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出版策划人陈丰人在巴黎，通过越洋微信，我们约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采访，那是巴黎时间上午九点，是陈丰开始工作的时间。
陈丰的父亲是著名学者陈乐民。近期《陈乐民作品新编》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她说这是她今年最值得记忆的事。
陈乐民是一位有着丰厚学养的国际政治与欧洲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潜心于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著名学者，曾任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
在该书的出版前言中，简要介绍了陈乐民先生的一生：1930年生于北京，幼学诗文书画，初中就读于教会学校，打下英语基础。大学毕业后，从事外交翻译工作。1983年，进入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时为西欧研究所），开始全职学者生涯。1991年后，罹患肾病，1998年病情恶化，此后十年，依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陈先生笑称自己的最后十年“有效生命只剩下一半”，但令人惊叹的是，他在学术上的累累硕果，大部分是在这期间结出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一句诗——莫道书生无所施，正可谓他一生的印证。
陈丰说自己和父亲相处最长的时间，也是在他生病之后的时段之内，也是在此期间，才了解到父亲的丰厚思想和学识，了解外界评价中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父亲。
陈乐民、陈丰父女在法国旅游途中
与父母聚少离多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经常跟父母关系不太紧密。”陈丰说自己成人前与父母朝夕相处的日子大概只有两年。父母的大部分时间，“总是出差，做翻译，开各种会，整天忙忙叨叨，晚饭都不会在家吃。也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业务尖子，英文、法文都很好。”
陈丰从小住在外婆家，四岁被送入全托幼儿园。幼儿园之后像个包裹，被东塞西塞：托付给二姨家两年，与父母生活两年，后来搬到三姨家，直到上大学，总算稳定下来。“外婆说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会有福气。父亲上了四所大学，我却先后上过四所小学。比起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在同一所小学就读的孩子，我小学毕业时‘履历’已经挺丰富了。”陈丰笑言。
陈乐民那时的工作属于民间外交，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也陪同来华访问的外宾。“外交就是翻译”是父母的工作给女儿形成的模糊概念。陈丰说：“我父母一直跟国际关系打交道，后来都成为国际问题专家，但我对国际关系不感兴趣，觉得那‘关系’很抽象，很‘冷’。”
改革开放后，陈乐民强烈要求调离外交系统。陈丰后来慢慢知道，父亲始终就是想做学问。“他大学毕业正值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分配工作，没有自主选择权，他是外文系毕业的，就被分配在外交系统工作。所以改革开放后一有可能，我父亲就千方百计要调到当时并不吃香的研究所，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
忙碌的父母给陈丰的“教育”就是散养，“放羊，我们那一代人大都放羊。学习成绩好不好，他们都不过问。反正那时候我们的未来就是下乡或当工人。”虽然父亲经常不在身边，陈丰却并不感到父亲在她生活中缺席。“因为只要父亲在，肯定会抽时间和我聊聊，而且每次出差总会带来小礼物。”
只有一次，陈丰小学四年级时，陈乐民偶然看到女儿的作文几乎每一篇都以“天气格外晴朗”开篇。陈丰说：“我记得我爸看着皱起了眉头，说这写得什么乱七八糟的，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就给我挑一些文章读。我记得有鲁迅的作品。还叫上邻居小朋友，给我们念两段，再讲一讲。可没坚持多久，因为他太忙了。”
