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线上读书会
时间：2020年6月7日晚7：00
形式：腾讯视频会议
嘉宾：周思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学者
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阎京生军事史专家，“战争史研究”系列丛书主编
刘鹤作家、军事历史学者
主办：以明读书会、汉唐阳光
是军事征服政权
还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主持人：周思成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元史、民族史和军事史，通晓英语、法语、德语，还能阅读日文、蒙古文、波斯文等十来种语言文字。今晚要探讨的《规训、惩罚与征服：蒙元帝国的军事礼仪与军事法》是他的第二部作品。
周思成：这部作品是我的博士论文经过比较多的修改，最后作为一本书出版，主要从军事礼仪、军事法角度入手研究蒙元军队。我想从这两个之前中国和西方学者都没有太关注的角度，重新勾勒蒙元军队的精神和组织状态。
我这里主要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要关注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的军队在游牧历史上是典型还是特例？蒙古人及其强敌；蒙古军队横扫欧亚的比较优势。
在20世纪之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对蒙古帝国的评价是非常负面性的——文明之外的野蛮人，是文明的破坏者也是毁灭者。但是从21世纪开始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将蒙古时代作为世界史上非常重要的时代，有一些学者将其勾画成一个有着多元认同、多元族群、商业繁荣、文化自由、宗教宽容的时代。认为蒙古之前欧亚大陆是彼此分离的，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交流也不是很频繁，而从蒙古帝国进入到后蒙古时代，很多帝国深受蒙古影响，尤其对今天中国的疆域、民族形成影响巨大。它的形象在慢慢抬升。
出现这样观点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把今天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很多正面价值，比如贸易自由、宗教宽容等等，投射到了过去。这些是不是蒙古帝国的真正面目？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之前觉得，是因为有了工业革命、民族国家，形成一个世界市场，最后形成一个不平等的、有中心和外围的世界体系，这样才叫全球化。但现在有更多历史学家认为，有一个前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由蒙古帝国开启的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没有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中心和外围。
真正的蒙古帝国究竟是军事征服政权，还是没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我觉得还是应当去反思一下。
通过消灭花剌子模
萌发征服世界的野心和使命感
张帆：思成这本书很有价值，他在书的序言中写到了，以往我们对游牧民族的有些认识误区，比如“一盘散沙”，打仗即兴，自由发挥；个人能力很强，组织管理不一定很到位等等。至少在史料中缺乏这方面的正面记载。
思成这本书对于蒙古这方面问题做了相当全面系统的研究。这个研究难度很大，因为材料特别零散，光靠汉文史料解决不了问题，大量信息在西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以及其他语种）的史料里。因为蒙古征服范围特别大，横跨欧亚大陆，只有把有关记载，特别是军事方面的，都搜集汇总在一起，进行综合的整体研究，才能够看出蒙古军礼、军法方面的系统，比我们想得要复杂，这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如果真的是一盘散沙，完全靠自由发挥，不可能打出这样的大帝国。
思成提到一个问题：蒙古帝国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特别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里，算是特例还是一种常态？我个人感觉蒙古一开始属于常态，但第一次西征结束之后发展就不同了，它形成特例了。没有哪个民族像它活动范围那么大，征服那么大的地区，这是和之前、之后民族都不同的。
