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武汉女孩董婉婷曾手写下遗书。这位新冠病毒感染者当时走不了路，昏睡一天，醒来后去摸索纸笔，感觉自己正直面死亡的脸孔，在恐惧中落泪。
2020年1月20日，她开始咳嗽、发烧。肺部CT影像是磨玻璃状阴影。她跑过3家医院共计9趟，居家隔离一周半，集中隔离11天，做过4次核酸检测，在重症病房治疗19天，每天吞药40片，有一天抽了11管血做检查。她所在的城市也宣布了“战时”，来自全国各地的超过4万专业医护人员加入了战斗。
3月10日，董婉婷的检查结果达到出院标准，转移到隔离点，核酸检测不“复阳”就能康复回家。在这场求生的征途中，年轻的大四女孩找到了很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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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阴影最初表现为不确定性，悄然出现在生活里。 董婉婷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大，撑满闷痛的胸腔：我是不是也感染了？
她的庚子年始于一场高烧，睁开眼零点已过，量体温，38.8摄氏度。
发烧时，她感觉身体沉重，痛觉尖锐。她疲劳，却连着几晚难以入睡，肌肉骨骼都在疼，尤其是后腰。器官出问题后存在感强烈，那是一种难以向健康人描述的难受——她能感到一边的肺泡似乎没有另一边舒展。高烧几天，潜伏几天，又更猛烈地袭来。中途是腹泻。
武汉人的日历一页页翻向春节，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逐渐增多。董婉婷曾听见路人议论着“人心惶惶”，饺子馆里有本地老人为戴不戴口罩争辩。超市里人不少，不知道是为过年，还是因为“封城”囤货。喜庆的歌曲里，夹杂着一个男声播报：“……提醒您勤洗手……”
下电梯时她遇见快递员，对方没有口罩。她送了一个，“怕传染一个辛勤工作的人”。
她是问诊大潮中的一滴水。1月23日，她曾去武汉同济医院，上午9点到达，拿到900多号，被告知下午4点才有可能看上病。后来她去了普爱医院，随着队伍缓缓前挪等待抽血，挪了3个小时。她没能输上液——输液要去急诊，而急诊人满了。
大年初一，她起了个大早，又到同济医院。病人不算多。她终于做上了胸部CT。下午拿到结果：双肺磨玻璃影。她没有哭，甚至没有表情变化，手是抖的。
等结果的4个小时内她回家吃饭，看了一会儿电视剧《庆余年》。主人公好像又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这段时间她循环播放这部电视剧，平板电脑24小时接着电源。哪怕自己在做其他事情，也需要角色对白的声音填补生活背景。
同济医院开了3针点滴，她没打上第3针。1月25日，武汉市中心城区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她出不了门了。
在医院输液时，她默默观察着四周的人，回家后记录在日记里。她目睹了一场分别：女人带着五六岁的儿子站在一边，男人在另一边。男人叫了一声：“儿子！”小男孩懵懵的，而女人动了动嘴，终于没有靠近。
另一对夫妻对话：“专家说打白蛋白（或为免疫球蛋白针剂，说话者不知道正确名称——记者注）或许有效。”“干吗啊，这得花多少钱。”“倾家荡产也得救你的命。”
“我一屋里人（一家人）都感染了。”她听见一位老爷爷絮叨，“一屋里。我被隔离在汉阳，我儿子在汉口的医院，我儿媳妇被送到武昌了，巧板眼（不凑巧）还都不在一起。”
她听见一个年轻姑娘打电话，猜测那一头可能是姑娘的家人。姑娘说：“你不要过来！我要一个人隔离！我住酒店，去哪儿都行，反正我不去你那里……这是传染病，会死人的！你们是不是非要传染才罢休，我不回来！”