陈乐民也给女儿改过两下错别字。“他说，你这字写得有意思哈，一个字的右半边和下一个字的左半边连在一起，你创造不少新字。”陈丰记忆中父亲从来没说过你看你这烂字之类的话，“大概觉得反正无可救药了。”
陈丰对过往与父母的疏离谈不上遗憾，但她觉得如果父亲对她有一点要求，或者有意识地教她一些东西，“强迫”她多读点书，也许对她会更好。“但是父亲的性情就是这样，他从来是不会强求任何事情的。”
陈乐民在中国文化方面的造诣源自家学，幼年丧父，跟随母亲和长兄长大，“他母亲字写得非常好，是他的书法启蒙老师。所谓长兄如父，他大哥传统文化的底子非常深厚，经常辅导他，对他影响很大。所以他的诗书字画，包括后来的外文，都不完全是靠后天吃苦学出来的。他们这代人，其实不只我父亲一个人这样。”
陈丰发现，在陈乐民的老朋友中，有几位具有极好的外文功底，且书画皆通，这些老先生的共同特点是“幼功深厚，再上新学”。这些老先生一般不会强迫别人做事，包括对子女。陈丰有时想：“也许他们这些人反复被‘再教育’，没了教育子女的底气。如果换一个时代，他们会不会像很多家长一样对我严格要求呢？”那是一件完全无法想象的事。
但父亲有一次生了陈丰的气，那是她出国留学时。“我父亲说你应该把《古文观止》带上，我没带。因为第一次出去，箱子老大，已经超重了。当时他没吭声，可后来和我说了这件事，真的生气了！”再回家探亲时，陈丰乖乖带走了两本《古文观止》。回想当时的心境，陈丰坦言，就是不敢不拿。
但陈丰父母，特别是父亲对陈丰的女儿却极其宠爱，“也许是隔代亲，也许是因为退休后，时间多了。每次我女儿回来，我父亲无论手里有什么事都要停下来，就陪她玩，是我儿时享受不到的待遇。”
陈乐民会陪外孙女画画，小姑娘发号施令，“爷爷，你给我画个这个，画个那个。”看到爷爷用毛笔，小姑娘也用。爷爷给她备墨，她抹得再乱七八糟爷爷也笑着看。“我父亲是这样，他不说你应该怎样画，只是说你把哪两种颜色合在一起，那就更好了。所以我女儿跟他在一起‘平起平坐’，特别安静，一下能待两三个小时。”
1990年，陈乐民在法国戴高乐家乡
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文化人的字本来就该拿得出手
陈丰从二十多岁起留学、工作在国外，每年回国探亲，反倒与父母的交流逐渐多了起来。她是从书画开始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父亲性格比较内向，比如写诗、画画生前很少有人知道。那就像他自己的一块自留地，能在那儿他就挺高兴的，默默耕耘。”陈乐民的字好，是公认的。但是字好也无用武之地，也就是“文革”期间单位的大字报经常由他抄，这些事陈丰都是后来才知道，也没太当回事。
陈乐民在十几岁时即办过画展的事，是2008年陈乐民去世后陈丰才从原北大法语专业主任蔡鸿斌教授处得知的。“蔡老师是我父亲的同学、发小。”蔡鸿斌先生记得特别清晰，陈乐民十几岁时参加了一次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的画展，他参展的四幅画是画在绢上的。陈丰说：“这些对我来说都不能想象，他从来就没说过。我成长的年代是‘破四旧’的年代，我觉得他把这一块在内心封存起来了。”
陈乐民重拾旧技，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陈家的条件并不允许他拉开架势挥毫泼墨，但慢慢地，家里发生了一点变化。“那时屋里的墙皮经常东掉一块西掉一块，我父亲常写幅字来贴上，也不裱，说是补壁。”卧室的一面墙外是垃圾站，会反味进屋，陈乐民写一幅字贴在墙上：“斯是臭室，为吾德馨。”朋友到家中拜访，看到“补壁字”很喜欢，陈乐民就写一幅相送。后来常有亲朋好友来跟他要字，理由往往是“我们家墙上也有一裂缝”。
陈丰回想起父亲的有趣之处忍俊不禁，她说：“以前的那种老楼，倒垃圾都通过垃圾道，每一层有一个垃圾倾倒口。有人不留心就容易把垃圾倒在外边，把垃圾口周围弄得不干净。我爸有一次就写了一幅字去贴在上边，‘请大家不要把垃圾倒在外面’，还费心找根小棍子放在旁边，方便人家把垃圾捅下去。垃圾口就在我们家旁边，我们在家就听到有人一边倒垃圾一边说，谁这么漂亮的字往这儿贴啊！”
很多朋友喜欢陈乐民的字画，他生前曾有人提出帮他办展览，售卖作品，陈乐民坚决不干。陈丰说：“他就觉得这事太俗啊！送人行，怎么能沾钱呢？他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书法家，觉得文化人的字本来就该拿得出手。”