一开始它就是北方草原民族。注意蒙古的发源地，一开始崛起的地方比较偏东，跟金朝有长期纠缠不清的关系，起来以后第一个目标是打金朝。打西夏也是一部分，但打西夏有相当大的目的是为打金朝练兵。然后和以前那些朝代一样，起来之后南下，但南下过程中突然调了方向去西征。这个事情是偶然因素造成的，就是花剌子模边境大将杀死了蒙古商队，后来花剌子模又杀死了蒙古的使者，这一下把蒙古给惹恼了，成吉思汗决定去西征。
蒙古发展过程中征服花剌子模是很关键的转折点，如果这次没有征服成功，以后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但征服了花剌子模以后，蒙古当时的心态变了，我们可以发现其自此以后的打仗没有具体目标，就是为打而打，见谁打谁。这种情况以前草原游牧民族没有出现过。
一般草原游牧民族战争有几个起因：一个是报仇，以前有过什么恩怨；一个是掠夺。蒙古后来的西征没有报仇的因素，因为对方都不认识他们。掠夺也不是特别重要，因为掠夺的已经相当多了，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发动了西征，而且那个架势是要征服全世界——通过消灭花剌子模萌发出征服世界的野心和使命感。这个情况别的游牧民族没出现过，是非常独特的。
我们觉得蒙古征服世界是很大的奇迹，清朝征服全中国以及后来建立大清的疆域也是相当大的奇迹，因为清一开始太小了。这些方面都非常值得深入研究。思成还年轻，将来可以做很多工作，其他青年学者和爱好者都可以在这方面做探索，很有意义。
蒙古人比之遇到的任何一个强权
都军纪更严明、军法更严酷
阎京生：以前读日本的陈舜臣谈成吉思汗，也提到花剌子模偶然事件给蒙古帝国发展造成很深远的影响。因为蒙古在南下进入中原之前，接触到了同样质量很高的包括中东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文明，所以南下之后没有像之前匈奴、鲜卑、女真被高度繁荣的中原汉文明所震撼，或者同化或者心醉神迷。对蒙古人来说，这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处是避免了汉化，不好的地方是保持了很多草原民族原来固有的成分，包括从明朝初年退到北方之后，很快放弃了元朝的制度和文化。我觉得从这方面讲，蒙古的征服力跟其他南下的草原游牧文明不能够相提并论，有它的特殊性在里面。
刘鹤：之前很多人（中国的、西方的）简单地把蒙古人跟以前的草原游牧帝国对应起来，认为他们的军事技术还有战争手段都是一样的——野蛮人骑马射箭，摧毁文明，杀戮人口，抢劫财物。但实际上如果深入历史的细节去看蒙古帝国，会发现它跟以往草原的游牧政权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样的刻板印象，认为是生活环境或者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使蒙古人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里面涉及一些战争心理学。不管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认为被一个空前强大的势力打败，不是自己技不如人，而是器不如人，对方骑射太厉害，马太多了，弓太强了。但如果仔细研究过蒙古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蒙古人采取的所有武器装备都没有高出周边文明的技术水平，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对另一个势力形成军事技术上的压倒性优势，不管是中央集权帝国比如金朝、宋朝、西夏，还是一些封建式国家比如在欧洲的匈牙利。
那么它的优势在什么？优势在军队的组织能力和赏罚机制上。很多人觉得游牧军队军纪很散漫，到一定地方烧杀抢掠。但是实际上蒙古人比他遇到的任何一个强权，不管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式的，军队的纪律都更严明，军法都要更加严酷。
而且蒙古军队的组织方式或者战略战术并不是进入中原之后学来的。蒙古内部战争早期包括十三翼之战（奠定成吉思汗崛起的战役）里，军队已经表现出很高的组织程度和战略战术能力，大兵作战的能力是一开始就有和后来锻炼出来的。一开始的能力从哪儿来？通过阅读《蒙古秘史》，我觉得是从蒙古人始终不断大规模围猎行为中锻炼出来的。狩猎是古人军事活动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蒙古军队不作战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只做两件事：一种是大规模狩猎，一种是大规模宴饮。前者是一种军事训练，后者是军事犒赏、军事赏罚的一部分。这两个活动对军队组织都非常重要。