女孩挂了电话，又哭了。手机还在振动，对方又打进来了。董婉婷也开始落泪。
武汉市第四医院她去了3次。第一次，医院无法接诊，正在紧急改造以适应新冠肺炎收治要求。第二次，她在发热门诊见到8名医生、4个诊室、1个分诊台。以分诊台为中心，病人围了好几层，每层都想更靠近中心一步。“平时武汉人都没什么排队的习惯，何况特殊时期。”第三次是1月26日，医院已恢复基本的秩序。一个护士建议她：没有确诊试剂盒，排队没有意义，回家隔离吧。
几个月前，董婉婷对这一年的期待是毕业设计和研究生申请。当时她不知道，大小仅相当于十万分之一粒芝麻的新冠病毒正在悄然飘荡。
很久以后，她才感觉与这座生养自己的城市命运相连。1月23日，她开始高烧的第二天，武汉“封城”了。在武汉市确诊病快速增长时，她的病情加重进入隔离，2月17日作为重症患者入院治疗。3月来临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武汉市新增确诊病例首度跌至两位数。
董婉婷出现感染症状超过两周后，2月8日，中国大陆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感染者33728例，超过“非典”时期最终数据，钟南山通过电视节目发话：不能完全证明拐点到来。武汉雷神山医院也开始使用，当天交付1600张病床。这一天，她接到了一个通知她转移的电话。
到达硚口区隔离点时已是傍晚，这里征用了武汉市第一职业教育中心的宿舍楼。
从一楼大厅往外望，她能看到一轮圆月。上下楼几趟，天色越来越浓重，而“月亮一直在那里”，硕大、金黄、很好看。她想起来，这一天是元宵节，春节过完了。
她记得除夕那天，自己极想看春晚，她已经很多年不看这个节目了。
在独自租住的小房间里，她没吃晚饭就躺下了，用平板电脑观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开场是歌舞《春潮颂》。色彩泼在屏幕上，明星齐唱“正月里来正月正，锣鼓唢呐鞭炮声”。2013年起武汉市重启烟花爆竹燃放禁令，窗外的夜没有声响。大概两个节目后，她睡着了。
2
到隔离点的第一天，工作人员指引董婉婷到一楼的储备间领取被褥等物资，没有陪同她上楼，房间任她挑选自行入住。这个隔离点头一天才开放，她属于第二批住户。她从底层开始找起，因为离一层的工作人员越近，“越方便呼救”。其他病人显然思路一致，她一路找到五楼才见到空房。
这里很安静，她偶尔听见走廊里不知是哪一间的住户在咳嗽，“咳得几乎要背过气”。
如果不考虑身体系统里的病毒，一切仿佛大一新生入学。她跑上跑下，领东西送回房间，铺床烧水。房间四四方方带小阳台，被套床单是折痕崭新的蓝色格子布。
被子发完了，只得要了一床褥子盖。董婉婷穿着毛衣和羽绒服裹在床褥里，一夜睡睡醒醒。她觉得武汉这个冬天格外冷，“也可能是心理原因”。
在普爱医院看病时，医院将发热门诊设在空地上的一处单独隔开的小房子里，屋外排着长队。那天风很大，她里里外外穿了7层，戴着围巾、帽子、手套。她第一次体会到，冷的极致是感觉不到冷了。
为病人安全起见，隔离点的门不允许关闭，门锁锁舌处包着毛巾防止自动带上。小楼立于开发区中，四周一片旷野，风灌进楼来，尖啸着，门也砰砰应和，”简直像交响乐”。有一天董婉婷看见窗外由暖黄转为青白，鹅毛大雪降下来。
从第一声咳嗽到住进隔离点，她始终没有把病情告诉妈妈。得病的女儿认为有必要保护自己的母亲。公共交通停了，妈妈没有车，无法实际帮上忙。她觉得，告诉母亲，只会让她感到无能为力，白白担心。
疫情则将她和爸爸逼到一起。她发现自己得到了机会更新父女的相处模式。她不隐瞒自己来自一个“不太完整的家庭”。父母在她幼时离异。父亲再婚，又有了一个女儿。母亲辛勤工作，她几乎由外婆带大。
在董婉婷看来，爸爸的关心总带一种不由分说的独断。而她早习惯自己拿主意。她追随爱好考入艺术高中，又进入大学的艺术专业。父亲始终不赞成这个决定，觉得不好找工作。“你没有那个天分。”他劝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像刀子一样伤人。
