗，像王弗、王闰之一样与苏东坡共患难。苏东坡历尽风霜而屹立不倒，与他的文化自信有关，也与他生活中的三位女性密切相关。

朝云陪伴苏东坡，柔奴陪伴王巩，情况类似19世纪俄罗斯贵族女性陪同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前往西伯利亚。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岭南冰火两重天，但流放者的地位、处境相似，区别只在于中国的流放者，身份不是囚徒，而是犯错误的官员。真正值得敬佩的，倒是与他们同行的妇人，她们用隐忍、包容与爱，支撑甚至重塑了男人们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在中国，表现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却不多。苏东坡写给柔奴的那首《定风波》，也因此值得铭记。

面对苍茫而未知的岭南，苏东坡心里还是有恐慌的。眼前的柔奴，自岭南北归，不仅容颜未曾苍老，反而“笑时犹带岭梅香”，愈发明丽动人。她的笑容，她的回答，一定让苏东坡的内心安稳了许多。“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轻言细语，如醍醐灌顶，一下子点亮了苏东坡的目光，让他的心瞬间开阔起来。眉州固然是他永远的家，但随着命运的展开，家的概念是可以放大的。浮云沧海，山高水长，只要自己能够安心，哪里不可以安家呢？在苦难的黄州，当他开始建起属于自己的小屋，在里面安然地生活，他不已然如此了吗？如此的心境，他早就写在诗里了：

畏蛇不下榻，

睡足吾无求。

便为齐安民，

何必归故丘。

（［北宋］苏轼：《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

齐安，就是黄州。在黄州做一个百姓，也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选择，何必一定要回到家乡呢？

这首绝句，随意中见风趣，我很喜欢，尤其喜欢“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对经常失眠的我，不失为一种诱惑。装修新家时，我就把前两句写下来，挂在我卧室的墙上。

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历史散文集《纸天堂》《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