蒙古军队组织能力强到什么地步？1241年速不台率部进攻，翻越喀尔巴阡山，一天一夜，整个蒙古大军几万人在雪地里走了180英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军队组织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包括《孙子兵法》里说的救急补给能力，同样也是所有对手不具备的。
每完成一次征服
军队就完成一次进化
刘鹤：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或者特点，就是蒙古军队是处在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战略战术、武器装备不是一成不变的。西征军从蒙古草原出发和到达布达佩斯城下，如果我们是古代人，应该可以看到这支西征军从外貌上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为什么？因为在征服路上，每征服一个文明或者每征服一个政权就吸收其所有的军事上的精华。也就是说，每完成一次辉煌的征服行动，每取得一次重大胜利，军队就会完成一次进化，出现在下一个新敌人面前时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武器和东西。
刚才周老师提到金帐汗国（术赤兀鲁思）在1348年攻打热那亚时，在其黑海沿岸殖民城市干了什么事。蒙古人当时已经认识到黑死病（腺鼠疫疾病）对农耕民族和定居在城里的民族有毁灭性的打击，就用配重式投石机把患了黑死病的死者尸体扔到卡法城里。金帐汗国的文献记载了这种战术，说旱獭从地底下带来了阴间的阴气，人吃了旱獭之后脖子上起肿块，几天之内就吐血而死。蒙古人一旦认识到黑死病的症状和传染性，立刻把它的军事价值予以发挥。欧洲人再通过威尼斯和热那亚商船把病毒带回亚平宁半岛，最后导致黑死病在欧洲流行开。
我想通过蒙古军队多变的武器配置和很强的学习能力、不断的自我更新能力说明一点：蒙古军队一直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且分布在不同地区的蒙古军队有完全不同的风格。但是它的军事技术和军事惩罚机制是一样的，哪怕在蒙古帝国解体的很多年之后的后蒙古帝国时代，在中亚蒙古帝国的孑遗还在沿用蒙古军队的礼法。
主持人：蒙古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强大的吸收能力呢？是因为文化本身，还是后来形成一种内部机制？
阎京生：我觉得就是一种滚雪球的心态。可以拿二战后的美国在科技、文化、文明方面的吸引力跟当时兴起的蒙古帝国做对比。二战之前美国的吸引力对欧洲普通穷人来说很大，但对于学者很小。二战之前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是德国。但是二战之后，美国通过二战提升自己的地位，有文和武两方面的霸主地位，自然有很多人投靠它，有一种追随老大的心态。
蒙古崛起也是这样，通过不断征战，随时吸收，留下来有用的人，挑选有用的工匠或者谋士，包括主动投靠的很多汉人谋士包括基督教谋士。
主持人：有读者想请老师们讲讲文化和民俗等在蒙古军队征战中所起的作用。
阎京生：他们还是草原游牧民，基于一种比较原始的吸引力——跟着有能力的领导者可以去屠城，可以分到奴隶，可以分到金银财宝。
而之于征服地区，我个人认为这种实力体现在一种比较放任的半自治状态，对当地大贵族、世家包括汉人世侯、江南士族大地主有吸引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元朝灭亡以后很多汉人世族很怀念元朝，尤其是江南，比如苏州、松江忠于元朝的势力很强大，福建也很多。所以明朝有很多税收压力很重的地区，其实是惩罚性税收，不光是江南苏州、松江有，陕西一个地方也有，就是为了惩罚当地这些人忠于元朝。
元朝统治对既得利益者来说有吸引人的一面，比如江南税收是元朝最轻，张士诚时期其次，明朝时期最重。被征服之后只要幸存下来，其统治对幸存者有一定吸引力。
游牧生活方式本身
就不太适合瘟疫的传播
主持人：蒙古军队在征战过程中如何应对传染病的暴发？
周思成：现在医疗社会史或者疾病史研究15世纪之前的历史，最大问题是史料记载很少，很多东西不清楚。
比如除了欧洲的黑死病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是1232年“汴京大疫”。金朝南渡之后，都城在南京（今天的开封），这一年的4-6月之间城内发生了很严重的瘟疫，蒙古人攻了两个星期的城。解除围城之后，金朝从四个门运出去的感染疫病而死的人的尸体，据说有百万之多。
当时城里还有后来在金元之际比较有名的中医记载，中医只能拿它当作伤寒或者节气不调。到底是不是蒙古人带过去的黑死病？现在医疗史研究者根据当时城内医生描述的症状，觉得不是。可能是由于当时黄河决堤和各种情况引起的细菌感染，包括围城对人生理和心理的考验。
