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站，零下49℃，风速4级。”

“厦门，32℃，天气晴。”

6月15日一大早，曾应根还是会习惯性地查阅天气情况，这是他在南极养成的习惯。这一天，是他从南极回到厦门的第53天。“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在南极的中山站越冬。”曾应根感叹，“极夜就要到了，希望‘小伙伴们’一切都好！”

今年33岁的曾应根，出生在福建三明的溪源村。小时候，曾应根负责维修家里那台时不时就会“掉链子”的自行车；而现在，他负责给南极科考队的30多种机械做“保健”。“小时候修自行车可以赢得父母的奖励，现在修机械是为祖国极地科考事业做贡献。”在曾应根看来，“这就是成长！”

南极有座“红房子”

“各位兄弟朋友！2020年再相见！”2018年11月16日19时28分，曾应根在出发去南极前发了一条朋友圈。在之后的525天里，他在朋友圈里一共只出现过12次。他笑说：“南极的网速就和太阳一样，比祖国来得慢了一些！”

离开营地的日子里，曾应根和队员们就住在集装箱里。大小各异的集装箱有的安着6~8人的上下铺，有的放着厨房餐厅设备，有的放着科研用具。这些集装箱都被放在了特制的雪橇上，由牵引车辆拉到不同的地区进行极地科考活动。曾应根告诉记者：“一个内陆考察任务在60天左右，全程基本不能洗澡，只能简单地洗漱，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得靠雪融化而来。”

在南极冰原之上，除了有“冻死人”的冷、“吹跑人”的风和“吸不够”的氧，白雪之下还分布着几十公分到好几米不等的冰裂隙。一不小心，踏入裂缝，就会落进冰冷的海水。曾应根和队员们在南极向前踏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风险。

“每次科考活动回来，只要远远看到我们的‘红房子’，心里就会感觉踏实。”曾应根口中的“红房子”是中国南极考察站，他骄傲地告诉记者，“我们的伙食和网络是南极考察站里最好的。”

为减少“越冬综合症”的发生，中山站2公里范围内可以拨打电话，覆盖3G网络。虽然带宽有限、网速并不快，这里依旧成了南极大陆上的“网络社交会所”。

曾应根说：“在荒凉的极地，比极光更美的，是极地上的中国红。”

“红衣师徒”的传承

出发南极之前，曾应根是厦门有名的“机械专家”。毕业于技工学校的他，2007年到厦工机械工作，长年累月跟10多吨重的装载机打交道。拿着机械图纸在机器上找“穴位”，给机械“治病”是他的绝活。2017年，他凭借这身“硬功夫”，在全国第三届工程机械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中拿到了装载机组别的金牌。

可时隔一年，到了南极，这个“全国冠军”所要面对的就不再只是国产的装载机。国内没有的牵引车，全进口的装载设备……曾应根面对的机械，每一台型号、性能、“国籍”、“病史”都不尽相同，有的甚至连设备图纸都已不全。虽然在出发南极前，他已受过了多次培训，但亲眼看到这些机械的那一刻，曾应根还是“蒙了圈”。

机器上有哪些零件，油路怎么走，线路怎么控制，出了故障怎么解决，这是他在南极每天吃饭睡觉都在琢磨的问题。各式各样的原理图、机械图几乎陪伴他度过了初到南极的每一个夜晚。“幸好，我不是一个人。”曾应根告诉记者，在南极他找到了师傅。

“雪地车开到老发电栋，那边有地沟、吊车设备，维修起来方便。”“在雪地里挖个坑，把雪地摩托架到上面，这样修起来省力。”“雪地维修记得戴上暖宝宝，防冻伤。”同在中山站越冬的厦工机械师肖观清和徐兴生是曾应根的机修师傅。口头传授、现场演示、边干边说……在营地里，经常能看见师徒们顶着风，穿着红色队服在装备旁比划的身影。

忙碌与孤独并存

在南极开展科考或完成物资运载任务，必须利用难得的好天气连续作战，一天15个小时不眠不休、连续工作是机修师傅们的“家常便饭”。

据曾应根回忆，有一次一辆牵引车的减震器故障，营地没有备用的替换配件，他不得不尝试将雪地车橡胶制的履带材料改装成减震器应急。在零下30℃的低温和近30米每秒的大风里，他躺在牵引车底部，在一片片剪好、叠起的履带上打孔，用长螺丝将履带层层叠叠地固定在一起。为了让履带能够贴合车架和车轮间的缝隙，他需要不断修剪、调整履带的形状。修理结束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3点。

在525天的极地生活中，曾应根维修了100余次车辆，接送科考队员完成了200余次外出采样，完成了1700余吨物资的卸运。然而在他看来，比忙碌、熬夜更难熬的是孤独与隔绝。在极夜的日子里，曾应根60多天没见过极地上的日出，看极光、看银河是他对抗孤独的方式；在位于内陆地区的泰山站，每次要隔近半个月才能用卫星电话和家人报个平安；即便是在疫情期间，他也只能透过记录员每天手抄的两三条国内新闻的标题，来了解疫情发展的情况。

3月10日，离开南极的那一天，曾应根专程剃去了续起的胡须，请队员帮着修剪了头发。那一天他和队友们迎着南极的风，最后一次在南极参加升旗仪式。他记得国歌46秒，也记得那一天升起的五星红旗比他在极地看过的极光都要美。

文/记者 李润钊 通讯员 王星乐

编辑/董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