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23:50分,我们乘坐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就像从北京分别登机时一样,我们作为国外入境人员再次与其他的国内旅客分开,率先下机。摆渡车已经停靠在廊桥下方,机场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先上去。趁着还有其他旅客排队,我拉着老婆远离人群并把口罩摘下,痛快地呼吸着午夜里已有些微凉的空气。此时,距我们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已经过去了整整29个小时。
回国还是留守?这是一个问题
在新冠病毒逐步开始了全球侵略战之后,回国还是留守便成为了海外华人们经常会讨论的一个话题。我始终认为,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居住的地域不同,生活状态不同,也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经过分析和讨论之后,居住在伦敦的我们决定尽快回国。之所以选择离开英国并不是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恐惧,而是在疫情从被低估到大暴发后,对英国社会中产生的各种不安定因素以及当时英国政府尚不完善的应对政策的担心。
在与公司沟通并得到了回国办公的允许和支持后,当晚我便和老婆一起在网上搜索国内最新政策和回国机票信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13号到16号这个周末是回国的最佳窗口期。过了这段时间,英国的疫情势必会逐渐暴发,中英两国间的政策也可能因此产生变化,不可预测性较高。所以对我们来说,若走就要立即动身,晚走则不如不走。
在确立了这个大原则后,我们选择了新加坡航空3月16日由伦敦出发,经新加坡樟宜机场转机北京的航班。单张往返票价为1000英镑左右,可退可换,以便灵活调整回英时间。
那时,北京已经开始执行入境人员需统一集中隔离的政策。对此我们并不抗拒[用“并不抗拒”其实更是我们真实态度,如果说“不仅不排斥”,会不会显得不真实?],甚至认为这会更好地帮助我们切换状态。但考虑到我和老婆在落地后的第二天就要开始远程办公,在这一点上,居家隔离会更便利,因为拥有相对独立的办公空间,网络信号也更好。所以,我们的计划是在落地北京后,在检测合格的情况下,适时前往允许入境人员进行居家隔离的成都(老婆的家乡)。
含酒精的消毒纸巾和洗手凝胶也能带上飞机
为了应对如堵车、机场托运、安检排队人数过多等突发情况,我们最终提前3个半小时到达机场。目力所及的范围内,进入航站楼的大部分华人旅客都戴着口罩和护目镜。在跟司机道别时,我从他的眼中看出了很多不解。进入机场之前,我们戴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口罩、护目镜和塑胶手套。
办理登记牌、托运行李
在确认过我们并没有过去14天内的中国旅行史后,工作人员为我们打印了登机牌。我留心观察了一下,这些近距离接触旅客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没有佩戴任何防护措施,这也让我为他们的健康捏了把汗。
安检的整个流程与平时并无不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接受贴身检查时并没有被要求摘下口罩和护目镜,甚至是帽子,不知道这是否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之前不确定是否能带上飞机的消毒纸巾和洗手凝胶(均含有酒精)等也顺利通过了检测,可以携带上飞机。
为了把在飞机上被感染的风险降到最低,我们在出发前定下了“地面进行补给,空中少吃少喝”的策略——绝不能不吃不喝硬扛着,因为增强免疫力才是防御病毒最有效的武器。安检过后,我们便依照计划来到一家超市采购了4条蛋白质棒,4小瓶饮用水和1块巧克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接触,我们选择在候机楼一个鲜有人经过的角落驻足。摘下了口罩和护目镜,洗手消毒后的我们开始了这次旅途中的第一次进食。15分钟后,我们换上了仅有的两个P95口罩动身前往登机口。
飞过武汉上空,我们合目致敬
飞机准点起飞,总时长12小时的第一段飞行开始了。戴着口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反倒是护目镜压的鼻梁骨有些疼痛。机舱内很安静,温度适中,同行的旅客们纷纷睡去。空乘们戴着口罩和手套准备着餐食,我调整好座椅时睡时醒着,心情也从刚上飞机的紧张逐渐过渡到平静。
六小时后,飞机经伊朗飞入阿富汗领空,航程也正式过半。和飞机上很多人一样,我们两个也没有吃飞机餐。老婆饿了的时候走到紧急出口旁的角落喝了点水,吃了两块儿巧克力。后来空姐发放零食时我们要了两个小三明治,准备作为在新加坡落地后的食物补充。
两部半电影过后,当窗外的天空变成淡蓝与有层次的粉橙时,我们终于抵达了樟宜机场。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短暂休息
下飞机后我们立刻发现下一程航班的登机口离我们非常近,之前担心转机时间不富裕的压力也就瞬间释放了。去过洗手间后,我们再次找到了一个角落,迫不及待地摘下了帽子、口罩与护目镜。此时,我们的脸上都已经出现了清晰的勒痕,有些疼。我们尽量慢地吃完了三明治和剩余的巧克力,享受着这难得的轻松。
几次深呼吸后,我们从书包里拿出了新的口罩,连同护目镜一起重新戴在脸上。虽然没有出机场,但下一段航班依然对随身行李进行了二次安检。登机前,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放了中国出入境健康申明卡。
从新加坡起飞后3小时50分左右,我们飞过了武汉的上空。长时间的佩戴让口罩和护目镜在脸上变得愈加沉重。这种痛感也让我们更加真实地体会到了医者们的艰辛,以及那份带着疼痛为病患带去生的希望的伟大。我闭上眼,默默地向他们致敬。