“汴京大疫”对蒙古军有什么影响？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一条史料，后来一个金朝人对金朝皇帝说，在河南附近一个城市遇到蒙古军队，速不台麾下病死的人也很多。“汴京大疫”不仅传染给金朝军队，也传染给蒙古军队，蒙古军队如何应对这件事情，包括瘟疫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基本上无法通过史料得到证实，这是最大的问题。
刘鹤：蒙古帝国征服的大部分区域，我专门去过，我的路线跟它往西征服的路线相似，从我国内蒙古东部出发一直横穿整个蒙古高原，然后到新疆的阿勒泰，然后进入中亚，向西走到伊朗。
在蒙古国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年蒙古国因为吃旱獭或者土拨鼠造成的腺鼠疫时有发生，但是亡者都是个例，都是外国人。去年七八月份我在蒙古度假，就有一对俄罗斯夫妇在蒙古国玩的时候，跟当地人一起吃旱獭，感染鼠疫就死了。吃旱獭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得鼠疫的人却大部分是从外国去蒙古国的，大部分是外国人或者是外来人。
鼠疫病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是千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于草原上的一种疾病。是不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对鼠疫有一种比较强的抵抗力？另外一个是游牧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不太适合瘟疫的传播。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彼此之间离得很远。当鼠疫这种烈性传染病暴发的时候，有可能还没有从一家人传到另外一家人、从一个部族传到另外一个部族，患者在中途就死了。大自然把瘟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限制在一个家族或者部族里。家庭或部族死绝之后，疾病在草原上就停止传播了。
焚烧战死者遗体及生前所用
是达成军队预防疫病的方式之一
刘鹤：如果我们仔细看瘟疫史记载的草原上的流行病，抛去越靠近现代文字记载越全面的因素来看，会发现明代之后草原上记载流行传染病的记录越来越多，特别是清代蒙古草原上记载流行传染病的情况特别多。为什么？因为从明代开始蒙古人接受了喇嘛教，喇嘛教需要礼拜地点，在草原上要建寺庙，寺庙作为一个人群的聚居点。以前游牧民族不太聚在一起，但是有了寺庙聚集点，很多牧民为了宗教活动的方便会围绕着寺庙形成一片聚集区，这个聚集区跟农耕民族城镇结构很相似。这就使以前不具备传统条件的疾病在明清因宗教的关系具备了传染条件，导致传染病的流行和暴发。
蒙古军队怎么预防自己军队里面出现黑死病造成大规模战斗减员的情况？缺乏相关史料和文字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蒙古军队作战方式的侧面看出，蒙古军队对尸体经常采取焚烧的处理方式，不管是蒙古相关文献还是《蒙古秘史》里面，有很多关于焚烧战死者的记录，这也是预防传染病暴发的一种方式。这个事件可以和后面明清战争中的事件联系起来。
1644年清军入关之前，就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冬天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春天，整个华北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瘟疫。根据明朝人记载，瘟疫主要是颈部和腹股沟起疙瘩，病人在几天之内吐血而亡，这跟腺鼠疫发病的情况很像。有人说很奇怪，为什么明军和闯军都受到瘟疫很大的打击，但是随后入关的清军没有受到瘟疫很严重的影响？
大家知道清军人数相对比较少，如果遭遇瘟疫造成大量有生力量减员之后，对军事征服会是很大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清军在整个征服过程中和蒙古帝国、蒙古军队有一点很像，即满族习俗，人战死之后，把他和他的衣物包括生前用过的东西全部烧掉。这是一种宗教上的习俗，主观上当时人可能认识不到火焰可以消灭致死的微生物，但宗教习俗在客观上阻止了瘟疫的传染。因为缺乏文字记载，只能用明清战争的例子反推蒙古帝国。有可能蒙古军队通过烧掉死者和自身抵抗力比较强的方式阻止了瘟疫的传播，这是我的看法。
整理/雨驿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