这个冬天以前，父女只在年节见面。已经长大的女儿和中年的父亲已不再发生矛盾，他们维持着彬彬有礼的距离。这一次，董婉婷将自己的身体状况告诉了父亲。后者有私家车，能接送她往来医院，车窗外是越来越空旷的武汉。
董婉婷一度不想再去医院排队了，她感觉到徒劳无功，而身体越来越吃不消。父亲则强烈反对，总逼她打起精神再跑一趟。他想救女儿，以他习惯的那种独断的方式。两人常为此发生争执。
其中一次矛盾爆发于两人的通话中，争到中途，女孩听到，父亲哭了。
这是董婉婷此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眼泪。她发现爸爸竟能在哽咽的同时几乎不受干扰地继续输出自己的观点。这一刻，两个人丰沛的情绪让她“震撼”又“痛苦”。她意识到：天哪，爸爸爱我。
3
她在新闻里看见外面的情况，“江汉路一个人都没有”，这是她打记事起从未见过的景象。她从来没有见过比武汉更“火热”的城市。
2019年，也是这样的冬末春初，她正拿着学校的照相机穿行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这是艺术课程《阅读城市》的实践部分。
建筑是热闹的。武汉，160多年前《天津条约》中增辟的通商口岸，如今对外贸易量稳居全国前四的大港口，“九省通衢”。不同的建筑风格在这里摩肩接踵，她拍下照片去书本中对照，认出广东的、浙江的，还有欧洲的。
现代高楼簇拥着“里分”低矮的红色屋顶。里分是武汉在半殖民统治时的租界，现在的城中村落。“比户相连，列里以居”，“里”，就是家的居所。董婉婷的外婆曾在集贤里居住，那里如今已经拆迁。2019年，她在里分租过一个工作室，从早观察到晚。她发现居民多为老人和体力劳动者，不少环卫工人，带荧光条的橙红马甲在巷弄间隐没。居民楼间各种线缆拉得很低，晾晒的各色衫裤飘飘荡荡。黄猫卧在树影和阳光的夹缝里，斜睨着眼。
武汉人，“口头上总是要轰轰烈烈”。武汉话抑扬顿挫，气势惊人，总是显得“很凶”，“汉口话尤其凶”。江汉路是步行街，人头攒动，招牌霓虹，大喇叭放着流行乐，“好像永远有人在吵架”：顾客为价格吵，行人和店家吵。
董婉婷在里分居住时听到最多的也是吵架，父母妻儿，家长里短。路人悠然而过，不觉得有什么热闹可看。吵过了，饭菜香又飘起来。
在她眼中，武汉充满着“江湖气和烟火味”，“烟火味”直接体现在居民楼的建筑外墙上。
2019年军运会后，市容大大优化。此前，董婉婷常见爬着油烟痕迹的街道和水泥墙面。油烟来自热火朝天的重口味厨房，武汉人是“好七佬”（爱吃的人）。
“好七佬”董婉婷“嘴巴刁”，“被武汉惯的”。她会为一口吃的跑老远，去老通城吃煎豆皮，去利济北路买烧卖。菜刀“咚”地一声剁下鸭脖，热干面“刺啦”一声吸入口腔。“过早”（吃早餐）时她一般不化妆，否则会全部花掉。苍蝇馆子，塑料桌椅，空气炎热，汉口的糊汤粉滚烫。她大口啜饮，“汗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胡椒放得足足的，能把外地人的眼泪辣下来。
董婉婷一直觉得自己不太像武汉人，“说话就不太像，没什么气势”。她觉得自己是“典型的那种艺术生”，内向、敏感，时常担心讲话不如写字表达得清楚。从小到大她只有几个密友，和陌生的世界接触多少让她有些惴惴不安。
在这个火热的城市，她一度有过抑郁的情绪。除了焦虑艺术学习的进展，年轻的灵魂还常陷入宏大的问题。她读加缪的《局外人》，书里的人说，“我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所有的生命无可避免地通向死亡。她审视自己“庸常的、平凡的”生命，问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22岁的女孩还无法给自己答案。
“是爱吗？我不知道。”她说， 即使是在写遗书时，她也没能写下一个“爱”字。
