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一千馀件文物之中有金银器二百七十多件，这些金银器做工精良、风格多样，多数有精美纹饰并鎏金，高雅华贵、富丽堂皇。其中明显具有一些外来因素，反映了唐代的对外交流，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本文将要介绍的几件鎏金动物纹银盘在材质和制作工艺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可以归为一组。其共同特征：一是材质好、盘体厚重、浅腹、窄口沿，高度在一到二厘米之间，尺寸在十五厘米左右，大小相仿；二是装饰手法相同，仅在盘底中心使用锤揲和錾刻的手法装饰浮雕状动物纹并鎏金，没有其他纹饰和装饰。它们分别是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鎏金熊纹六曲银盘、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和鎏金龟纹桃形银盘。这几件银盘根据外形可分为六曲葵花形和桃形，桃形又有双桃和单桃之别；根据动物纹的特征又可分为想象中的动物，即凤和飞廉；与现实存在的动物，即熊、狐狸和龟，都属于古代祥瑞动物。
葵花形器物在七世纪末开始流行，不仅见于银盘、银盒等器物，在铜镜中更是典型的一种形式。葵花形的器物口沿相比圆形更具有装饰性，葵花被选作器物的口沿和外形式样，可能与其向阳的特性有关。唐太宗在《赋得白日半西山》诗中说“藿叶随光转，葵心逐照倾”，唐代蕃将仆固怀恩以“葵藿尚解仰阳，犬马犹能恋主”之喻表达对皇帝的忠心（《旧唐书》）。何家村窖藏出土这几件银盘中葵花形的有以下三件。
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图1），起初称为鸾鸟纹六瓣银盘。银盘内底装饰一只凤鸟，羽翼张开，长尾向上伸展，鸟头呈一百八十度回转。凤鸟是最具中国传统的祥瑞之鸟，“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魏］王肃注《孔子家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95 页）。传说中少皞立国之时凤鸟出现，帝喾曾令凤鸟跳舞，孔子以“凤鸟不至”感叹周室衰亡。屈原《离骚》中有“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之句。凤鸟是神鸟，关于凤鸟的形象和特征，《山海经》曰：“（丹穴山）有鸟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史记正义》说凤鸟“鸿前而鳞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喙”，但是从考古发现的实物和图像资料看，凤鸟的形象还是鸟形。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凤”字，就像长尾有冠的鸟类（李零《波斯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54 页）；商周青铜器上有大量的凤鸟纹，秦汉有凤鸟纹瓦当。凤鸟作为德治的祥瑞一直深受统治者重视，以凤入年号的例子很多。汉昭帝有“元凤”，汉宣帝以“先者凤皇五至”而取“五凤”，新莽有“天凤”，赫连勃勃建立大夏以凤翔为年号（413），唐高宗“以陈州言凤凰见于宛丘，改上元三年曰仪凤元年（676）”（《旧唐书》）。唐代以凤鸟装饰器物更是多见，形象或单或双。凤鸟与龙相配，龙凤呈祥的吉祥装饰和比喻沿用至今。
图1 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图2），最初被命名为翼牛纹六瓣银盘，内底装饰的飞廉是中国神话中的风神，只是后来不见流传，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认识它。同样是在《离骚》中，屈原说“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解飞廉为风伯，颜师古说“风伯，飞廉也”（《汉书》卷二五上注引）；屈原在《远游》中又说“历太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曾经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大败匈奴，设立河西四郡，也曾派遣张骞凿通西域，第一次通过官方使节建立中西方的联系，开通丝绸之路。晚年的汉武帝一心要升仙，宠信方士，听从公孙卿的建议，在长安兴建飞廉馆以迎接神仙。汉代还有铜飞廉，东汉末年董卓把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等毁坏用来铸钱（《后汉书》）。关于飞廉（也写作“蜚廉”）的形象特征，晋代郭璞说“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汉书》卷五七上注引）；晋灼则说是“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汉书》卷六注引）。何家村窖藏还出土一件飞廉纹银盒，飞廉的形象是马首鸟身，头顶也长一只角，同样是偶蹄形的足。可见，古代飞廉的形象并不统一。在西亚有和飞廉相似的动物形象塞穆鲁，特征为狗头鸟身。
图2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鎏金熊纹六曲银盘（图3），起初称熊纹六瓣银盘。盘底中心装饰一只体态壮硕的熊的形象，从盘的外底锤击使熊的身体凸起，具有浮雕的效果。熊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凶猛动物，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早有体现，有名的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鲧，传说死后化为黄熊。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认为梦见熊可以生男孩，《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又：“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郑玄笺曰：“熊罴在山，阳之祥也，故为生男。”我们知道魏晋以后以打虎赞誉英雄，曹操高陵出土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大刀、短戈）”“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县文化局《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 年第8 期》）的石牌，水泊梁山的好汉武松和李逵都能赤手空拳打死老虎。在西方，英雄则是以狩猎狮子来表现。而在中国秦汉以前，主要是猎熊。夏代的亡国之君桀有勇力，可以“水杀鼋鼍，陆捕熊罴”（《淮南子》）；《白虎通义》卷四“乡射”：“《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为兽猛巧者，非但当服猛也。示当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西汉皇帝有射熊馆，因为皇帝射熊，还发生了冯婕妤替汉元帝挡熊的故事，后来被编入《列女传》。咸阳博物馆藏玉雕文物中有一件汉代玉熊，肥硕圆润，憨态可掬，最为精美。