当时琉璃厂摊位卖的那些所谓书法作品，用陈乐民的话说“还不如帐房先生的字”，他就更耻于为伍了。送朋友当然挑他自己看上眼的送，结果他逝世以后，北京画院和浙江美术馆先后举办陈乐民书画展时，家人只能联系诸位亲朋好友，把他送出的书画作品借来用，展后再还。“这期间我们也发现一些‘精品’，不只字漂亮，内容也非常有意义。比如他送给原《文汇报》笔会主编刘绪源先生（也已作古）的一幅三米多长的书法，抄录的是胡适用骈体文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
改革开放以后陈乐民的书稿和文章大多用小楷毛笔写在800字的大稿纸上，陈丰说：“他的小楷毛笔相当于咱们的电脑，是他的工具。只有晚年因血液透析左臂造瘘失败，右臂造瘘臂力渐衰以后才改用钢笔。我和我母亲都教过他电脑。开始我还担心他是不是会学得很慢，一教发现他上手非常快。而且原来外交工作中一直要用打字机，所以他打字很快。”但上手之后陈乐民说打电脑没意思，又用回毛笔去了。陈丰印象中父亲打腹稿的能力超强，连母亲都佩服。“我想可能是因为用毛笔书写，不能总是写坏了再抄吧。”陈乐民先生去世后，家人把那些珍贵的小楷书稿都捐给了浙江大学档案馆。
陈丰以前认为毛笔只是父亲的工具，后来却越发体味到笔墨纸砚对于他，实在是修身养性的工具。“他写字画画时，实际上与外界隔离开来，也忘了病痛，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病痛时多难受啊，很多人颓废，或者懊恼、脾气暴躁，他却沉浸在笔墨之中，一旦进入，就忘了不开心的事和病痛。”
在陈丰的印象中，父亲笔头很勤，随时都在写，“他也没有目的，一边读诗词文论，一边把心得写下来，后来也开始就当下的文事、时弊发议论，日积月累就是一摞笔记。”陈丰感叹：“父亲这一代有些人未展示出来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比他们安身立命的饭碗还重要。”
一家四口，左一母亲资中筠，左二父亲陈乐民，左三外孙女丫丫，左四女儿陈丰
幽默感不但可以化解烦恼，而且是一种勇气
在陈丰眼中，父亲做事的风格一贯内敛含蓄，有人愿意给他出书，他也挺高兴，但是很少主动操心出版作品。他的画风也舒朗清新，很少弄得满满的。文章不少，普遍很短，不是絮絮叨叨地说服，非常浓缩，内涵丰富。
在陈丰的印象中，父亲更看中一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他是谁。他在对陈丰少有的“说教”中说过不止一次，最讨厌势利眼和欺软怕硬，所以他对大而满之人一向敬而远之，“他对这种人几乎是生理上的不适应，我母亲不那么敏感，所以遇到此类人和事一般都是母亲应对，我父亲基本一声不吭。”
女儿了解的父亲，始终是一个外表温润、内心清高的人，“他的性情就是，我看不上眼，那就不说话了，很少去怼人。他看上什么人，看不上什么人，心里有一本账，年纪大了以后，就更不想去应付了。”
温文尔雅的性格却有内在的权威性。陈丰最怕父亲不说话，“他会不高兴，但从来不高声训斥，我从小就特别怕他沉默。研究所的同事们也说，就怕我们老陈沉默。”
但陈乐民远不是板着面孔的老夫子，他的“人缘”与他的幽默感分不开。陈丰说，有什么愁事跟他说，他有时一句玩笑话就会让人发现“那都不是事儿”。他对陈丰说：“幽默感不但可以化解烦恼，而且是一种勇气，有时可以让你远离恐惧。”
他偶尔也读中国当代小说，遇到有幽默感的作品会跟远在天边的女儿分享同乐。比如《美食家》刚出版他就托人给陈丰带到巴黎一本，看得游子饥肠辘辘。他也读王朔解闷，“他竟是第一个把王朔作品推荐给我的人。”陈丰说。
陈丰认为父亲有定力，那是有充分的自信和学术根基的缘故。胸中有丘壑，才能不为外界风吹草摇和虚妄的名利地位所动。
陈丰认为父亲在理念上是矛盾的。“以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对西方文明进程的梳理，而且推崇市场经济，就社会发展而言，他的观念是很西化的，是现代的。但是落实到自身修养和情趣，立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
陈丰有时思忖，父亲一生除了与专业相关的学术著作，出书并不主动，似乎总处于被人发现的过程中，而且发现他成就的经常是普通人，这令陈丰心生感动。“记得有一次搬家，所里一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来帮他捆书，看到一堆笔记，翻开来读一读，说太有意思了，您应该发表。然后他就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帮我父亲出了他的第一本散文杂文集。”