高烧的夜里她想起外婆。武汉人管外婆叫“家家”，她查资料时翻到一首湖北儿歌：摆摆手，家家走，不杀鸡，就打酒。搭洋船，下汉口，吃鸡蛋，喝米酒，买对糍粑往转走……一家熬腊肉，百家香闻够。
她的家家就像儿歌里唱的那样，总有无穷无尽的好吃食，要送给小外孙。董婉婷的幼年在外婆的老房子里度过，初中时她和外婆一起住在表哥家，夜里常常一起睡在表哥客厅的沙发上。
老太太在董婉婷初三时查出晚期癌症，熬过了一场大手术。家人没瞒她，她也没表现出对死亡的在意。手术终于结束，麻醉药力还未退去，阖着眼的老人嘴里嘀嘀咕咕：红中赖子杠——原来已经在梦里打上了武汉麻将。
董婉婷计划在毕业设计里把对外婆从未说出口的感情表达出来。还没动工，她被病毒困在了家里。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有机会毕业，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但某一刻她突然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利用手边有的一切东西”，把毕业设计做出来。
在任何有力气的时候，她开始造纸。用餐巾纸加水溶成纸浆，再一点点塑形，捏合成手边一件外婆衣服的形状。
那是一件褐色的对襟褂子，穿了多年。油污的浸染使得布料有了雕塑的质感。油污来自无数逝去日子的平凡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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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不去考虑死亡，还是想为可能的死亡做准备，让自己能留下点什么。或许两者都有。
疫情来之前，她无数次思考死亡，从哲学或艺术的角度。但这一次，她听见自己脑海里的声音，简单而强烈：我想活。那“庸常的、平凡的”生命，她一点也不想舍弃。
这种欲望一度表现为愤怒。 阳光偶尔露面的时候，这个小病人坐在隔离点的阳台上，裹着带过来的唯一一件羽绒服，捧着鲁迅的《呐喊》。夜里，她反复读北岛的《回答》：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转移到隔离点时，没给她多少收拾行李的时间。她爱旅游，“说走就走”，常备洗漱包和简单换洗衣物，省下的时间用在挑书上。一本介绍哲学基础知识的《大问题》，她大一时就买了，这时才静下心阅读。她试着回答书里提出的问题：如果还有生命还有几分钟，她想打通电话，给谁她还不知道。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闯进这个内向女孩沉默的时间线。
学校的辅导员每天在各个群里转发求救信息，也包括董婉婷的。同学加入了接力，把信息扩散出去，没有人知道传播的哪一个节点最终能帮上忙。越来越多号码触到了她的手机，来自同学，也来自陌生人。人们想知道她状态如何，试图提供帮助。
居家隔离期间，发着烧的董婉婷参与了一次毕业设计的线上汇报。她的导师表达了对她进度的不满，这让她非常委屈。导师一贯严格，在她的眼里近乎“苛刻”。
董婉婷畏惧他，也尊重他。他是《阅读城市》课程的任课教师。在他指导下，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姑娘重新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城市，色彩在她眼前鲜明起来。也是在他建议下，她尝试用餐巾纸进行艺术创作。
董婉婷告诉导师，自己写了遗书。电话那头，接近60岁的老师沉默了很久，对学生说：过60年你再想这件事吧。
后来，董婉婷听说老师去找了学校，近乎愤怒地要求救救自己的学生。
在硚口第一职业教育中心隔离点，董婉婷遇见了在大厅里迎接的救援队队长马于飞、隔离点的负责人。她记得马队长对她说：“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