图3 鎏金熊纹六曲银盘
唐代桃形银盘仅在何家村窖藏发现，堪称孤品。桃是中国传统的植物，《诗经·国风》有“桃夭”之篇，“投桃报李”则出自《大雅》章；《汉书》已经记录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木还能辟邪，《山海经》记载东海之中度朔山上有大桃树，万鬼所栖，神荼和郁垒守之。每逢岁末，国人总将新桃换旧符。在丝绸之路文明交往中，桃是中国的代表性植物，传往西方。在西方竟长出了仙桃，三千年一结果，西王母曾赠予汉武帝（旧题汉班固撰《汉武内传》，四库全书本）。《洛阳伽蓝记》和《酉阳杂俎》都记载洛阳的果园栽种王母桃，又名西王母桃。《唐会要》卷九九记载康国“贞观九年七月献狮子……十一月又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于苑囿”，卷一〇〇“杂录”记载“贞观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以远夷各贡方物，其草木杂物有异常者，诏所司详录焉……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薛爱华认为金桃是“唐朝人民所渴求的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 页），这也是作者将其研究唐代外来文明的著作起名《撒马尔罕的金桃》的原因之一，吴玉贵先生在译本中将其改名为《唐代的外来文明》。目前发现的唐代桃形银盘仅何家村窖藏这两件，不过在银盘装饰纹样中有连续的桃形花结。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图4），造型特征是双桃并列，内有两只狐狸首尾相对，用模具从外底锤击隆起如浮雕。狐狸的毛皮很早就被人们用来做保暖的衣服，《诗经》中就有狐裘的名称。各种动物本是自然界之一分子，人们却分别对待，分出善恶。《说文解字》曰：“狐，妖兽也，鬼所乘也。”六朝以来志怪小说中就有狐狸的故事，《太平广记》中收录了唐代很多关于狐狸的奇闻异事。狐狸也有其优点，《白虎通义》卷下“衣裳”曰：“独以羔裘何？取轻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逊顺也。故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苍，士羔裘，亦因别尊卑也。”同时白狐和九尾狐是瑞兽，它们的出现则被视为吉兆。《白虎通义》卷下“封禅”曰：“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不忘危也。德至鸟兽，则九尾狐见者，九配得其所，子孙繁息也。于尾者何？明后当盛也。”张鷟《朝野佥载·补辑》有唐初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的记载。同时，狐与胡谐音，唐代社会一般称粟特人为胡人。王国维有《西胡考》之大作，陈寅恪先生有关于《狐臭与胡臭》之高论，目前学术界对于粟特研究有很高的热度，堪称显学。在安史之乱以后，胡风受到批评，元稹有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从传统文化对狐狸的认识上，难以理解将其选作纹样的原因。王子今先生将盘中的狐狸从体征上识为獾，獾、欢谐音，进而从图案寓意解释为两欢或合欢，如此则为吉祥图案。
图4 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图5），龟纹与桃形结合就有双重祝寿之意。《大戴礼记》曰：“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龟在商周时期被称为灵龟，用其腹甲来占卜。龟又是长寿的象征，曹操有诗《龟虽寿》。龟的形象大量用于古代社会生活的物品之中，汉代列侯用龟纽金印，铜镜中有龟纽镜，北魏和唐代有龟形墓志，等等。唐代三品官员先用银兔符，后改银鱼符；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鱼符为龟符，久视元年（700）十月命职事官三品以上龟袋宜用金饰，四品用银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又改回鱼符。关于武则天改鱼符为龟符的原因，《朝野佥载·补辑》以为“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该书作者张，生活在唐高宗至唐玄宗朝前期，与武则天是同时代的人，其说应该可信。笔者以为，除此以外，还代表了武则天希望自己长寿和武周政权长存的愿望，在天授之后，武则天又使用了如意、长寿、长安等年号，都有此寓意。虽然龟符仅用了十五年，却产生了一个典故，李商隐诗中用了“金龟婿”一词，就与此有关并流传至今。唐代还有以龟入名的乐师李龟年，因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而千载留名，并因此诗与安史之乱有关，屡屡被提及。其实，与龟相关更有名的是龟蛇合体的玄武，在天文学中指北方七宿，又与青龙、白虎、朱雀并称四神或四灵，代表北方。《礼记·礼运》中称麟、凤、龟、龙为四灵，但是在铜镜和壁画形象中常见的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汉代铜镜中有“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的铭文，玄武和朱雀在唐墓壁画中常被绘制于墓室北壁和南壁。
图5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
制作和使用金银器不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受到西方影响，自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到唐代达到高峰。关于这几件银盘的制作年代，学术界一般认为在盛唐时期，它们都是唐代受西亚和中亚金银器装饰风格影响下的创作。首先是在形制上，将圆形改成当时流行的葵花形，并创造出桃形和双桃形；其次是将装饰纹样换成中国传统的神话和祥瑞动物形象。
学者们将这几件银盘也归为唐代的金花银盘之列，但与大部分金花银盘的花团锦簇、富丽堂皇相比，风格上并不一致。唐代的金花银盘以葵花形为主，还有菱花形、海棠形和圆形；口沿比较宽，盘内或者饰动物纹，或者饰花卉纹，或者是两者结合，口沿也有纹饰，纹饰鎏金；有些还有地纹，显得丰富、饱满、华贵。在装饰动物的选择上，除了凤鸟以外，还有鸿雁、鸳鸯、鱼等，而飞廉、熊、狐和龟在唐代并不流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还没有见到与何家村这几件银盘同类的作品，因此，这几件堪称孤品。期待将来的考古发现，也期待对它们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解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 2020年第5期“特别关注”栏目
（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管理处）
来源：文史知识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