陈乐民在世时，不少文字没来得及整理出版，他去世后陈丰动手整理这些未刊文字，开始也没有想过把他的字画整理出版。陈乐民有一口大瓷缸，是陈丰当年从天坛集市买来的。陈乐民写完画完，就随手插在缸里，缸很快被塞得满满的。他留下的字画总有几百幅。陈乐民去世后三联书店的编辑吴彬、孙晓林、杨乐、倪乐等到家里来吊唁，发现了客厅角落里那口大缸里的字画。“她们问那缸里都是什么，一看便惊叹，认为实在值得整理出版。”陈丰回忆。
第一版书画集名为《一脉文心》，三联书店杨乐任责任编辑。陈丰感叹：“说实在的，非常难。就因为我父亲的‘不在意’，所以根本不知道他写了多少，画了多少，而且绝大多数没有装裱。”陈丰说杨乐她们当时非常辛苦，把几百幅字画挑一遍，还要裱糊、高清拍照、编目、录入，“工作量非常大，眼睛都挑花了。”
编辑杨乐是艺术史专业出身，在编辑《一脉文心：陈乐民书画集》过程中，她居然在北京画院找到了陈乐民于上世纪50年代为齐白石手写的奖状。陈丰说：“写奖状这件事我父亲在书里写过。那时他二十几岁，在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要授给齐白石一个奖状，中国代表团领导说陈乐民字好，便让他写奖状。杨乐居然把这个给找出来，收到《一脉文心》里面，后来又收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士风悠长》里。”
文集走亲民路线，是能躺着看的书
在陈乐民生命后期，陈丰才意识到他对西方历史文化的深厚了解。“我知道他当年当社科院西欧所所长时，就不满足于表面化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他觉得单纯的国际关系研究时效性太强，很难深入下去，因此一直提倡年轻学者做欧洲社会文化方面的研究，他自己也是沿着这条脉络一直往下走，一直深入到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国际关系方面的专著此次未收入本套文集，因为学术性太强，对行外人来说可能比较枯燥。“这套文集走的是亲民路线。”陈丰说。
《陈乐民作品新编》的装帧设计也亲民：小开本，米黄色软皮封面，沉稳温润的手感。巴金纪念馆馆长周立民说，这是能“躺着看的书”。陈丰觉得此设计很贴近父亲的气质，“如果做成精装硬本反倒不像他了。”
说到新版书，陈丰一再提到责编陈卓。
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陈乐民作品全集》头版售罄后，未再加印。2018年，东方出版社编辑陈卓找到陈丰，他读过陈乐民先生的很多文章，陈乐民是他格外尊敬的学者。当时陈丰自己没有信心，她想，父亲已经去世十多年，生前就不曾大红大紫，到底有多少人会读他的书？陈卓则格外坚持，认为非常有价值。
出版文集在陈乐民去世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定了下来。之后陈丰配合陈卓补充资料，重新修订，《新编》比三联版增加了十几万字内容，一部分有关西方文明，另一部分是散文、杂文，两方面内容平行交叉，且每本书都有内在联系。
因为身在巴黎，路途遥遥，至今陈丰还没有亲手触摸到父亲的作品集。“寄给我的一套应该还在路上。疫情时期情况特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
令陈丰欣慰的是，这套书三四十岁年龄段的读者为数不少。她感慨：“三联版的读者很多是了解陈乐民的人，而这一版距他离世已经十二年，现在的读者很可能不知道陈乐民是何许人。如果读者群年龄段降低，而且仍觉得他的作品有价值，反而更有意义。”
陈丰有意将低调父亲的所有作品整理出来，最初只是觉得只有如此才对得起父亲，对得起自己。她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在父亲生前再多跟他聊一聊，很多想法再深入谈一下，该多好。”
陈丰的性格有些受父亲影响，作为一名出色的出版策划人，她欣赏那些默默无闻的优秀编辑，佩服他们的眼光和能力，把书交给信得过的编辑后便不干预其工作。有人说做书是“为人作嫁”，她不觉得是被迫，而是一种选择和乐趣。当年父母无意中笑谈李慎之先生对他踏踏实实做编辑的二女儿的评价是“胸无大志，国家栋梁”，这句话成了陈丰的座右铭。她从此不再为“胸无大志”自责，认为能做点事，把一些前人和当代有价值的著作和思想保留下来，传播出去，就很有意义。
供图/陈卓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