马于飞是志愿者，湖北荆州出生，在武汉工作，口音模糊地介于这两者之间。如果不是疫情，45岁的他当时应该正在英国过春节，与居住在那里的妻子儿子团聚。他此前承包工程，和政府打过交道，从他们那儿听说了开设隔离点的消息。机票被取消后他想，干脆做点儿什么吧，于是来到了这里。
2月7日开放后，隔离点迎来居住高峰，300多人陆续搬进来。从各个社区驶来的车子，最晚一班常到后半夜3点。据马于飞介绍，这时期来的病人几乎都是疑似，“核酸一测一个阳性”，平均待3天即会转移去医院。
病人们年龄两级分化，年纪最大的超过70岁，最小的17岁。隔离点居住过13个家庭，都是一家子全部感染，被安置在不能接触的小单间里。
马于飞带队的70多位志愿者从早忙到晚，一趟一趟上病区放饭、测体温。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折叠床上略躺一躺。隔离点有一个微信群，病人在其中联系志愿者。然而，老年患者大多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要牙刷、热水，只能等志愿者上门询问。老年人大多有基础疾病，药物也依赖志愿者购买。硚口区当时只有一家药房营业，一天开门几小时。
整栋楼都在对抗着未知命运投下的阴影。13个家庭里，有8家暴发过矛盾，需要志愿者劝架。马于飞和同事还需要特别注意老年患者的精神状况。他们中的一些已表现出自杀倾向，“撞墙的都有”，好在都被及时救下。
隔离点每天有两位医生。医生的来源并不固定，有些来自外省的医疗队，有些是当地的志愿者医生。
董婉婷接受了4次核酸检测。每一次等结果时，她都怀着小小的、几乎天真的期待：也许是搞错了。4次结果，3次阴性。后来的新闻提到，不少新冠肺炎患者存在试剂盒假阴性的情况，要配合影像学结果判断。
她的肺正在“溺水”。求助信息显示，当时的她“明显胸痛，淋巴浮肿吞咽有困难，高烧咳嗽，呼吸急促”。发病1个月，居家隔离一周半，隔离点隔离9天，上报3次身体不适，去医院治疗的机会始终没来。2月11日晚，她写下了遗书。
2月17日上午，马于飞来到董婉婷的房间，帮她拿来一盒纸巾。董婉婷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幸运的转折。实际上，马于飞已经关注她3天了。志愿者告诉他，这个房间的女孩儿不再吃早饭了，他觉得情况不对。
马于飞询问了具体状况，为董婉婷找来了医生。医生判断，已经是重症了。董婉婷不知道外面的情况，马于飞则十分清楚床位的紧张，重症之外还有更重的。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动用了一点私人关系。董婉婷则听说，他跑去防疫指挥部“吵架”了。
当天晚上，董婉婷接到消息，连夜转院，到汉阳区的武汉同济医院接受治疗。直到离开，她都不知道马队长究竟长什么样——防护服遮住了他的脸。
马于飞则忘不了董婉婷看向他的眼神，“那种无助”。这个女孩让他想起自己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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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阳同济，声音和光又回来了。即使到深夜，医院的灯也不会完全熄灭。她能听见医生护士穿防护服在走廊来来去去，那是一种类似挥舞塑料袋的声音，脚步沉重。但这让她安心。
到达医院后，她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确诊新冠肺炎，已经住院。妈妈让她好好养病，语气里没有惊讶。董婉婷突然感觉到，妈妈可能很早就猜到女儿的情况不对，妈妈都知道。