近5个小时、过三道检疫关卡入境北京
时光慢慢融化在云里,随着飞机的下降,自2018年7月份出国后,我终于再次回到了北京。飞机停稳后,我们被要求坐在机舱内等待地面防疫人员的下一步指令。
大概是因为同时抵达的旅客较多,我们在燥热的机舱内度过了三小时后才下飞机。一出舱门就看到“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手持体温枪站在两侧,对我们进行了回国后的第一次体温测量。对他们表示感谢之后,我们终于穿过廊桥,进入了首都机场的航站楼并开始办理入境相关手续。
等待着我们的,是一条长长的入境队伍和三道检疫关卡。
首先,第一位工作人员会帮助你检查出入境健康申明卡是否填写正确;接下来,第二位工作人员对我们的身份信息进行了核实,确认无误后便收走了我们的健康申明卡。整个过程中队伍前进得都比较慢,工作人员全都裹在厚厚的防护服和护目镜后面,时不时回答着旅客的问题。终于,在接受过最后一次红外体温检测后,我们入关了。此时已经是晚上7点,距离飞机降落已经过去了近5个小时。
为了尽快回到成都的家中,我们在手机上立即购买了当晚9点10分的机票。当我们询问在哪里取托运行李时,工作人员向我们索要了航班号码和旅行箱的照片,并告知我们,行李将在统一消毒后,直接转运至下一程航班。这也就是说,我们全程都不能接触到自己的行李。
拖着疲惫的身子,我们再次站在了安检通道前面。和在希斯罗机场安检不同的是,除了工作人员外,整个安检大厅只有我和老婆两名旅客。从境外入境转机的登机路线也和机场其他区域完全切割开来。
在等待起飞的时间里,我们在自动贩卖机上买了水和饮料,并给家人们打去了视频电话。虽然积累的疲劳感开始侵占全身,但心情却放松了很多。我和老婆啃着燕麦棒,几乎是瘫坐在椅子上闲聊着。话题则主要围绕在到底是先吃钵钵鸡、钟水饺、肥肠面,还是冒菜、火锅、夫妻肺片。登机时间又到了,擦了擦脑海中的口水,我们第三次进入了机舱。
北京到成都的飞机比较空,只有大概70个乘客,乘务员们都带着口罩,途中发给了我们瓶装水和小零食。她们把来自重点疫情国家的乘客调到飞机的后排,其他乘客则分散着坐在相对靠前的座位。 途中老婆和一位空姐攀谈起来,那位来自苏州的小姐姐告诉我们国内航线已经渐渐恢复了,但客人仍然很少,每周大概只能值飞三班。
近3个小时又过去了,3月17日23:50分,我们乘坐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下飞机后我们被告知成都的隔离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从3月18日零时起,凡是从重点疫情国家入境成都的旅客,必须入住指定酒店隔离一天,并在第二天接受核酸检测。若检测为阴性,则可以回家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工作人员是个年纪相仿的哥们,他说我们应该是成都新政出来后的第一批,而且英国本来不在这个重点疫情的清单上,当天才被加进来的。
摆渡车没有像通常一样驶向航站楼,而是直接开出了机场。成都的检疫部门专门在机场外的停车场开辟了一个区域来核实每个乘客身份,之后再将我们安排到不同的酒店,等待第二天进行核酸检测。
又是一番身份确认、体温检测,凌晨2点21分,我们终于抵达了要入住的酒店。洗过热水澡后,饿坏了的我们点了两桶泡面,可供选择的口味有且只有辣味的,这也让已飞了一天的我真正意识到,33个小时的辗转之后,我确确实实到四川了[这里提到方便面其实是和下文里有呼应,所以是否可以保留?没别的意思,其实是因为成都的方便面全是辣的,想体现出回到家乡的感觉。。
3月18日清晨,天亮了。窗外一左一右两栋建筑像一堵高墙横亘在我们与外面的世界之间,一种压抑感也油然而生。换个思路看,它既像画框又像取景器,我在脑海中按下快门,把这两天发生的一些难忘的瞬间凝固在记忆里。疲惫和时差把我们死死地按在床上,嗯,能躺着真好。
14天的临时小家也可以有办公区、娱乐区和休息区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不能出房间门,有需求的话每层楼会有志愿者和我们沟通,每到饭点儿,志愿者会把餐食放在门口,敲门通知我们后便立即离去。每当我们打开门,看到地上摆好的水或者盒饭时总会觉得有些奇妙和不真实。当天下午,我们在酒店接受了核酸检测,采集咽拭子的过程和检查扁桃体发炎的方法很相似,唯一的区别是把“雪糕棍儿”换成了长棉签。
又过了一天,时间来到3月19日。我们多方咨询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检测结果的通知。后来才知道,没有消息才是最好的消息——得到通知的朋友都是检测呈阳性的,且已经被送去了医院。晚上10点左右,我们接到了武侯区政府打来的电话——政策又有了新的调整:3月18日之后入境成都的人员在接受核酸检测后,即使是阴性也要在酒店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
所有人都不容易,这种时候配合就是最大支持。我们默默收拾好行李,释然地坐上了开往新酒店的大巴车。又到凌晨了,成都的夜还好,没那么凉。进入酒店房间后,我看了看桌子上的辣味方便面,好像什么都没变,也好像什么都变了。
3月20日一早,我和老婆把房间里的家具进行了重新布置,把这个14天的临时小家分为了办公区、娱乐区和休息区。拉开窗帘,老婆静静地看着一架又一架飞机从双流机场起飞、爬升。她转过头问我:“你说疫情什么时候能过去?”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觉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事情,是会作为一次重要事件记录在人类历史上的。说不准下个月病毒就突然消失了,但也没准我们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病毒共存。”
“希望全世界都赶快好起来吧,”老婆转过身,再次把目光投向了窗外。此刻,又一架飞机飞起来,爬升着。
文/鲨鱼,伦敦媒体制作从业者(公众号:鲨鱼频道)
约稿编辑/肖榕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