住院的头几天里，她几乎日夜昏睡。治疗的药物带来副作用，呕吐、恶心。慢慢地，她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医生告诉她，在她身体内，年轻的免疫系统正在药物帮助下与病毒对抗。
她开始发现，自己“骨子里终究还是一个武汉人”。武汉人执着，而她如此执着于活下去这件事。
眼前的一切都让她觉得惊喜：窗外的天空，墙上的日影，包苹果的硫酸纸透过光线的好看颜色。这是她第二次体会这种惊喜。在学习《阅读城市》时，她读到一种遗憾：“常见有人卜居一地数十载，阅尽沧桑却熟视无睹，成了久住的过客，到底没有主人的心情。”
绕着梨子的果柄，她一圈一圈写下日期，从发病到如今活着的每一天。她一天要吞下40多片药，抠出一板胶囊，在表面写下自己的隔离日记，又小心塞回去。还有一颗药，她在上面画了一只小小的蝙蝠。
离开隔离点去医院的夜里，导师告诉她：每个人都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
她反复咂摸这句话。医院在病人中招募志愿者协助护士，她犹豫了一整天才去报名。对方很高兴：你是第一个。
这是她从未有过的举动。得病之前，她花了两年才做好心理建设参加班级聚会。她仍旧内向，紧张于人与人的联系，但她已经开始体会到自己需要这种联系，并感谢它。
护士们的任务很重，不仅有医疗上的，还要负责搬运物料、给病人放饭等杂事。防护服笼罩全身，董婉婷一开始分不出他们谁是谁，只能从声音里听到他们的疲惫。后来她发现，防护服遮不住眼睛，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
志愿者大多都是年轻人，她们在身体状况好时尽力协助护士，帮助减轻她们杂事上的负担。妇女节的时候，董婉婷收到落款为“A10病区全体的医护工作者”的信，写在大红纸上，祝“我们科的小美女早日康复”。随信还有一朵玫瑰花、一盒巧克力。
她们制作了一档音频节目，在医院的广播系统中播出。董婉婷负责组织人员。第一期节目里，有年轻人说：除了生死，没有大事。
武汉的春天如约来了。马于飞感觉到气温上升，忙碌时衬衣外罩一件夹克就够了。他所在的隔离点，疑似病例大大减少，入住者身体状况普遍不算太差。任务量减轻，志愿者缩减到了26个。他偶尔会想想疫情结束后，自己能飞离武汉，赶上与妻儿迟到的相聚。
大四学生董婉婷每天都在操心毕业的事情。她计划出国深造，但雅思考试已经推迟，申请学校时需要的作品集还没来得及整理。在病房里，再次向导师汇报毕业设计进度的时间点到了，她从头天夜里就开始紧张。女孩试探着说自己的论文不好写，导师回了四个字：按要求写。
走出医院时，她还穿着那身50天没换的粉红色羽绒服。她位于A10病区的床位空了，病区的墙上留下她和志愿者伙伴们的墙画：一只戴着口罩的兔子。这之前，医院经过紧急改造，墙面刷了一遍白。她给医护写了一封“出院信”，因为慎重，写了3遍，“那些难以想象的艰难，除了你们，谁又知道呢……这个生病的武汉，因为有你们，才有解药。”
她接着写道：“不要麻木！……真实，我们谁也不能逃避它，面对是唯一的解答。”
她还是会时时想起外婆，她的“家家”。外婆术后，她一度担心老人的身体。但一年又一年，老太太坚挺着，照顾孙辈，准备着日日三餐。“心大”，“一个典型的武汉人”。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每年春节前，武汉家庭要腌鱼腌肉灌香肠。这是体力活儿，也是外婆的拿手好戏。手术后，老人再也没做过了。
董婉婷觉得这场疫情永远改变了自己，她“变得更勇敢”了。对于那个困扰过自己的宏大问题，她暂时有了答案。或许，她搞错了顺序：“以前我老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因为我觉得，生命要有意义，然后才会有力量。现在我认为，生命本身就是力量。”
武汉将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而她此刻期待有一天离开，去看看更大的世界——那是22岁的她写在遗书中的愿望。
文/王梦影
编辑/倪家宁
